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内篇三史释

作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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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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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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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692字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放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于文字,犹太宰司会之于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于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问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问礼问官,岂非学于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


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百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


孟子曰:“力能举百钧,而不足举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


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


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译文】


有人问:《周礼》中府史的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的史,有不同的含义吗?回答说:没有不同的意思。府史的史,是在官府中担任文书之类差事的平民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书吏。内史等五史,则由卿、大夫、士担任,掌管图书、记录、命令、法律制度等事,就如同现在的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类的官职。所管事务的不同,官位高低的相隔,品类等级的区分,都有天壤之别。但是却说它们没有不同的意义,那是因为它们都主管典章制度,而凭借法令制度保存先王的治国大道。


史负责典章制度而不知道取舍,就像府吏管理钱财货物而不知道计算一样。先王认为太宰制定国家预算,司会评断全年的统计文书,都有调节盈虚,整理秩序的用意,若非有道德有贤才的人,不能担任此职,所以任用卿士、大夫这种有贵族身份的人担任此官。至于管理钱财货物的府吏,支出收人是不敢擅自作主的,但平民百姓在官府中,足以供给差遣而不使人感到缺少什么。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民生之大事,从远大之处着眼;若要问库藏货物方面的详细情况,一定说去找府吏。


五史与文字的关系,就像太宰、司会与钱财货物的关系。典、漠、训、浩,曾巩认为是唐尧、虞舜与夏、商、周三代兴盛之世的文章,携带笔墨记载王事的史官,也都是圣贤一类的人。他的见解可谓是很高超的。五史选用卿士、大夫来担任,推求、探讨精深、隐微的东西;史则主管文告、图书、规程条例、典章制度而不敢擅自作主。然而若问及隐微曲折的掌故,必定说去找史。


孔子说:“对老百姓可以使他们按照圣贤规定的去做,但不可让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先王的道统法度,并非有不同,卿士、大夫能论述先王之道,而府史只能墨守先王之法,人的识辨能力有可以使他们论道与不可以使他们论道的差异,而不是府史之外,另有一种先王之道。孔子说:“姐豆这类礼仪小事,我曾经听到过。”曾参却说:“君子为人处世的行为有三方面应该注重,至于礼仪方面的细节,自有主管人员。”不是曾子的话与孔子的话有什么不同,孔子是在推求先王之道,曾子则恐怕后人拘泥于这些具体之法而忽略了大道。子贡说:“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失传,而是散在人间。孔夫子在什么地方不学习呢,又为什么要有固定的老师呢?''“孔子到了太庙,每件事都要向别人请教。”那么主管的官吏、卑贱的差役、巫祝及各种工匠,都是孔子所求教的人。向老腆问礼、向郊子学习官制,难道不是在学习典章制度吗?所以说道不可以凭空阐明,文章不可以凭空撰述。夏、商、周三代以前,先王之道并没有用“道”来命名,但道却无所不在,这是因为道不是空洞的道理;三代以前,未曾有意把文章当作著作,但文章却为后代所不及,这是因为文章没有空洞的言论。自从官员与老师、政事与教化分离之后,文字开始有了私家的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便与官府的典章制度分道扬镰,进行教化的人也可以离开具体的法而谈论道的主旨了。《周易》说:“如果没有贤明之士探究阐发,《周易》的道理就难以凭空推行。”学者祟奉六经,认为这是圣人通过创立学说来垂训后世,不知道三代兴盛之时,各自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掌故,而并非圣人有意为后世撰写文章。


《礼记》说;“制定礼法,以符合时事为最高原则。”又说:“书写使用形体统一的文字。”意思是重视当代君王制定的制度。学者只诵读先王留下的著作,而不通晓当代的制度,这是把文章当作佩巾彩绣一类的玩物,把学问当作斗奇争异与玩游戏的材料,不再考虑它的实用了。所以大道隐微而难知,士大夫的学间文章,未必能供朝廷使用;法令显见而容易掌握,书吏所保存的掌故,实际上国家制度就保存在其中,也就是尧舜以来历代沿革损益的实际历程。所以若无心学习则罢,君子若有志学习,则一定要探求当代的典章制度以便切合于社会日常生活,一定要探求官府的掌故以便通晓经学所蕴涵的精微之义,那么学问便成了实在的事情,而文章也不是空洞的说教,这就是所说的有本体一定有实用。不了解当代而说好古,不熟习掌故而谈论经学,那么视如佩巾的文章,当作游戏玩的学问,即使极尽精深之能事,它不切合于实用也是确实无疑的。


孟子说:“有个人的替力能够举起三千斤,却举不起一根羽毛;目力能够明察秋毫,却看不见一车柴火摆在眼前。”容易的事情被弄得很艰难,困难的事情却又做得很容易,他们这是没有掌握好权衡事物轻重的准则。学者不了解当代而博通古代,荒于掌故而通晓经学,这是能够胜任《周礼》中卿士所担任的难事,而不知道寻求府史所担任的易事。所以舍弃具体的事物而探求高深抽象的道理,舍弃当代而探求古代,舍弃社会日常生活而探求精细隐微的学问,这都是不知道府史的史与五史的史本义相通的缘故。


以官吏为老师,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旧法。秦朝人有悖于古人的地方,就是禁止《诗》、《书》的流传而仅仅以法律为老师。三代兴盛之时,天下人的学习,无一不是以官吏为老师的。《周礼》有三百六十个官职,关于天道人事的学问已非常完备了。那些格守官职尽心尽责而不败坏上天职能的人,都是天下人学习的老师。东周以后,君主与老师、政事与教化不再合为一体,于是世间的学术,有了私相传授而不完全出自主管的官吏。秦朝以官吏为老师,才开始恢复古代的制度,但人们囿于传统的偏见,反以为秦人不对。秦朝违背古人的地方很多,但仍然有与古代相合之处,那就是以官吏为老师。


孔子说:“生活在当今之世,却要何到古代的治国之道上去,灾祸就会降临到他身上。”李斯请求禁止《诗》、《书》,认为儒生称赞古代而非难当代,他的言论与孔子的话似乎相近,但他的用意却大相违背,后代的君子不可不看清楚。三王各不袭用前代的礼制,五帝各不沿用前代的乐名,不知道礼制以合乎时宜为最高原则而动辄称赞古代,一定不是真正通晓古代典制的人。这是不守法的乱民,所以孔子憎恶这种人,至于殷代沿袭夏代的礼仪制度,就是百代之后也可知道。对古制的废除与增加虽说要随时宜而定,但没听说有鄙薄尧、舜,毁谤指责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而可以达到大治的人。李斯请求禁止《诗》、《书》,君子认为这是最愚蠢的。后世离陶唐氏、有虞氏及夏、商、周三代,则更远了。总之,二朝的典章制度,可以流传后世而达到一时的政治太平,都得到了古代先王治国大道的一个梗概。所以当代的法令制度,官府的掌故,与《诗》、《书》六经所流传下来的东西没有什么不相通的。学者们对当代一窍不通,动辄夸耀自己通晓古代,就好比考辨螺祖养蚕治丝,讲述神农种植庄稼,认为这可以抵御饥寒而不需要衣服粮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