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内篇四繁称

作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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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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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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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4330字

尝读《左氏春秋》,而苦其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此则称于礼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则随意杂举,而无义例;且名字谥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错出互见。苟非注释相传,有受授至今,不复识为何如人。是以后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而独于此事,不复相师也。


史迁创列传之体,列之为言,排列诸人为首尾,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


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齐者,或爵,淮阴侯之类。或官,李将军之类。或直书名;虽非左氏之错出,究为义例不纯也。或曰:迁有微意焉。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必标目以示褒贬,何怪沈约、魏收诸书,直以标题为戏哉!况七十列传,称官爵者,偶一见之,余并直书姓名,而又非例之所当贬;则史迁创始之初,不能无失云尔。必从而为之辞,则害于道矣。


唐末五代之风诡矣,称人不名不姓,多为谐隐寓言,观者乍览其文,不知何许人也。如李曰陇西,王标琅琊,虽颇乖忤,犹曰著郡望也。庄姓则称漆园,牛姓乃你太牢,则诙嘲谐剧,不复成文理矣。凡斯等类,始于骈丽华词,渐于尺牍,而无识文人,乃用之以记事;宜乎试牍之文,流于茁轧,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欧、曾诸君,扩清唐末五季之诡僻,而宋、元三数百年,文辞虽有高下,气体皆尚清真,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开其纤诡之门者,则尽人而有号,一号不止,而且三数未已也。夫上古淳质,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于尊者,多避名而称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号,则何说也?流及近世。风俗日靡,始则去名而称字,渐则去字而称号;于是卑行之于所尊,不但讳名,且讳其字,以为触犯,岂不谄且渎乎?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称号讳字,其不正不顺之尤者乎!


号之原起,不始于宋也。春秋、战国,盖已兆其端矣。陶朱、鸱夷子皮,有所托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诸子,自隐姓名,人则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号也。皆非无故而云然也。唐开元间,宗尚道教,则有真人赐号,南华、冲虚之类。法师赐号,叶靖法师之类。女冠赐号,太真王妃之类。僧伽赐号。


三藏法师之类。三藏在太宗时,不始开元,今以类举及之。此则二氏之徒所标榜,后乃逮于隐逸,陈抟、林逋之类。寻播及于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赐,虽非典要,犹非本人自号也。度当日所以荣宠之意,已死者同于谥法,未死者同于头衔,盖以空言相赏而已矣。


自号之繁,仿于郡望,而沿失于末流之已甚者也。盖自六朝门第争标郡望,凡称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贯,而惟以族姓著望,冠于题名,此刘子玄之所以反见笑于史官也。沿之既久,则以郡望为当时之文语而已矣。既以文语相与鲜新,则争奇吊诡,名随其意,自为标榜。故别号之始,多从山泉林薮以得名,此足征为郡望之变,而因托于所居之地者然也。渐乃易为堂轩亭苑,则因居地之变,而反托于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则因其地,而后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初或有其室,而后乃不必有此室者,构空中之楼阁矣。识者但知人心之尚诡,而不知始于郡望之滥觞,是以君子恶夫作俑也。


峰泉溪桥,楼亭轩馆,亦既繁复而可厌矣,乃又有出于谐声隐语,此则宋、元人之所未及开,而其风实炽于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为号,或取字形离合者为号。夫盗贼自为号者,将以惑众也;赤眉、黄巾,其类甚多。娼优自为号者,将以媚客也。燕莺娟素之类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纷纷称号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惧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屡逸之囚,转卖之婢,其名必多,所谓无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号,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顾一号不足,而至于三且五焉。噫!可谓不惮烦矣。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其有篇名书名者,皆明白易晓,未尝有意为吊诡也。然而一书两名,先后文质,未能一定,则皆校雠诸家,易名著录,相沿不察,遂开歧异;初非著书之人,自尚新奇,为吊诡也。


有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有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有书本全而为人偏举者,有书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学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老子》本元经名,而书尊《道德》;《庄子》本以人名,而书著《南华》之类是也。汉称《庄子》。唐则敕尊《南华真经》,在开元时《隋志》已有《南华》之目。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刘安之书,本名《鸿烈解》,而《汉志》但著《淮南内外》;蒯通之书,本名《隽永》,而《汉志》但著《刚通》本名之类是也。《隽永》八十一首,见本传,与志不符。书名本全而为人偏举者,《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而后人或称《吕览》,《屈原》二十五篇,《离骚》特其首篇,而后世竟称《骚赋》之类是也。刘向名之《楚辞》,后世遂为专部。书名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史记》为书策纪载总名,而后人专名《太史公书》;孙武八十余篇,有图有书,而后人即十三篇称为《孙子》之类是也。此皆校雠著录之家所当留意。已详《校雠通义》。虽亦质文升降,时会有然,而著录之家,不为别白,则其流弊,无异别号称名之吊诡矣。


子史之书,名实同异,诚有流传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兴,皆出后人缀集,故因人立名,以示志别,东京讫于初唐,无他歧也。中叶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标识集名,《会昌一品》、元白《长庆》之类,抑亦支矣。然称举年代,犹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独孤及《毗陵集》之类。或以官名,韩偓《翰林集》。犹有所取。至于诙谐嘲弄,信意标名,如《锦囊》、李松。《忘筌》、杨怀玉。《披沙》、李咸用。《屠龙》熊皦。《聱书》、沈颜。《漫编》,元结。纷纷标目,而大雅之风,不可复作矣。


子史之书,因其实而立之名,盖有不得已焉耳。集则传文之散著者也。


篇什散著,则皆因事而发,各有标题,初无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诗集文,因其散而类为一人之言,则即人以名集,足以识矣。上焉者,文虽散而宗旨出于一,是固子史专家之遗范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为一,则亦雕龙技曲之一得也。其文与诗,既以各具标名,则固无庸取其会集之诗文而别名之也。人心好异,而竞为际题,固已侈矣。至于一名不足,而分辑前后,离析篇章,或取历官资格,或取游历程途,富贵则奢张荣显,卑徽则酝酿寒酸,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标题之录,靡于文辞,篇卷不可得而齐,著录不可从而约;而问其宗旨,核其文华,黄茅白苇,毫发无殊。是宜概付丙丁,岂可猥尘甲乙者乎?欧、苏诸集,已欠简要,犹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刚无理取闹矣。


【译文】


过去读《春秋左传》,苦于《左传》称人的名字没有一定的规律。年幼时称名,二十岁行过冠礼以后便称字,五十岁以后则以伯仲排行相称,人死了则称溢号,这是周朝的制度。这是用于礼节文字中的称呼,而不是史书叙事的体例。左氏却随意错杂称举,没有义例,况且在名、字、溢号、排行之外,又涉及官职、爵位与封邑,一篇之中错杂互见,如果不是有注释相传,有师承受授至今,便再也不知他是什么人了。所以后世的史书没有不景仰效法《左传》的,而惟独对此事不再学习它的做法。


司马迁创立列传的体裁,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排列众人为始末,用来表示与编年传记的不同。但是排列人的名目也有不整齐的,或称爵位,如淮阴侯之类。或称宫职,如李将军之类。或者直书其名,虽然不像左氏那样错综复杂,终究还是义例不统一。有人说:“司马迁这样做隐含着深意。”根据事实忠实地记载下来,善恶自然会表现出来,这是《春秋》的用意。一定要通过所标传目来显示褒贬,难怪沈约、魏收等人所撰的史书,简直把标题当做儿戏了。况且《史记》一七十列传,称官职、爵位的只是偶然一见,其余的都是直书姓名,而且按照义例又不是所应当贬斥的,那么司马迁创始之初,也不是没有疏漏的。」、一定要曲从此事而为他辩解,便会损害大道。


唐朝末年及五代风气诡异,称呼人不用名不用姓,多为一些诙谐的隐语寓言,读者乍看其文,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如姓李的称“陇西”,姓王的标“琅珊”,虽然很怪僻不合情理,还可说是标明郡望;姓庄的称作“漆园”,姓牛的称作“太牢”,则滑稽可笑,不再成文理了。凡此之类,开始兴起于华美的骄体文中,逐渐用于书信与笔记,而没有见识的文人,竟用这类称呼来记事。难怪科举试卷上的文章会演变成“茁轧”之类怪异的语言,而作文之道便陷入一种混乱无序之中。


自从欧阳修、曾巩诸君澄清了唐末五代诡异怪僻的文风之后,宋、元三百多年间,文章虽然有高下忆分,但文章的气势风格都祟尚清新自然,这也足以为后人尊崇效法的。不过宋人自己又另开了一条纤细奇异的路径,就是每个人都有号,一个号不够,而且有的人三四个号都不罢休。上古时期风气淳朴,人只有名而已。周朝祟尚文教,年幼时称名,二十成年后称字,所以身份卑贱的人称呼身份尊贵的,多避开他的名而称他的字,因此说字是用来族表德行的。称字表德感到不足便给他加上号,这又有什么说法呢?流传到近代,风俗一天天颓靡下去。起初则撇开人名而称字,逐渐地又除去字而称号,于是身份卑贱的对待身份尊贵的,不但不能称他的名,而且还不能称他的字,认为称名称字则触犯了尊长,这难道不是对尊长的奉承与袭读吗?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称号讳字,大概这是最不正不顺的事吧。


号的起源不始于宋代,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发端。陶朱公、鸥夷子皮,这是有所寄托和躲避的外号;鹃冠子、鬼谷子等,自己把姓名隐藏起来,人们便根据他们的穿戴和居处而加给他们一个号。都不是无缘无故而起的号。唐朝开元时期,朝廷尊奉祟尚道教,于是赐有真人的称号,如南华真人、冲虚真人之类。赐有法师的称号,如叶靖法师之类。赐给女道士的称号,伽太真玉妃之类。赐给佛教徒的称号,如三藏法师之类。三藏法师在唐大宗时,不始于开元,现在因为按类举例而连在一起。这都是道教、佛教之徒所炫耀标榜的。后来才用到隐逸之士身上,知陈拎、林通之类。不久便在文人之中流传开来。然而这些都出于朝廷所赐,虽然不合法度,但还不是本人所取的称号。揣度当日之所以要赏赐嘉号的意思,对已死的人如同溢法,未死的则与头衔相同,都只是用空言加以奖赏罢了。


自号的繁杂,起源于郡望,发展到后世末流标榜郡望便出现了自号。大概从六朝开始门第争相标明郡望,凡是称呼人名,不用那人所居住的原籍,而只将世家大族显著的郡望冠于名字前,这就是刘知攫之所以反被史官讥笑的缘故。沿袭久了,便把郡望当成当时卖弄才学的词语了。既然把它当做卖弄才学的语言而互相以新鲜为尚,那么就会争奇斗怪,名称随意而起,自我标榜。所以开始的别号,多数是从山、泉、林、数而得名的,这足以证明是从郡望演变来的,而依据所居之地起名的缘故。渐渐地又改为堂、轩、亭、苑,却又是沿着依据所居之地得名的变化轨迹,反过来依托于所居之室的缘故口起初则是依据所居之地,而后却不必真有此地,仅凭个人想象编造山川之名;起初或许还有那个居室名,而后却不必真有那么个居室,仅凭个人想象构筑一些空中楼阁口有识之士只知道人心崇尚诡诈,却不知其源头始于郡望,所以君子憎恨始作俑者。


以峰、泉、溪、桥,楼、亭、轩、馆等为别号,也已经够复杂而讨厌的了,竟然又有一类出于谐声、隐语的称号,这是宋、元人所没来得及开辟的一条路,这种风气实从明代到近日才开始盛行的。有的取同音字为号,有的拆合宇形为号。盗贼自己立号,是为了用它来蛊惑民众;如称赤眉、黄巾,这一类的很多。娟妓歌女自己立号,是为了用它来讨好客人;如称燕、莺、娟、素之类的很多。而士大夫竟然不习惯于本人的名字却纷纷称号,这也是出于不加思考的缘故。


逃亡的囚徒大多要改名,因为害怕人知道;放出去的蟀女必定要改名,因为换了新的主人。所以屡次逃跑的囚犯,辗转贩卖的脾女,他们的名字一定很多,这是出一于无可奈何。文人既然己经在名字之上又叠床架屋而立号,如果要寄托什么意思,不得不如此,一个也己经足够了。但他们用一个号还不够,以至于有三个、五个之多。唉,真可谓不怕麻烦呀!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进行整理的时候,便以篇首的字句作为篇名;不标书名,后世进行整理的时候,便用那个人的名字作为书名,据此可见古人无意于进行标榜。那些有篇名书名的,都明白易晓,未曾有意弄些怪僻奇特的名称。如此说来,一书两名,前后书名的文彩、质朴,不能划一固定,那都是校像家们改变书名而著录的结果。历代相沿而没有察觉,于是书名出现歧异,这原本不是著书的人自己崇尚新奇而有意弄出的怪名。


有的书名本来很质朴而著录时改得很华丽,有的本来很有文采而著录时改成了质朴的,有的书名本来是全称而被人改用偏称,有的书名本来用的是偏称而被人改为全称,学者不可不知道。本来书名很质朴而著录时改得很华丽的:如《老子》本来没有经的名称,而目录书上尊为《道德经》;《庄子》本来是用人的名字来称呼的,而书上著录为《南华真经》之类的,这就是例证。汉代称《庄子》,唐代则下诏羊为《南华真浪》,在开元时期。必隋书·经籍志》已有《南华》的名称。本来书名有文采的而著录时改成质朴的:如刘安的书本来名叫《鸿烈解》,而《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为《淮南》内外篇;蒯通的书本来名叫《隽永》,而《汉书·艺文志》只著录为《蒯通》本名之类的,这就是例证。《隽永》八十一首,见蒯通本传,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篇数不一致。书名本来是全称而被人改用偏称的:如《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一而后人有的称作亥吕览》;屈原赋共二十五篇,《离骚》仅是它的首篇,而后代竟然称作《骚赋》之类的,这就是例证。刘向取名为优楚辞》,后世便成为一个专门的门类。书名本来用的是偏称而被人改为全称的:如《史记》本来是书籍记载的总称,而后人用来专门称呼《太史公书》;孙武本来共八十余篇,有图有书,而后人把十三篇就称作《孙子》之类的,这就是例证。这些都是校撤学家、目录学家们所应当留意的。已详见《校摊通义》。虽然这一也是尚质尚文的盛衰变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所造成的,但目录学家不进行辨别说明,那么它的流弊,便与用别号来称名的怪僻奇特没有什么不同了。


子书与史书,名称与实质的差异,诚然有流传过程中所不能避免出现的情况。集部的兴起,则全都出于后人的编纂,所以根据人来命名文集,以示区别。从东汉到唐初,没有不一致的情况。唐代中期的文人,自己编定文集,往往标明集名,如《会昌一品》、元白《长庆集》之类,恐怕也是一个支派吧。但称举年代,还是可以的。有的用地名,如杜牧《樊川集》、独孤及《毗陵集》之类。有的用官名,知韩握《翰林集》。仍然有可取之处。至于诙谐嘲弄,随意标名,如《锦囊》、李松撰。《忘签》、杨怀玉撰。《披沙》、李咸用撰。《屠龙》、熊峨撰。《警书》、沈颜撰。《漫编》,元结撰。标名纷纭杂乱,而文雅大方的风气便无法再重现了。


子书与史书,根据它的实质而确立书名,是有不得已的地方。文集收录的则是作者分开撰写的传世文章。分篇撰写的文章,都是因事而发,各有标题,原本并没有不辨宗旨的忧虑。所以汇集诗作汇集文章,根据散篇而归类为一人之言,那么根据此人的名字来命名他的文集,也足以识别了。上等的,文章虽然分散但宗旨却出于一个,这固然是诸子、史家遗留下来的自成一家之说的传统。次等的,文字好的荟萃在~起,那也是撰写文章技艺的一种心得。其文与诗,既然各自已有标题,那么固然无须把会集起来的诗文再取一个别的名称。人心好异而争相另标名称,自然已经过分了。至于一个名称还不够,而分纂为前、后集,把原有著作再拆分开来,有的取任官的资格,有的取游历的路线,富贵人则夸耀荣华显达,卑微者则包含着寒酸,巧立名目,强拆字号。于是使得一个人的诗文,而有无数个文集的名称,标题的著录,比文辞更华美,篇卷的记载无法一致,著录也不可能简要;但询问它们的宗旨,查核它们的文笔,如黄色的茅草白色的芦苇,清清楚楚,丝毫不差。这么说此类文集都应该付之一炬,怎么可以把它们随便列入四部之中呢?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集,已经缺乏碗要,但采集的仍然是足以流传的文章。近代的文集,追随前人更加狂乱,简直是无理取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