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内篇二言公上

作者:章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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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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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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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3740字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虞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必于试功而庸服,则所贵不在言辞也。誓诰之体,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诰四国之文也。


说者以为周公将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于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盖圣臣为贤主立言,是谓贤能任圣,是亦圣人之治也。曾氏巩曰:“典谟载尧、舜功绩,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载之,是岂寻常所及哉?当时史臣载笔,亦皆圣人之徒也。”由是观之,贤臣为圣主述事,是谓贤能知圣,是亦圣人之言也。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


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是则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托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必泥其辞,而为其人之质言,则《鸱鸮》实鸟之哀音,何怪鲋鱼忿诮于庄周;《苌楚》乐草之无家,何怪雌风慨叹于宋玉哉?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也。《论语》则记夫子之言矣。“不恒其德”,证义巫医,未尝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诚不以富”之叹夷齐,未尝言出于《诗》也:“允执厥中”之述尧言,“玄牡昭告”之述汤誓,未尝言出于《书》也。《墨子》引《汤誓》。《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诗》、《书》初无识别,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考证《论语》所记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书或有伪托,不尽可凭,要之古人引用成说,不甚拘别。夫子之言,见于诸家之称述,诸家不无真伪之参,而子思、孟子之书,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于《论语》所不载。而《论语》未尝兼收,盖亦详略互托之旨也。


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粹,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盖在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训是也。《管子。地圆》,《淮南。地形》,皆土训之遗。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晏子春秋》,柳氏以谓墨者之言。非以晏子为墨,为墨学者述晏子之事,以名其书,犹孟子之《告子》、《万章》名其篇也。《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权,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于一律,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刘安托于道家之支流,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也。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裁裂《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之文,以谓割裂而无当,出苏明允《史论》。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谓盗袭而无耻,出郑渔仲《通志》。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采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而异文乎?必谓孝武以后,为固之自撰,则冯商、扬雄之纪,刘歆、贾护之书,皆固之所原本,其书后人不见,而徒以所见之迁史,怪其盗袭焉,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载言为翻空欤?扬、马词赋,尤空而无实者也。马、班不为文苑传,藉是以存风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叙事为征实欤?年表传目,尤实而无文者也。《屈贾》、《孟荀》、《老庄申韩》之标目,《同姓侯王》、《异姓侯王》之分表,初无发明,而仅存题目,褒贬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汉初经师,抱残守缺,以其毕生之精力,发明前圣之绪言,师授渊源,等于宗支谱系;观弟子之术业,而师承之传授,不啻凫鹄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学者不可不尽其心也。公、榖之于《春秋》,后人以谓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


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非如后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商瞿受《易》于夫子,其后五传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尝有书,则三家之《易》,著于《艺文》,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是知古人不著书,其言未尝不传也。治韩《诗》者,不杂齐、鲁;传伏《书》者,不知孔学;诸学章句训诂,有专书矣。门人弟子,据引称述,杂见传纪章表者,不尽出于所传之书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而口耳竹帛,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译文】


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心意期望道,语言用来表明心意,文辞用来充分地修饰语言。道果真在天下明显,所向往的无不舒展,不必那言论非得被我占有。《虞书》说:“诸侯报告治绩,天子明确考察其功效。”根据语言观察人,这是最早的。必定在考察功效后赏赐车马衣服,那么,所重视的并不在于言辞。誓、浩类的体裁,是语言形成的文辞。如果够得上树立政治施行治理,君臣未曾各自占据立言的功绩。周公说:“王这样说:各地诸侯……”是告诫各地诸侯的文辞。论说的人认为周公传达王的命令,不知道这言论本来出自周公,成王同意了而施行,这也是成王的言论。大概圣明的臣下为贤明的君主立言,这叫作贤人能任用圣人,这也就是圣人的治理。曾巩说:“《尚书》的典、漠记载尧、舜的功绩,他们精深微妙的思想也一起记载上,这难道是平常人能够比得上的吗?当时史臣挥笔,也都是圣人一等人。”由此来看,贤明的臣下为圣明的君主记述事情,这叫作贤人能了解圣人,这也就是圣人的言论。文和道条理相关连,语言和事也条理相通。这就像各种乐器互相配合而音乐和谐,不可以单独归于一种乐器的精良;各种味道互相调和而食物可口,不可以宣扬一种食品的味道美。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是贤人、圣人发愤所创作的。”这样,男女间爱慕的话语,就是思念君主怀想友人所寄托的;远行男子、独居妇人的怨很,就是忠于国家优虑时局所寄托的。趋必定要拘泥于辞句而当作那人的实话,那么,《鹅鸽》确实是鸟的哀伤鸣叫,诧异什么庄周以附鱼表达痛斥?《崛有获楚》羡慕草的无家无室,诧异什么宋玉以雌风表达感慨呢?《诗经》作者的意旨,温柔而敦厚,以文辞为主而委婉地劝谏,说的人不会得罪,听的人完全可以引起警惕;舒展作者的抑郁不平,而对教化有些微帮助,是作者的心意。凭借作诗而求取名声,就是竞争技艺的工巧,古人没有这种现象。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孔夫子说:“传述而不创作。”六经都是周公时的典章,孔夫子没有什么可以进行创作的。《论语》就记录了孔夫子的言论。“不恒久保持德行”,用来证明关于巫师、医师的谚语,未曾标明是《易》的文句。“不嫉妒,不贪求”,用来称赞子路,“诚然不因为富裕,只因为新异”,用来赞叹伯夷、叔齐,未曾说是出自《诗经》。“确实能不偏不倚地把握中点”,是转述尧的话,“用黑色公牛明告天帝”,是转述汤的誓词,未曾说是出自《尚书》。《墨子》引作《汤誓》。《论语》记孔夫子的精微语言,而引《诗》、《书》从来不加标明,大概也是传述和创作不加区别的旨趣。王伯厚常常根据出自孔子前的古书,考证《论语》所记孔夫子的言论大多有来源。古书有的有伪托,不是完全可依据。总之古人引用已有的说法,不太拘束。孔夫子的言论,在诸家的述说中可以见到,诸家不是没有真伪的混杂,而子思、孟子的著作所引精粹的言论,也大多是《论语》没有记载的。而《论语》未曾同时收人,大概也是详细和简略分别寄托的旨趣。六经是著作的开始,《诊语》是圣人言论的荟萃,开创新意,传述旧说,未曾对二者的区别有所留意,大概是采取足够阐明道而树立教化的原则,而圣人创作,明智的人传述,未曾各自占据立言的功劳。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周代衰落,文化破败,诸子争鸣,大概在孔夫子已经去世,精微的言论断绝而要旨被违背之后。然而诸子想用他们的学说改变天下,因此想要用他们所说的道争夺天下第一,而对于语言文字,未曾把他们所陈述的看作私有。对古时贤人的典籍,收集起来而不辨明著作的,例如《幼官》、《弟子》等篇,《月令》、土方氏的法则就是。《管子·地圆》,《淮南子·地形》,都足土方氏、训方氏的遗留。辑录某人的言行,不必完全是那人自己所论述的,例如《管子》书中记述了管仲死后的事,《韩非子》书中记载了李斯的反驳意见就是。《庄子》的《让王》、《渔父》等篇,苏轼认为是伪托;实际不是伪托,是庄子学派的人所增加的而已。《晏子春秋》,柳宗元认为是墨家的言论,不是把晏子当作墨家,是信从墨家学说的人记述晏子的事,用晏子的名字称呼这书;这就像《孟子》的用告子、万章的名字作篇名。《吕氏春秋》,先世儒者把它和《淮南鸿烈》‘一同谈论,大概认为都是集中许多宾客而完成的,不能自以为专门一家,这本是对的。但是吕氏、淮南王未曾把集中众人著书当作忌讳,像后世人掩盖别人的长处当作自己所有那样。两家本来使用裁定的权力,自认为是一家之言,因此他们书中的宗旨未尝不用一种标准约束,吕氏打算成为一代的准则,刘安寄托在道家支流上。这又是宾客所不参与的。诸子的兴起,是由于道术已经分裂,而各自使用有所偏重的聪明才力,常常在大道的一个方面有所得,于是就想用它来改变天下。那些主张有根据、言论有道理的,因此打算推广他们的学术而传授给门徒,如果足以显扬一家的学术而创立宗派,在前援引陈述的与在后依附扩展的,未曾各自占有立言的功绩。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孔夫子依据鲁国史书而作《春秋》,孟子说:“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所用的文字是一般史书的文字,孔子自己说借用了褒贬的大义。”挥笔的士人,如果有志于《春秋》事业,本来会只探求大义,那事情和文字,用来借作保存大义的凭依。世上指责司马迁的人,责备他割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字,认为是割裂而不得当;出苏明允《史论》。世上指责班固的人,责备他武帝以前沿袭司马迁《史记》,认为是刹窃而无耻,出郑渔仲《通志》。这就是完全不通文理的论调。司马迁《史记》的断限从五帝开始,顺序到夏商周三代、周、秦,假使不用《尚书》、《左传》、《国语》,难道要像凭虚公子、亡是公那样作赋吗?一定要说《左传》、《国语》以后的史事是司马迁自己撰写的话,那么,陆贾的《楚汉春秋》,高祖、文帝的传记,都是司马迁采择过的,这些书没有流传后世,却只是根据所见到的《尚书》、《左传》、《国语》,惊诧司马迁割裂它们,可以说是知道一十等于十而不知道二五也等于一十呀。班固《汉书》断限在西汉一代,假使武帝以前不用司马迁《史记》,难道要做经生考试的相同题目下的不同文章了吗?一定要说武帝以后的史事是班固自己撰写的话,那么,冯商、扬雄、刘散、贾护所撰写的史书,都是班固所依据的,这些书后人没有见到,却只是根据所见到的司马迁《史记》,惊诧班固剽窃《史记》,可以说是知道某人穿白衣出去却不知道穿黑衣回来的也是他呀。把记言当作凭空的行为吗了扬雄、司马相如的词赋,是特别空泛而不实际的,司马迁、班固不另立《文苑传》,是凭借他们的词赋来保存风流文采,正是很重要的记事。把叙事当作求实的行为吗?年表与传的题目,是特别质直而没有文采的,《史记》的《屈贾》、《孟荀》、《老庄申韩》等传的标明题目,《汉书》的《同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的分别列表,本来没有发挥,而只是留个题目,褒贬的含意己暗暗寄托在里面,正是很重要的立言。撰写史书贵在知道意义,不是像掌管故实的官员那样,只是寻求事情和文字的琐细方面。孔夫子说;“我认为把自己的观点用议论来表达,却不如用事实来表现更深切明显。”这就是史学家的宗旨。如果足以采取大义、表明意图,而排列事迹和编录文章,未曾各自占据立言的功劳。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汉初的经师抱残守缺,用他们毕生的精力,发挥前代圣人未尽的言论,师授的渊源,相当于宗族的谱系;观察弟子的学业,而师承的传授,如同野鸭和天鹅的毛色黑白不可能相混淆,学者不可以不尽心。《公羊传》、《敦梁传》和《春秋》的关系,后人认为是假设问答以阐明《春秋》的意旨。不知道古人先有口耳相传的讲授,以后写成文字,不像后人解释经书,如果想称为一家,必定把著述当作成绩。商瞿从孔夫子学习《易》,以后经过五传到田何,施雌、孟喜、梁丘贺,都是田何的弟子。但是从田何以上,未曾有书,那么,施、孟、梁丘三家的《易》,在《汉书·艺文志》上著录,都完全根据田何以上口耳相传的学说。由此可知古人不写作著书,他们的言论未尝不流传。研究韩《诗》的人,不夹杂齐《诗》、鲁《诗》,传授伏生《尚书》的人,不知道孔安国的学说,各家学说的解说注释,具有专书。门人弟子援引述说,杂见在传纪、章表的,不完全出自所传授的书,而宗旨到底也不违背老师的学说。那么,诸位儒者在著述成书以外,另有精微的言论、未尽的说法,口授给自己的门徒,而从学的门徒尊崇老师的意旨,推广发挥加以变化,用文辞表现出来,于是不再能辨别是老师所教诲的,还是门徒所发挥的。而旁人观察门徒,也依据那人的师承而定为哪一家的学说,不再辨别哪是老师的说法,哪是门徒的说法。大概是采取足以通晓那经书而传承哪家学说的原则,而口耳相传和写成文字,未曾各自占据立言的功劳。所以说:古人的言论,是用来作为公有的,未曾在文辞方面夸耀而私下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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