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杂说下第九诸史六条

作者: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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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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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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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732字

【原文】


夫盛服饰者,以珠翠为先;工绩事者,以丹青为主。至若错综乖所,分布失宜,则彩绚虽多,巧妙不足者矣。观班氏《公孙弘传赞》,直言汉之得人,盛于武、宣二代,至于平津善恶,寂灭无睹。持论如是,其义靡闻。必矜其美辞,爱而不弃,则宜微有改易,列于《百官公卿表》后。庶寻文究理,颇相附会。以兹编录,不犹愈乎?又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李充撰《翰林论》,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陆士衡有云:“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信矣哉!


【译文】


打扮人外表的服饰,以珠翠为先;绘画用的颜料,则应以丹青为主。不过如果将它们用错了地方,或分布不适当,虽然绚丽夺目,五色缤纷,也不能给人美的感觉。看班固的《公孙弘传》赞,极力夸赞汉代武帝、宣帝两朝,说此二朝所搜集到的人才,比起汉代其它任何时候都多。至于对公孙弘其人善的或恶的评价,却一点儿也看不到。这样写人物,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果作者觉得文辞很美,自己很欣赏,不愿割舍,那么,应该作一些调整,将它放到《百官公卿表》之后。这样,才符合文理。如此的编排,不是超越体例了吗?又沈约的《谢灵运传论》,谈论的全是文章的体裁,诗歌的音律等间题。这样的内容可以补充《翰林》,总括《流别》。(李充撰《翰林论》,挚虞撰《文章流别集》。)但是,作为人物传末的评论,实在是背离了史传的作法。陆机在《文赋》中说:“有些事物分开来,各自是美的,如果将它们合在一起,却无一事物是美的。”确实是这样的啊。


【原文】


其有事可书而不书者,不应书而书者。至如班固叙事,微小必书,至高祖破项坟下,斩首八万,曾不涉言。李《齐》于《后主纪》,则书幸于侍中穆提婆第,于《孝昭纪》,则不言亲戎以伐奚。于边疆小寇无不毕纪,如司马消难拥数州之地以叛,曾不挂言。略大举小,其流非一。


【译文】


在史书中,有的事情应该写,却不写,有的内容不应该写,却写了上去。如班固在叙述事情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写了上去,而对高祖刘邦在该下打败项羽,斩首八万的大事,却没有提及。李百药的《北齐书·后主纪》,记载了后主临幸穆提婆家的事,然而,在《北齐书·孝昭纪》中,却没有谈到孝昭皇帝亲自率兵讨伐库莫奚的事。对于边疆地区外敌的骚扰,无一次不记载,然而,对于司马消难拥数州的地方背叛朝廷的大事,却一点也不说。忽略大事,重视小事,这种现象不止一次地出现。


【原文】


昔刘腮有云:“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已后,颇引书以助文。”然近史所载,亦多如是。故虽有王平所识,仅通十字;霍光无学,不知一经。而述其言语,必称典浩。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资虚饰者矣。按《宋书》称武帝入关,以镇恶不伐,远方冯异;于渭滨游览,追思太公。夫以宋祖无学,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答群臣者乎?斯不然矣。更有甚于此者,睹周、齐二国,俱出阴山,必言类互乡,则宇文尤甚。按王韵《齐志》,宇文公呼高祖曰“汉儿”夫以献武音词未变胡俗,王、宋所载,其鄙甚多矣。周帝仍因之以华夏,则知其言不逮于齐远矣。而牛弘、王韵,并掌策书,其载齐言也,则浅俗如彼;其载周言也,则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夫以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周史》述太祖论梁元帝曰:“萧绎可谓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者乎?”又宇文测为汾州,或潜之,太祖怒曰:“何为间我骨肉,生此贝锦。,,此并六经之言也。又曰:“荣权,吉士也,寡人与之言无二。”此则《三国志》之辞也。其余言皆如此,岂是宇文之语耶?又按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深眼睛全不转。”公曰:“瞎奴使痴人来,岂得怨我?”此言与王、宋所载相类,可谓真宇文之言。无愧于实录矣。此何异庄子述鲍鱼之对,而辨类苏、张;贾生叙鹏鸟之辞,而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世称近史编语,谓“言语”之“语”也。惟周多美辞。夫以博采古文,而聚成今说,是则俗之所传,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或师范《五经》,或规模《三史》,虽文皆雅正,而其事悉虚无,岂可便谓南、董之才,宜居班、马之职也。


【译文】


过去刘腮在《文心雕龙》中说:“在司马相如、王褒之前,作者著述多凭着自己的才气,而不靠学问;刘向、扬雄之后,喜欢以引经据典来扩充文章的内容。”近代历史著作的修撰,情况与刘向、扬雄之后差不多。所以,虽然三国蜀地的王平,认识的字不超过十个;霍光没有学问,不了解一门经典著作,然而,为他们立传的史书,在引述他们的言语时,往往含有经典的语句。这都是因为撰者缺乏天生的才气,而只得凭依着典籍材料来写些虚假的内容。《宋书》叙述武帝刘裕入关后,见将军王镇恶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拿他与后汉的冯异相比;又在北伐经过渭水边上时,感慨地说起了姜太公吕望。宋高祖没有学问,连愚笨的人都看不起他,他哪里能够引用古代的事情,以和群臣对话呢?可是,史书上却不是这样。比这个事例更不象话的是周、齐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来自于阴山,其说话一定象互乡人那样粗鄙,在这方面,北周的宇文氏更是这样。(按,王韵《齐志》记载道:宇文公喊高祖为“汉儿”。这说明武帝在语言上没有改变胡俗。王、宋所记载的粗鄙言语有很多。周宇文氏后来承接华夏大权,可以想象,他们在语言的雅致方面,更不及齐。)然而,作为掌管策书的大臣牛弘、王韵,他们在记载齐人言语的时候,其粗俗一如他们实际所说的那样;但是,在记述周人言语的时候,又是那样的文雅。作这样的处理,是什么原因呢?这不是因为两个国家一是华夏,一是少数民族,从而造成语言上有雅、俗的区别,而是《齐志》与《周史》,一是实录,一是虚构。《周史》记述宇文的言语,动辄引经据典,多仿照《史记》、《汉书》的记叙方法。(《周史》记录太祖谈论梁元帝时说:“肖绎的失败,可以说是‘天之所废,谁能兴之’了。”又宇文测为汾州长官时,有人诬告他,周太祖大怒说:“为什么要离间我们的骨肉,生出这么一张‘贝锦’来?”这写都是六经中的语言。又说:“荣权,是‘吉士’,我和他说的话是一样的。”这句话则出于《三国志从还有许多象这类出自于典故的言语,这难道象宇文氏说的话吗?又按,裴政《梁太清实录》称说元帝派遣王深到周作礼节性的拜访。长孙俭对宇文氏说:“王深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公说:“瞎奴派痴人来,怎么能怨我?”这句话与王、宋所记载的就很相同了,这才是真正的宇文氏的语言,这样的记载才能称得上实录。)这与《庄子·外物》篇中记述鲍鱼的对话、贾谊《鹏鸟赋》叙述鹏鸟的话有什么两样啊?鲍鱼辩驳的才能如同苏秦、张仪,鹏鸟的话,如同屈原、宋玉的文章。这祥的作法用于寓言是可以的,用于实录的史书中就不行了。人们说近代史书上关于人物言语方面的编录,(“语”指“言语”。)只有北周史书中的语言令人赞赏。作者广泛地采录古文,而转变成今人的语言。现在世俗流传的有《鸡九锡》、《酒孝经》、《房中志》、《醉乡记》,它们或模仿《五经》,或学习《三史夯,文辞虽然都是典雅的,但事情却全是虚构的。因此,怎么能说这些编者具有了南史、董狐史家的才干,适合于担任象班固、司马迁那样史官的职务呢?


【原文】


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谓太清已后。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丽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而史之载言,亦同于此。何之元《梁典》称:议纳侯景,高祖曰:“文叔得尹遵之降而魄嚣灭,安世用羊枯之言而孙皓平。”夫汉晋之君,事殊膺盗。梁主必不舍其溢号,呼以姓名。此由须对语丽辞故也。又姚最《梁后略》称,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孙,知复何恨。”夫变我称予,互文成句,求诸人语,理必不然。此由避平头上尾故也。又萧韶((太清记》曰:云云,温子升永安故事,言尔朱世隆之攻没建州日,怨痛之响,上彻天阁;酸苦之极,下伤人理,此皆语非简要,而徒积字成文,并由避声对之为患也。或声从流靡,或语须偶对,此之为害,其流甚多。假有辨如丽卜雯,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


【译文】


从梁代后期,诗赋这类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变得愈来愈精深。(指太清以后。)人们在作诗时,认为应避免平头上尾等八病;而追求辞语华丽、语句骄偶,在世俗中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开始兴起于南朝,后来影响到北朝。以至于史家修撰史书时亦用这种作法。(何之元的《梁典》记载说:朝廷收纳侯景的议论情形为:高祖说:“文叔因尹遵的投降而消灭了魄嚣,安世采用了羊枯的建谏而平定了孙皓。”对于汉代的光武帝与晋代的武帝这两位君主,梁高祖绝对不会舍弃其溢号,而直接称他姓名。这都是因为语言骄偶华丽的需要而才这样写的。又姚最的双梁后略》记述高祖的话说:“成功在于我,失败在于予,荫及不到子孙,我是多么的怨恨哪。”变我为“予”互文成句,实际生活的语言,绝对不会这样说。这是为了避免平头上尾的毛病才这样写的又萧韶《太清记》道:“温子升的《永安故事》说尔朱欧隆攻克建业后,百姓怨恨痛苦的声音,上达天庭;酸楚愁苦的生活,下害人理”这些都是语句不精炼,堆积文字而成句的表现,都是追求骄偶协韵的结果。这样的语病,例子很多。)即使有哪食其那样巧辩的语言、周昌口吃的样子、澹台灭明的与容貌不相称的说话、子路不加思索的回答等等具有个性特点的语言,也统统让它们符合表达的规范,这样统一的书写模式造成了个性的磨灭,按实录的要求来衡量,这些语言自然大多是虚妄不实的。


【原文】


夫晋、宋以前,帝王传授,始自锡命,终于登极。期间笺疏款留,i召救频烦。虽事皆伪迹,言并饰让,犹能备其威仪,陈其文物,惮礼容可识,朝野具瞻。逮于近古,我则部下。至如梁武之居江陵,齐宣之在晋阳,或文出荆州,假称宣德之令‘’、;江陵之去建业,地阔数千余里。宣德皇后下令,旬日必,至以此而言,其伪可见或书成并部,虚云孝靖之救。北齐文宣帝将受魏禅密撰锡让、劝进、断表文诏,入奏请署,一时顿尽,则知无夏前后节文,等差降杀也:凡此文诸,本不施行,必也载之起居,编之国史,岂所谓撮其机要,剪截浮词者哉?但二萧《陈》、《隋》诸史,通多此失,晋、魏及宋,自创业后,称公王郡帝位,皆数十年间事也。夫功德日盛,稍进累迁,足验礼容不欺,揖逊无失。自齐、梁已降称公王即帝位,皆不出旬月之中耳。夫以迫促如是,则于礼仪何有者哉?唯王肋所撰《齐志》,独无是焉。


【译文】


在晋朝与刘宋朝以前,帝王将帝位禅让给另一个人,从颂布前一个皇帝颁布浩命到后一个皇帝登廿帝位,这一期间,受位的人上奏的奏章总是反复表示不愿接受帝位的衷情,而帝王则再三频繁地下诏令要他接受。虽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说的话也是心口不一的,但是,这样做还能够从表面上维护帝王的威仪,还能说明按典章制度办事,使朝野之士都能看到他们所做的一切并未“违背”礼教。然而,到了近古,篡权者则没有时间做这些了。如梁武帝受禅时居住在建业,北齐文宣帝受禅时人在晋阳,而前者假借宣德皇后的谕令,说南齐和帝于江陵发出禅位沼书;(江陵到建业,相距一千多里。宣德后所转告的齐和帝的禅位诏令,却在十日内就到了,由此可见,诏令是假的。)后者所有有关东魏孝静帝禅位的诏书其实写于晋阳,却虚假地说这是邺都的孝静帝下的诏书。(北齐文宣帝在接受北魏禅让的帝位前,已经秘密地写好了皇帝逊位的诏书、本人谦让的表章、他人劝进的奏本等等。以至于入奏、请、署等程序,很快就全部结束了。由此则知道不再有前前后后的礼节性的程序以及依次递减的过程了。)凡是这一类的文浩,原本没有颁布施行,却定要将它们编录到帝王起居注与国史中,难道这能称得上摘其大要、删除虚假不实的内容吗?但是《齐书》、《梁书》、《陈书》、《隋书》等史,大都有这样的毛病,(晋朝、魏以及南朝宋,在创业以后,开始仅称公、王,然后再登l帝位,其间经历了数十年过程。等到功绩和德业都很显著了,才逐步地走上帝位。这说明他们按“礼”的规定办,没有鄙视、违反“礼”的规定。然而,到了齐、梁以后,从称王、称公到做上皇帝,时间不出一个月。这样的迫促、急不可耐,哪里谈得上礼仪呢?)只有王助所撰的《齐志》,没有这样的缺点。


【原文】


夫以暴易暴,古人以为嗤。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而撰《隋史》者,称澹大矫收失者,何哉?且以澹著书方于君愁,岂唯其间可容数人而已,史臣美澹而讥韵者,《隋史晦论皆云。史臣曰”,今故因其成事,呼为。史臣”。岂所谓通鉴乎?语曰:“蝉翼为重,千均为轻。”其斯之谓矣!


【译文】


过去古人嘲笑以暴力代替暴力的做法,而魏澹修改魏收的史书,是以新的错误的内容代替旧的错误的内容,这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魏澹的错误。然而,修撰隋史的人,却说魏澹改正了魏收的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拿魏澹修撰史书的工作与王肋作比较,后者无疑胜过前者几倍。一些史官夸赞魏澹而讥讽王韵,(((隋史》每当评论史事时,总是以“史臣日”起头,今因袭这种称呼,称“史臣”。)难道能说他们有识别事物的眼力吗?俗语说:一些人认为蝉的两翅很重,而千钧却是很轻的。夸魏澹而贬王韵的就是这类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