卷五内篇五申郑

作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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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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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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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042字

子长、孟坚氏不作,而专门之史学衰。陈、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至唐人开局设监,整齐晋、隋故事,亦名其书为一史;而学者误承流别,不复辨正其体;于是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


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所谓以史翼经,本非断代为书,可以递续不穷者比,诚所谓专门绝业,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


创条发例,巨制鸿编,即以义类明其家学。其事不能不因一时成书,粗就隐括,原未尝与小学专家,特为一书者,絜长较短;亦未尝欲后之人,守其成说,不稍变通。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是何异讥韩、彭名将,不能邹、鲁趋跄;绳伏、孔巨儒,不善作雕虫篆刻耶?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若其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后,未经古人论定;或当日所据石室金匮之藏,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属,不尽亡佚;后之溺文辞而泥考据者,相与锱铢而校,尺寸以绳,不知更作如何掊击也。今之议郑樵者,何以异是?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


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


虽然,郑君亦不能无过焉。马、班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固无论矣。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书局自随,自辟僚属,所与讨论,又皆一时名流;故能裁成绝业,为世宗师。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立论高远,实不副名;又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杨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而衡短论长,岑楼寸木且有不敌之势焉,岂不诬哉!


【译文】


司马子长、班孟坚没有复活,作为专门之业的史学便开始衰落。陈寿、范哗以下,某些方面有创获,某些方面又有失误,差不多还可算作名家·到唐代开设史馆设立监修国史之制,整理晋、隋之间各朝的旧事,也把他们的书称为史书;学者错误地继承了唐人官修史书的源流,不再辨别纠正史书的义例,于是古人著书的宗旨便逐渐隐晦不明。至于文学家舒展文辞,默记背诵者精密的考据,他们对于史学,似乎小有补益;但是因循支流却忘记了本源,不知道史学的重要义理,用功越勤,而所获得的见解,也就离古人越远而且更加不合宜。郑樵生于千载之后,看见了古人著述的源头颇有感慨,知道作者的旨意,不光是似辞采为文章,以考据为学问。于是便欲匡正司马迁,用渊博雅正进行补益,贬损班固,讥刺他因袭前人;独自搜集三千年来的遗文旧籍,运用他卓越的见识与独特的裁断,继承通史家的风范,独自进行谋划,撰成一家之言。学者们少见多怪,不探究他的发凡起例,旷古未有的卓绝见识与言论,如何斟酌各种观点材料,进行史学上的撮要删定;而只是摘取他援引材料的疏误,剪裁上还没有确定的东西,纷纷进行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要是再复活过来,这些攻击哪里比得上对着剑环头上的小孔一吹所发出的丁点声音呢?至于二十略中,《六书》、《七音》与《昆虫草木》三略,就是所谓的以史学来辅助经学,本来就不是那些按断代编成、可以无休止地延续下去的史书所能相比的,诚然是人们所说的专门的绝学,是汉、唐时代的儒生所不能听到的。开创制定条例,鸿篇巨制,依据义类进行推求,阐明家学;对于史事则不得不因为此书成于一时,只大略地加以整理修正,原本未曾要与小学专家所撰的专门著作来比长论短,也未曾想要后人墨守成说,不稍作变通。郑氏所救助的在大纲,而后世浅薄者所吹毛求疵的在细微小节上,这与讥讽韩信、彭越这些名将,不能在邹、鲁一带奔走讲学;责求伏生、孔安国这类大儒,不善于撰写辞赋有什么区别!


司马迁的绝学,在《春秋》之后只有他一人而已。其书概括千古,包举百家,只有开创体例陈述要旨,及卓绝的见识等方面,能够追及古代先贤的原意,自然具备了《春秋》学派的要义。至于书中事实的缺乏证据,取舍的不当,议论的不纯,如果他生在唐、宋之后,没有经过古人的论定,或者当日所依据的石室金柜中的藏书,以及《世本》、《谍记》、《楚汉春秋》之类的书籍,没有完全亡佚,那么后世沉溺于文辞与考据的人,一起来一点一滴地进行计算,一尺一寸地进行度量,更不知要作什么样的抨击呢!今天讥议郑樵的人,与此有什么不同!孔子作《春秋》,所记载的史事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之类的,所用的文辞不过是一般史书的文字,《春秋》中所包含的大义,孔子自己说是有所借鉴的。史事就是后世考据家所崇尚的,文辞则是后世文学家所重视的,但是孔夫子所取鉴的,不在那方面而在这里,那么历史学家著述的根本方法,难道可以不追求意义的所在吗?自司马迁、班固之后,历史学家们已经没有卓越的见识与自心独特的裁断,所追求的只在史事与史文上。只有郑樵稍微有点追求史义的志向,而浅陋之徒,却吵吵嚷嚷争个不休。但是根据他们的观点来推论,那么一切科举应试的文章,官吏的簿籍,都明白无误,确实有据,反而觉得比司马迁、班固远为高明。


虽然如此,但郑君也不能没有过错。司马迁、班固都是父子相传,终身担任史官,自然不用说了。司马温公著《资治通鉴》,前后一十九年,修书所伴随着他,自己招聘下属官员,与他讨论修史的人又都是一时的名流,所以他能撰成绝代伟业,为后人所宗仰。郑君区区一人,处于偏僻、简陋的山村,独自从事司马迁、班固以来的学者所不敢做的事,立论高远,实际的业绩与他的名声不相符合。又不幸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对《通考》疏陋的批评反不如对《通志》那样严厉。学识浅陋的人,本来没有确定的见识,随着他人在其中褒扬贬抑,妄自比拟议论,于是把它与分类编排纂辑的类书同日而语,评短论长,本末不分把高楼视如方寸之木,而且还有不如它的趋势,难道不冤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