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书》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说者谓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惧人有匿志，于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量焉；先王惧世有梦治，于是乎以人官分职，绝不为通，而严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书，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学专其师，官守其法，是绝地天通之义也。数会于九，书要于六，杂物撰德，同文共轨，是达天下志之义也。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氏之初，《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议《左》、《谷》；业韩《诗》者，不杂齐、鲁，专门之业，斯其盛也。自后师法渐衰，学者聪明旁溢，异论纷起。于是深识远览之士，惧《尔雅》训诂之篇，不足以尽绝代离辞，同实殊号，而缀学之徒，无由汇其指归也；于是总《五经》之要，辨六艺之文，石渠《杂议》之属，班固《艺文志》《五经杂议》十八篇。始离经而别自为书，则通之为义所由仿也。刘向总校《五经》，编录三礼，其于戴氏诸记，标分品目，以类相从，而义非专一；若《檀弓》、《礼运》诸篇，俱题通论，则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经通义》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刘向《五经通义》九卷，然唐以前，记传无考。

班固承建初之诏，作《白虎通义》；《儒林传》称《通义》，固本传称《通德论》，后人去义字，称《白虎通》，非是。应劭愍时流之失，作《风俗通义》。盖章句训诂，末流浸失，而经解论议家言，起而救之。二子为书，是后世标通之权舆也。自是依经起义，则有集解、杜预《左传》、范宁《谷梁》、何晏《论语》。集注、荀爽《九家易》、崔灵恩《毛诗》、孔伦裴松之《丧服经传》。异同、许慎（五经异义》、贺玚《五经异同评》。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郑玄《驳议》、谯周《五经然否论》。诸名；离经为书，则有六艺、郑玄论。圣证、王肃论。匡谬、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书》。诸目。其书虽不标通，而体实存通之义，经部流别，不可不辨也。若夫尧、舜之典，统名《夏书》；《左传》称《虞书》为《夏书》。

马融、郑玄、王肃三家，首篇皆题《虞夏书》。伏生《大传》，首篇亦题《虞夏传》。《国语》、《国策》，不从周记；《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贡》，《五行》合《春秋》，补司马迁之阙略，不必以汉为断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离合铨配，推理是视，固未尝别为标题，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议其疏陋，非也。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刘秩《政典》。合纪传之互文，纪传之文，互为详略。而编次总括乎荀、袁，荀悦《汉纪》三十卷，袁宏《后汉纪》三十卷，皆易纪传为编年。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孔■《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三十卷。裴■《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后，皆以纪传一类为正史。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

或以词章存文献，《通选》。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大部总达，意存掌故者，当隶史部，与论文家言不一例。至于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统史》唐姚康复。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史》、宋罗泌。邓氏《函史》明邓元锡，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谯周《古史考》、苏辙《古史》、马■《绎史》之属，皆采摭经传之书，与通史异。范氏《五代通录》，宋范质以编年体，纪梁、唐、晋、汉、周事实。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吕夷简《三朝国史》、王伟《两朝国史》、李焘洪迈等《四朝国史》，以编年体为九朝书。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为代，传统为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寿。薛欧《五代史》，薛居正、欧阳修俱有《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类，虽通数代，终有限断，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统合古今。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缉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日，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夫师法失传，而人情怯于复古，末流浸失，而学者囿于见闻。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应劭《风俗通义》、蔡邕《独断》之类。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程、朱语录，记者有未别择处，及至再传而后浸失，故曰俗儒。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蒙存浅达之类，支离蔓衍，甚于语录。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小史统史之类，但节正史，并无别裁，当入史钞。向来著录，入于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钞，始于《宋史》。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纲鉴合纂》及《时务策括》之类。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为四部，类例显明，无复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则经不为经，子不成子也；策括类摘之淆杂，则史不成史，集不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纷坛杂出，妄欲附于通裁，不可不严其辨也。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后人并省凡目，取便检阅，所以入记诵之陋也。夫经师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费直之《易》，申培之《诗》，《儒林传》言其别无著述训诂，而《艺文志》有《费氏说》、《申公鲁诗》，盖即口授章句也。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袭讲义，沿习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说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书出而舛讹莫掩。记诵之陋，漫无家法，易为剽窃也。然而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何谓免重复？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胜国无征，新王兴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窃，新主前驱，即一人也。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程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何谓均类例？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天文》，不载推步；《唐书。艺文》，不叙渊源。依古以来，参差如是。郑樵著《略》，虽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书七音，原非沿革，昆虫草木，何尝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隐括。《隋书。五代史志》，梁、陈、北齐、周、隋。终胜沈、萧、魏氏之书矣。沈约《宋志》、萧子显《南齐志》、魏收《魏志》，皆参差不齐也。何谓便铨配？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推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于臣下，则约略先后，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诸臣之上，以为识别。欧阳《五代史》，始标别朝代。然子孙附于祖父，世家会聚宗支。《南、北史》王谢诸传，不尽以朝代为断。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

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谓去牴牾？断代为书，各有裁制，详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牴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于范；二刘始末，刘表、刘焉。范异于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

何谓详邻事？僭国载纪，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国载纪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东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也。凡此六者，所谓便也。

何谓具剪裁？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乎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

何谓立家法？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凡此二者，所谓长也。

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详《列女》篇。《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通志》汉、魏诸人，皆标汉、魏，称时代，非称史书也。而《史记》所载之人，亦标《史记》，而不标时代，则误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何谓忘题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题朝代，其别易见。臣下列传，自有与时事相值者，见于文词，虽无标别，但玩叙次，自见朝代。至于《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谓弊也。

《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通之谓也。古人离合撰著，不言而喻。汉人以通为标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则其体例，盖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刘秩《政典》为未尽，而上达于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赵宋一代之掌故，亦标其名谓之《国朝通典》乎？既曰国朝，画代为断，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义者也。六卿联事，职官之书，亦有通之义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职守，亦名其书谓之《宪台通纪》耶？又地理之学，自有专门，州郡志书，当隶外史。

详《外篇。毫州志议》。前明改元代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所隶府州县卫，各有本志。使司幅员既广，所在府县，惧其各自为书，未能一辙也，于是哀合所部，别为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县卫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县、山、川、人、物，分类为编，以府领县，以县领事实人文，摘比分标，不相联合？如是为书，则读者但阅府县本志可矣，又何所取于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领，不过数十州县，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为虞，良由识乏通材，遂使书同胥史矣。

[译文】

《周易》说：“只有君子才能通晓天下人的心志。”解释的人认为君子以文明为德，在赞同、应和他人的时候，能以中正之道洞察天下人的心志。《尚书》说：“于是命令羲、和，断绝天地相通。”解释的人认为这是为了使人与神不互相千扰，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先王担忧人们会把自己的意志隐藏起来，于是以文明之德来治理天下，通晓明了人伦之理，扩大人们与人和谐相处的心胸。先王害怕天下出现混乱的世道，于是把人和官的职责分开，绝不相通，严防出现专横跋息的局面。自从六卿分管诸事，五史负责文字，五史指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学业的传授有专门的老师，官员各守其法，这就是隔绝天地相通的意思。算术总合起来有九种，造字之法概括起来有六种，错杂各类事物、一二一列出众人的德性，书写用共同的文字，车辆规定统一的宽度，这就是通达天下人心志的含义。孔夫子死后精微的言辞就断绝了，七十弟子死后孔门的微言大义便出现了错乱。汉代初兴，《春秋》分为五家，《诗经》分为四家，但是研究《公羊传》的学者，不谈论《左传》与《谷梁传》；传习《韩诗》的，不参照《齐诗》、《鲁诗》，专门的学业，这个时期最为昌盛。自此以后，师承之法逐渐衰落，学者的聪明才智往旁门左道上溢出，奇异的言论纷纷而起。于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担优《尔雅》这种训话书籍，不足以穷尽远古时代不同的词语以及实质一样但名称不同的词，从事编纂前人旧文的人无法融合前人的宗旨，于是总括五经的要义，辨别六经的文字，汉代石渠阁诸儒讨论经义而形成的《五经杂议》之类，班固《汉书·艺文志》载：《五经杂议》十八篇。开始脱离经书而独自为书，这是“通”作为书名使用的开始。刘向汇集五经进行校理，编次三《礼》并撰写提要，他对戴氏的各篇礼记，都标明所分的类目，按类编排，意义上不专一的，如《檀弓》、《礼运》诸篇，都题为“通论”,“通”作为确定的名称由此变得显著起来。《隋书·经籍志》有《五经通义》八卷，注：梁朝有九卷，未题撰写人的名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有刘向《五经通义》九卷，但唐代以前的记传没有记载无法考察。

建初时班固秉承汉章帝的诏令，撰成《白虎通义》；《后汉书·儒林传》称作《通义》，班固本传称作《通德论》，后人省去“义”字称作《白虎通》，是不对的。应韵为时人的阙误而忧虑，所以撰写了《风俗通义》。大概章句的讲解与辞语的训释，后世末流逐渐迷失了方向，因而自成一家的解释经文、论说经义的著作便出来进行拯救。班、应二人的书，是后世著作标“通”的开始。自此之后，依据经文解释阐述的，有“集解”、如杜预的《左氏经传集解》，范宁的《效梁传集解》，何晏的《论语集解》。“集注”、如荀爽的《九家易》，崔灵恩的《集注毛诗》，孔伦、裴松之的《集注丧服经传》。“异同”、如许慎的《五经异义》，贺场的《五经异同评》。“然否”如何休的《公羊墨守》，郑玄的《驳何氏汉议》，谁周的《五经然否论》。等名称；脱离经文而独自为书的，则有“六艺”、如郑玄的《六艺论》。“圣证”、如王肃的《圣证论》。“匡谬”、如顾师古的《匡谬正俗》。“兼明”如宋年光庭的《兼明书》。等名目。这些书虽然不标“通”字，而体裁上实质还保留了“通”的含义，经部的源流派别不可不慎重察辨。至于《尚书》中的《尧典》、《舜典》，都统称为《夏书》；《左传》称《虞书》为《夏书》；马融、郑玄、王肃三家，首篇都题作《虞夏书》；伏生《大传》，首篇也题作谬虞夏传》。《国语》、《战国策》，不称“周记”；《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自称为一家之书：本名《太史公书》，不叫作《史记》。班固《汉书》中的《五行志》、《地理志》，上溯到夏朝与周朝。《地理志》始于《禹贡》，《五行志》与《春秋》一致，补司马迁《史记》所阔，不必以汉代为断限。古人一家之言，文章撰成后体例便确立了，分离聚合、衡量调配，只看思想内容的要求，固然未曾另立题目，划分部类。梁武帝因司马迁、班固以后都断代为史，于是上起三皇，下至梁代，撰成《通史》一书，想以它来包罗众史。史籍当中标用“通”字，这是最早的。从此以后，源流逐渐分离，总述古今学术，纪传体史书全都以司马迁的《史记》为典范，于是郑樵的《通志》出现了；《通参》精粹的地方在于它的义例。作为一家之言，他们的学识都寄托在他们所作的史书的义例之中，原本不以考据见长。后人讥议他们的疏漏，是不时的。综合前代史书的“志”，而撰述则效法官府的礼法，于是杜佑的《通典》出现了；《通典》是根据刘秋的《政典》编成的。参用纪传互文的方法，本纪与列传的文字，互为详略。而编排材料上总括了荀、袁二人的作法，荀悦《汉纪》三十卷，衷宏《后汉纪》三十卷，都改纪传体为编年体。于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出现了；汇集官方与私人的著作，而选录大略仿照孔、萧二人，孔遭《文苑》一百卷，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三十卷。于是裴游的《太和通选》出现了。这四位先生，有的保存了正史的体例，《通志》就是这样的。自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后借著录都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有的端正编年体的规范，如《资治通鉴》。有的以典故为纲纪，如《通典》。有的以诗文来保存文献，如《通选》。史部当中以“通”为名的情况，在这个时期是最兴盛的了。大部头的包括一代或数代的选集，主旨在于保存掌故的，应当归属于史部，与文论家所说的不相同。至于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其子高通撰。姚氏《统史》唐姚康复撰。之类，则属于抑制繁琐的文字，对原有的内容、文字进行加工改写的一种体裁。罗氏《路史》、宋罗泌撰。邓氏《函史》明邓元锡撰。之类，则属于别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言的著作。该周的《古史考》、苏橄的《古史》、马骏的《绎史》等这类书，都是从经传中采集摘抄的，与《通史》的体例有异。范氏《五代通录》，宋代范质用编年体记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史事。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综合吕夷简的《三朝国史》、王硅的《两朝国史》、李森洪迈的《四朝国史》，用编年体编为九朝史。则属于标明“通”字而以朝代为起始断限的著作；改换姓氏称为“代”，帝业相传称作“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寿撰。薛、欧《五代史》，薛居正、欧阳修都有《五代史》。这是断代但仍然采用通史写法的著作。以上二类，虽然贯通数代，但终究还有断限，不像梁武帝的《通史》那样总括古今。其余的纪传故事之类，补辑纂录之书，纷纷混杂而出，虽然不能以一律的标准来要求，但大致都仿照萧梁《通史》的作法而主旨是为了方便，所以史部书籍的源流派别不能不知道。师承之法失传，人情害怕复古；末流逐渐迷误，学者见闻有限。训话演化为经书的注释，第一次变化成了子部儒家，如应动《风俗通义》、蔡邑《独断》之类。第二次变化成了俗儒语录，程颐、程预、朱熹的《语录》，记录者有的地方没作选择、并别，等到二传以后便逐渐出现讹误，所以称为俗儒。第三次变化成了平庸的塾师的讲义。如《蒙存》、《浅达》之类的启蒙读物，支离破碎、繁琐杖艾，比语录更厉害。不知道的人习以为常，知道的人加以鄙视排斥，却不知道它是出于经书通解而失去了通解本来的宗旨。

史传文字汇合起来因而有通史，第一次演变而成为史抄，《小史》、《统史》之类，只节录正史，并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地方，应当归入史抄类。以前的著录，都归入通史，这是不汁的。史部有史抄类，始于《宋史》。第二次演变则变成了参加策试的读书人所用的应试材料，如《文蔽通考》之类，虽然模仿《通典》，但它的剪裁排比，实为类书之学。该书并没有特别的见识与会通的体例，只便于应对策试时为陈述问题之用。第三次演变则变成了儿童启蒙一类的读物。如《纲鉴合幕》、《时务策括》之类。不知道的人习以为常，知道的人加以鄙视排斥，却不知道这是出于史部的通史但却失去了通史本来的宗旨。况且七略演变为四部，分类体例非常明白，不再深究古人的师承家法了。但是因为语录、讲义这类东西的混合，则归人经部又不能算作经书，归人子部又不能算作子书。策括、类摘这类东西的混杂，则归人史部又不能算作史书，归人集部又不能算作文集。四部不能收录，九流也无法辨别，纷纭错杂而出，妄想归附于会通的名下，这是不能不严加分辨的。古人著书，采用他人的旧文，融进自己所创立的体制中，所以能成为专门的学业。后人合并省略总目，图的是便于查检翻阅，这就是造成很少背记诵读的原因。儒家经师只要章句解释不同，即可自成一家；如费直的《易》学，申培的《普诗》，《汉书·儒林传》说他们并没有著述、训话，但《汉书·艺文志》上有《费氏说》与《申会鲁诗》，大概这是他们。头传授的章句注释。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同时并见。如司马迁的《史记》本于《春秋》、《国语》等书，《汉书》则又根据《史记》与刘欲的著作，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疑。专门的学业，别具心裁，不怕外表的相似。抄袭讲义，沿习久了以至本来的宗旨完全变了；明朝人修撰《四书大全》等，墓改先儒的解说以适合自己的意思。摘抄排列典故，用原书一对照便无法遮掩它的讹误。背记诵读太少，漫无家法，容易进行到窃。然而专门学业的精深与副窃的浅陋，它们的区别，大概也就在很小之间，那么辨别、选择就不能不谨慎了。

通史的修撰，其便利有六点：一为避免重复，二为统一体例，三为便于安排组织，四内是非评判公允，五为去除前后抵触，六为邻国之事详细。其长处有两条：一为能合理剪裁，二为可创立家法。其弊端有三个：一为没有增减，二为沿袭原题，三为忘记标目。避免重复指的是什么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人物事实，同出共见，前朝灭亡的征兆新王朝兴起的吉瑞，实际就是同一件事。前朝的草寇、盗贼，新王朝的先锋，实际就是同一个人。董卓、吕布，范哗《后汉书》、练寿《三国志》各自为他们立传；禅让帝位的册书、诏令，《梁书》、《陈书》都载录了全文，这就是所说的重复。《通志》汇总在一起撰写成书，事情可用互见的方法，文字却没有重复，不也很好吗？统一体例指的是什么？司马迁创立《天官书》，班固创立《地理志》，《南齐书·天文志》，不记载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唐书·艺文志》，不叙述各类书籍的源流演变，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参差不齐。郑樵著《通志》二十略，虽然改变了史书中“志”的体例，自成一家，但《六书略》、《七音略》，原本并非沿袭前人之例；《昆虫草木略》，何曾一定要与前代相因袭呢？唯有通晓古今而撰成一家，那么体例可根据其书主旨而定，自己对旧文加以剪裁组织。《隋书·五代史志》，指梁、陈、北齐、周、隋五个朝代。终究胜过了沈氏、萧氏、魏氏三家的史志。沈约《宋书》的志、萧子显《南齐书》的志、魏收《魏书》的志，都参差不齐。便于安排分配指的是什么？包罗众史，制度相沿，只有入物的挺拔而出，各随时代而变。从后妃到宗室，标题上写明了他们的朝代；至于臣下，则大致据年代先后，按次序排列。《南北史》将宗室分别冠于群巨之上，作为识别标志；欧阳修《新五代史》才开始标明朝代。但子孙附在祖父传下，世家大族则把同一宗族的会聚在一起，《南北史》中王、谢等人的传，不完全按朝代为断限。一门之中血脉相承，时代的盛衰变化，也可从这里看见。就是楚国的屈原，与汉代的贾谊同在一传；周朝的太史老子，与韩国的公子韩非合为一传，古人也正有深意，合为一传可以相得益彰。其用心有独到之处。后世浅陋的人，怎么能对它妄加评议呢？评判是非得当指的是什么？对是非曲直的公正评判，到改换朝代之后才能确定。但晋史终究还必须以曹魏为正统，而《新五代史》却不给后周的臣子韩通立传，虽然作者杰出，但本朝的嫌疑应该慎重，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只有事隔数代才能衡量审察得最公正，差不多可以褒贬得当而取舍评判才能有定论。去除互相矛盾指的是什么？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各有自己的剪裁体例，详略取舍，也不互相妨碍。只是首尾交错，互有出人，那么互相抵触的端倪，从这里就可以看见了。王莽摄政的事情，班固《汉书》与范哗《后汉书》所载不一致；二刘的始末，即刘表、刘焉。范哗《后汉书协与陈寿《三国志》所载详略不同。总合为一编，差不多可避免这类问题。洋于邻国之事指的是什么？僭称帝号的非正统政权的历史记载，周边的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势必不能与一个正统王朝的兴亡时间正好相同，但正统王朝的纪传体史书，是以朝代的终始为断限的，那么正统王朝的典制与掌故是很齐全的，但地方政权、少数民族与外国史事的记载就只有一半了。只有南、北朝有统一的史书，那么后梁、东魏的历史才能有头有尾；而五代历史合编在一起，这样昊越、荆南、楚等小国的记载才能到最后。总共这六点，就是我所说的便利之处。能进行合理剪裁指什么？融合贯通众史，岂只是概括它们的凡例，也应当弥补它们的简略与缺漏，删除那些多余的文字，结构上的起伏安排与文字上的洋略，都是根据一家的准绳来处理的。像李氏的《南》、《北》二史，文字比前人简练，事情比过去的记载更详细，所以称为良史。大概生在后世，耳闻目见，自然应当有补于前人，所谓凭借的资料容易让人得力。能创立自成一家的体制指什么？过去的史书都还在流传，为什么要重视重新进行编写？专门的学业，自然具有它本身的纲要主旨。如郑氏的《通志》，对事物的是非、道理有卓越的见识，颇见别出心裁，古人不能成为他的先导，后代没有人能跳出他创立的模式；虽然事实与旧史所载没有什么差别，但分析名称、辨正事物，把创立一家之言寄托在史书的剪裁组织当中，终于成为不朽的事业。以上这两条，就是我所说的长处。没有增减指什么？编纂而成的书，略加排比，本来没有增加、减损，只是改换了标题，那就成了刘知类所说的“学习的人宁肯读原来的史书，而懒得看新编的著作”所指的这类书籍。沿袭原题指什么？众史异同，各自标目，作者不进行改定，让它符合新著的要求。《南史》有《孝义传》而无《列女传》，详《列女》篇。《通志》叙述人物，用《史记》来作为所应标明的时代，《通志》中汉、魏时代的人，都标明“汉’，、“魏’，等字来称时代，不是称史书；而对《史记》所记载的人物，也标《史记》而不标时代，则是因为错误地沿用了原书的文字。举一反三，那么取舍失当的情况可见有很多。忘记标目指什么？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明朝代，它们的分别还容易看见。臣下的传记，本身有与时事相关联的，表现在文词上，虽然没标明年代，但玩味传文的叙述次序，其朝代自然能明白。至于《独行》、《方伎》、《文苑》、《列女》等传，其人与世事无关，按照一种体例编写，像《南史》中的吴逢、韩灵敏等人，何曾不是他们的传记而不知道他们的时代？以上三条，就是我所说的弊端。

《说文解字》释“通”为“达”，就是从此到彼的意思。通，就是沟通天下原本不相通的东西。读《周易》时就如同没有过《尚书》一样，读，《尚书》时就如同没有过《诗经》一样，《尔雅》则专门研治诸经的训沽，小学则阐明六书，这就是所谓的通。古人著作或分为专门或合为通论这是不言而喻的。汉代人以“通”作为书名，梁代把“通”引人史书之中，那么它们的体例应当有截然不可混淆的地方。杜佑认为刘秩的《政典》没有穷尽因而上起于三皇五帝，这就是《通典》所以称通的缘故。为什么魏了翁编纂赵宋一个朝代的掌故，也把书名称作《国朝通典》呢？既称本朝，以朝代为断限，又有什么通可言的呢？这也是沿用名称而不考虑它的含义的缘故。六卿联合处理政务，叙述官制的书，也有通的意义。为什么潘迪采录元代御史的职守，也把他的书叫做《宪台通纪》呢？还有地理这门学问，自然属于专门的学科，州郡等地方志，应当由外史掌管。详见《外篇·奄州志议》。明朝改元代的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所属的府、州、县、卫，各自都有自己的方志。使司幅员很广阔，所在的府县，害怕他们各自为书而不能统一，于是汇合所统辖个地区的方志，另撰通志。所谓通，就是沟通府州县卫原来各不相通的地方。为什么修通志的人，又把府州县的山川、人物等，一一分类编纂，以府统县，以县统属掌故人文，摘录排比、分类标目，不相联合。如此编纂通志，那么读者只要原来的府志、县志就可以了，又有何必要通志呢？通史所载的人文情况，上下千年，然而义例相通，那么朝代相隔也不妨合撰在一起。使司所管辖的范围不过数十个州县，却斤斤计较各自的分界，惟恐超越界限引起麻烦，这的确是因为缺乏有见识的通才，于是使史书变成了衙门小吏所抄录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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