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内篇一诗教下

作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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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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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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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4986字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于《诗》乎?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


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


惟托于声音,而不著于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


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于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于诗,而为乐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然而独谓《诗》教广于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伪体子书,不足言也,而文集繁,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之文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与闻学《诗》学《礼》之训矣。


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坛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至于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六义之教也,其故亦备于战国。是故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浚流;两汉、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术业,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阐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于《诗》也,而韵言不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于《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于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偕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刘氏勰曰:“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长言咏叹之一变,丽无韵之文可通于诗者,亦于是而益广也。屈氏二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屈原赋》也。《渔父》之辞,未尝谐韵,而入于赋,则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文之敷张而扬厉者,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丘故都,而大启疆宇于东海之滨也。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诗赋论》。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若于列传,自刘知儿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盖不胜其纷纷矣,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来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于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


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集文虽始于建安,魏文撰徐、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集》,犹其后也。而实盛于齐、梁之际;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集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范、陈、晋、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八十二篇矣,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兵书论》。而阖闾以谓“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以下十三篇,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韩非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见其《五蠹》、《孤愤》,恨不得与同时。是《五蠹》、《孤愤》,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吕氏春秋》自序,以为良人间十二纪,是八览六论,未尝入序次也。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与《繁露》并纪其篇名,是当日诸篇,未入《繁露》之书也。夫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裒,体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措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


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此为后人辑定,不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著,则《过秦》乃《贾子》篇目明矣。


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左思著论之说,须活看,不可泥。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则《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标为九乎?《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文选》者,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而淆乱芜秽,不可殚诘;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耶?若夫总集别集之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录选评钞之当否,别有专篇讨论,不尽述也。


【译文】


有人问:像上面所说,夏商周三代以后,六经里只有《诗》教是最广大的。冒昧地问一下,文章的作用,没有比《诗》更大的吗?解答是:难道仅仅三代以后是这样吗?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大。孔子说:“不学《诗》,无法说话。”古代没有个人的著述,未尝没有表达内心的言语。因为凭借着声音,而不用文字表达,所以秦朝时禁绝《诗》、《尚书》,《尚书》缺失有间断,而《诗》的篇章没有散失。后世文字的功效,胜过口耳相传;而古人口耳相传的功效,胜过文字。这就是古今时代不同,事理的趋势也不一样。自古圣王用礼、乐治理天下,三代时文与质的关系,是一致的。在兴盛的时代,典章在官府保存,是礼的实质;思想感情与配乐诗和谐,是乐的文章。等到衰落的时代,典章散失,而诸子用学术争鸣,因此专门的治理方法,都是官府礼法的演变;思想感情放纵,而处士任意发议论,因此百家张扬学说,都是配乐诗的演变。名、法、兵、农、阴阳家之类,是主张实际用处的,叫作专门的治理方法。他们起先各有掌管,因此归属于官,就形成礼的演变。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类,是主张抽象道理的,叫作百家张扬学说。他们的言论没有超出表达思想感情的范围,因此归属于诗,就形成乐的演变。战国时的文章,是上古帝王礼、乐的演变。六经是官府礼法的遗留,这说法也详见外篇《校伴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但是特地说《诗》教在战国广大,是因为战国时专门的学术少,而用纵横术驰骋学说的言论多。后世专门的子书断绝,伪体的子书,不值得谈论。而文集繁多,虽然有纯粹驳杂高低优劣的不同,终究不超出自我抒发思想感情的范围。所以说:后世的文体都在战国完备,而《诗》教在那时可以说是极广大的。求学的人果真能博览后世的文集,而想见上古帝王礼、乐的初始,也许能够有所树立而能谈论,学问有主张就是有所树立,不完全像朱子所说的礼是肌肤筋骨的约束而已。可以让他听学《诗》学《礼》的教诲了。


学者只是拘泥于有声韵的是诗,却不知道抒发感情表达志向、铺陈讽喻、高下起伏、耐人寻昧的文章,都源出《诗》教。因此后世文集繁盛,而杂多的因袭的文章,互相沿用那文体形式,而无从知道文体的纲要。至于有声韵的文,古人不完全与《诗》相通,而后世因袭的诗赋一类,也不完全出自《诗》教。这原因也在战国完备地形成。因此明了战国时盛衰变化的趋势,然后礼、乐的区分可以明了;六经的教化可以区别;一七略九流诸子百家的言论,可以开导源头疏浚河流;两汉、六朝、唐、宋、元、明的文,可以像划分田野一样分别得清清楚楚,官学和私家学术,配乐诗和说词,从口耳相传到用文字记录的变迁,可以轻易地论定了。


《洪范》推演九畴的大中之道,是《尚书》训浩类有韵之文,用来便于诵读,记住而不遗忘。六艾的象辞辅助卦辞,是《易传》有韵之文,用来连通卜、笙,阐发幽隐玄妙的事。六经不是都可以与诗相通,而韵语并不废弃,那么,调谐音律不能被《诗》教独有。历史著作如《左传》、《国语》,学术著述如《老子》、《庄子》,文字追随声律于是和谐,语言应和节奏就协调,难道必定符合《诗》教的比兴吗?焦赣的《易林》,史游的《急就章》,是经部的韵文而一与诗无关二《黄庭经》的七言句,《参同契》的句末字,是子部术数书的韵文而与诗无关。后世各种杂技艺的派别,诵习名目,大多用五言或七言的句子,铺展成歌诀,都因为取其便于记诵,都不符合《诗经》诗人的准则。而文章主旨在一咏叹,内容接近比兴,多的或是滔滔万言,少的或是寥寥数语,不必调谐声韵,而有见识的人赞赏它们是《风》、《骚》的遗留规范。因此善于论文的人,贵在探求作者的意旨,而不可以拘泥于形式。


《传》说:“不歌唱而诵读叫作赋。”班围说:“娥,是从贬诗乡发展出来的支派。汁刘粼说:“《诗》六义之一的附庸扩展成人国。”这大概是长声咏叹的诗歌的一个变化,而无韵之文可以和诗相通的地方,也从这里就更加广阔了。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刘歆、班固著录,称作《屈原赋》。《渔父》的文辞,未曾谐韵,而列入赋体,那么,对文体因袭的流派,不可以不知道它们的变化过程。文章中铺张扬厉的,都是赋的变体,不仅是附庸成为大国,也像陈完的后代,离开故都宛邱,而在东海边大规模开拓疆土。后世各种杂技艺的派别,也采用赋体供习诵,窦衷《述书斌》,吴淑《事奏赋》,振家的《药赋》,占星、占卜、算命、相面的方术赋之类。大概和歌诀一同出了六经范围之外了。然而赋家一流,仍然有诸子的遗意,明明白白地自称是一家之言,其中又各有自己的宗旨。完全不像后世的诗赋一流,拘泥于文辞而没有实质,茫然不能辨别它们的流派。因此刘欲、班固的《诗赋略》划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被确定为三家之学。说详见外篇《校摊略》中《汉志诗赋论》。司马迁、班固的两部史书,对于司马相如、扬雄诸家的赋作,都详尽地登载在他们的传里,自从刘知娄以来,跟着排斥讥笑的,多得不能承受,总之都不是有见识的言论。司马迁、班固的作法,大概是后世史书《文苑传》的开端,而《文苑传》必然搜罗文采的实在踪迹,以此看待范哗《后汉书》以下标明《文苑》却只是叙述文人事略的作法,是远远胜过的。然而汉代的赋,实在不是随便作出的,把长篇赋作收录进全传,能够看出那人的尽力思索,大概与贾谊的疏、董仲舒的策用途不同,而同样主张凭借文章使人名传后世。那么,赋家一流,属于纵横家的派别,义兼有战国诸子的余风,这是他们和后世致力于辞章的文人不同的原因。因此论战国以后的文章,贵在探求作者的意旨,而不可以拘泥于形式。


论文拘泥于形式的弊病,到后世的文集而到达极点。大概编辑的人缺乏见识,也由于不知道古人的流派、作者的意旨,不得不拘泥于形式而论文。编辑文集虽然从建安时期开始,魏文帝编纂徐千、陈琳、应场、刘柏丈成为一集,这是文集的开始。华奥的《流别集》,还在他的后面,而实际在齐、梁之际盛行。古代学术不可能恢复,大概封齐、粱以后完全丧失了。挚虞的《流别集》是后人编辑前人的文集,一人单独成一集,从齐朝的《王文宪集》开始,而昭明《文选》又形成总集的兴盛。范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晋书》、《宋书》诸史,所记载的文人列传,总括那人的著作,必定说诗、赋、碑,箴、颂、课若干篇,而未曾说文集若干卷。那么,古人的文宇零散记述篇章,而不勉强按类区分,可以知道了:孙武的著作,大概有八十二篇,说详见外篇《校雠略》中《汉志诗赋论》,而吴王阖闾说“你的十三篇兵法,我已经看过了”,这是从《计》篇以下的十三篇当时单独流行,而后世才和其它篇合在一起的明显证据。韩非的著作,现在存五十五篇,而秦王见到他的《五蠹》、《孤愤》,遗憾不能和他生活在同时代,这是《五蠹》、《孤愤》当时单独流行,而后世才和其它篇合在一起的明显证据。《吕氏春秋》自序,说良人问十二纪,这是八览,六论没有排列在书中。董仲舒的《清明》,《玉杯》、《竹林》等篇,班固与《繁露》一起记下篇名,这是当时诸篇没有列入《春秋繁露》书中。诸子、专家的书,意旨不涉及其它方面,而篇章编排尚且不可以勉强用类别去衡量,何况文集里所聚集的,体裁不止一种,命意各不相同,不去深求它的意旨如何产生,却想勉强用篇题的外形来拘束吗?


赋排列在诗前面,骚和赋相区别,赋有问答语作为发端,误认作赋序,前人议论《文选》,这些还是明显的错误口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典引》,都是颂类,称述符命用来歌颂功德,《文选》却另外把这种文章作为一类称作符命,那么,王子渊用《圣主得贤臣》来歌颂英才毕集,也应当另外把这种文章作为一类称作“主臣”了。班固用韵语写作,是《汉书》的自序,他说的“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是用来自我说明撰书的本意。司马迁有创作在前,因此自己谦退用“述”。现在在史论之外,另外设立一类叫作史述赞,那么,司马迁《史记》自序所说的“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也应当另外设立一类叫作“史作赞”了。汉武帝诏令策间贤良,就是策问,现在因为出自皇帝的命令,就在策问之外,另外称呼为诏,那么,制策的对答,应当从策类分离出来而另外称呼为表了。贾谊《过秦》,大概是公贾子》中的篇名,今传贾谊斌新书》,开端列《过秦》上下两篇,这是后人编定的,不能当作凭据。《汉书·艺文志》:弓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没有别的论著,那么,《过秦》是《贾子》的篇名就清楚了。因为陆机《辨亡沦》效法《过秦》,就援引左思“著论准《过秦妙”的说法,标明它的体裁是论。左恩“著论”的说法,必须灵活看待,不可拘泥。魏文帝《典论》,大概就像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用“论”作书名。《论文》,是它的篇名,现在和《六代论》、《辨亡论》等篇一同排列在论类,那么,昭明太子自序所说“老子、庄子的著作,管子、孟子一类人,以立意为宗旨,不以擅长文辞为根本”,是他的体例不收诸子的文章,难道因为要采用这篇文章,就可以截取篇章题上“论”名,而改子部为集部吗?七林的文章,都是假设疑问,现在因为枚乘文发问有七次,就标明为“七”类,那么,《九歌》、《九章》、《九辨》也可以标明为“九”类吗?《难蜀父老》,也假设疑问,现在因为篇题有“难”字,就另外立“难”体,那么,《答客难》应当和它编在一类,而《解嘲》应当另外立“嘲”体,《答宾戏》应当另外立“戏”体了。《文选》,文学的标准,集部的准绳,却混乱芜杂,不可以一一责问。那么,古人的流派,作者的意旨,浏览各种文集,有哪个是深入观察而有收获的呢?编辑别人的文章,还没有求得他们的意旨,而聚起自己著作编文集的,为什么接二连三呢?至于总集、别集的体例,编辑、著述的得失,今、古详细与简略的适宜处,录、选、评、钞的适当与否,另外有专篇讨论,这里不一一叙述。


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