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内篇三史注

作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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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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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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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242字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于天下。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孔子问礼,必于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于一人之手,程功于翰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恽,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于世耳。至于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于文诰案牍之类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于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家。后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牴牾复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于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挥于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于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昭《后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征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


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


【译文】


过去孔夫子撰写《春秋》,修改写定之后,又将微言大义口授给他的弟子。左氏、公羊、毅梁三家为《春秋》作传,因而能够根据各自的所见所闻,阐发经文蕴含的意义,于是《春秋》才明白易晓。诸子百家创建了自己的学说,也有各自的弟子共同来传习阐发,然后他们的学说才得以流传天下。至于史学方面,古人的史职是世代相承的,学习的人必须到他们家中去受业,孔子学习礼制,一定要去请教柱下史老耽。这是因为史学与天、道一样在宇宙间并称为“三大”,不是通过一人之手就能完善的,就能在著述之林中表现出它的功绩。司马迁撰写了一百三十篇的《史记》,《汉书》称之为《太史公》,《隋书·经籍志》开始称《史记》。于是说:“把它藏进名山之中,传给那个能够担当此任的人。”后来,到了司马迁的外孙杨挥才开始传播此书。班固的《汉书》,自从班固去世之后,一时间学者竟然读不懂。于是马融就到东观藏书阁跟随班固的妹妹班昭学习《汉书》,然后《汉书》方才显扬天下。司马迁、班固的书,今天的人见到的都是很详备的,而当时传授此书必有一定的人,受业必定都有师承家法,这是因为古人父子、师徒相传的学问,必定在常法之外别有会心,文字上无法表达的,则通过口授弟子而世代传习,以便永久流传。司马迁的《史记》自裴胭作注以来,班固的《汉书》自应肋作解以来,为二书作注的仍有若干家,都是为了阐发他们的家学。


魏、晋以来,著作纷繁复杂,前无师承渊源,后无弟子传习。而且他们所写的文章,体例既已杂乱,丝毫也没有古人笔削谨严的用意,旨意又很浅显,也没有古人隐晦难明的记述,自然可以凭着他们所达到的水准而单独在世上流传。至于史书的修撰,每个朝代都有专人负责,但是古代史学的优良史法已经失传,只保留了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唯独对诏救文告、公函案卷的分类排比,每月每日记事的先后,可谓是纷烦不堪,而文字也繁芜冗沓,完全失去了司马迁、班固的那种文风。这难道是完全因为作者的才力都比不上他们吗?恐怕也因为史书不再使用注释的体例,其发展势态不得不日益趋向繁富。古人的一部书,传授者有数家;后代合数人之力,共同撰成一种书。传授的人广,那么《春秋》简略与详尽、隐微与显露的笔法就能保存下来;作者人多,那么彼此矛盾、重复拖沓的弊病就会出现。顺水而下渐渐淡忘了它的源头,古代的史学传统如何能够恢复,史书从哪里能够精简呢?因此新、旧两《唐书》的卷峡比《汉书》增加了一倍,《宋史》又比《唐书》扩大了一倍,翻阅的人不胜其烦,传授学习的事业又怎么能不消亡呢?


受业同师而撰述不同,是因为见解不同而分道扬镰;源头纯正而支流相别,是因为历时久远而失去了真貌。《易》有九师之说,《诗》有四家之学,经师林立,各家传授己纷乱不堪。生于三古之后的儒生,能无师自通地从古人那里获取真知,撰成一家之说,又将在人世间徘徊不定,孤独一人而没有同道,竟想抱着这区区之学,期待着司马子长的外孙、班孟坚的妹妹来发扬传播,注定会落得一个空想的下场。司马迁撰写《太史公自序》,大概就是自注的起源吧?《自序》阐明撰述的本意,让读者看出作者取舍的依据,似乎已经在担心后人不明白他所说的,因而特地标明于此。他所说的“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等等,都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宗旨,有的置于卷末,有的冠于篇首,未尝不是在反复地自我说明。班固《汉书》中的十篇年表与《地理》、《艺文》二志都有自注,这又立下了大纲与细目的规矩。陈寿与范哗所撰的两部史书,尚有裴松之与章怀太子为之作注。到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那么杂史一类的著作仍然有子注,这是六朝史学家法尚未消亡的一个凭证。自此以后,史官的职权被分散开了,纪传体史书卷铁浩繁,只有徐无党著《五代史注》,也已经比较简略了,但仍如汽羊一般尚保存有一线生机。而唐、宋其他各家,则茫然不知边际。宋代范冲修撰《神宗实录》,另外又撰写了《神宗实录考异》五卷来阐发《实录》的义例,这是他知道后代没有可以替代的人而自己为它注解应当与《通鉴举要》及《通鉴考异》之类,一同视为近代优良的修史法则。


刘知己的《史通》把补注的体例划为三条,他所说的属于“史传小书、人物杂记”的《三辅决录》、《华阳国志》,与他所说的亲任史职而为自己的书作注的《洛阳伽蓝记》、《关东风俗传》,虽然名义上分为二类,实际上却为同一体例,都是近代史学评论家们不可不急切考察的。只有他所说的属于“思广异闻”的裴松之《三国志注》及刘昭《后汉书注》这一条,仍是史家的旧法,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之类的史注大同小异。


文史方面的典籍,日益繁多,一部新书写成后,那么它所征引取材的书籍,不到数十年便亡佚了十分之五六,宋、元两朝修史的状况仍可查考验证。如果自注的体例得以施行,那么因征引所及而得以保存了前代藏书的大致情况,用它来校正史书艺文志著录典籍的得失,这也是得益于修史方法的一个方面。况且人心日益不古,世风日益颓败,存疑不书的古义听不到,而附会的陋习倒越来越工巧了。在官府机构中修史,只求敷衍了事;私家著述,’则随便粉饰虚美。有的是到窃成书,有的则因陋就简,假使他的手法稍微狡猾一点,都可蒙蔽住时人的耳目,而著述之法则日益衰落。如果能用自注来标明取舍,那么作者见闻的广博与狭窄,功力的稀疏与填密,心术的诚实与虚伪,在开卷之际便灼然可见,而质朴的古风也可以逐渐回复,这又是最为有益的一个方面。那么考查前代,史学家法既如上所述;挨侧后世,关系又如此重大;文字比前人简省而功效却多于过去,还有什么方法比自注更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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