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申左第五

作者: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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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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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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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2024字

【原文】


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欲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议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自朋党,咙枯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也。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辛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


【译文】


古代,谈论《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在战国时代,关于这些史书的议论还不常听到。西汉初时,人们只信崇《公羊传》,依凭它解释《春秋》。宣帝以后,《谷梁传》又被立于学官。到了成帝的时候,刘散开始重视《左氏传》,然而,受到儒家学者的攻击,竟不立于学官。不过,从古时到彼时,重视《公羊传》、《谷梁传》而轻视《左传》的,决不是儒家一家;赞美《左传》而非议另外两传的学者,也决非刘氏一族。他们互相攻击,各自利用自己的政治集团来贬责对方的学术观点。一时吵吵嚷嚷,是非辨别不清。然而,儒家的学术,如果说它以专精为主,那么,在解释段落句子的意义、疏通字词、注解疑难之处方面,还是可以的。至于从宏观上阐述一书的思想内容,并提纲挚领地论述大概,则不是它的专长了,它很少能够做到介绍内容时概括全篇,阐述思想时抓住要害。所以,它使古今的人们对于《春秋》一书中的疑惑不解之处,不能得到任何解释。


【原文】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透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又按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毁警,故中道而废。”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催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网,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后。


【译文】


如果大略地排列各种《春秋》传的次序,自然推《左传》为第一。然而,自古以来研习《左传》的学者,对《左传》的阐述却不得要领。如贾逛撰写的《左氏长义》,说《左传·文公十三年》所记载的事中提到的自秦还晋的士会,原为刘氏,而刘氏的先祖是尧,因此,汉皇朝的刘姓应该往前推到尧。这种说法只是为了取悦于汉朝廷,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又桓谭在《新论》中说:“《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就象衣服的面子与里子”。然而,《东观汉记》记载说:“陈元上书皇帝道:‘光武帝时,将《左传》立于学官,但是,桓谭、卫宏等人大肆攻击《左传》,他们检出个别的缺点而不顾它的宏美,使得《左传》的流传在中途被废止。”班固的《艺文志》说:左丘明与孔子在了鲁国的史书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春秋》一书。对于原书的内容,进行删削精简,而在《传》中则详细记述。因害怕当时政治势力的迫害,所以隐藏其书。周朝末年,口述《春秋》的形式流行,于是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传。而班固又汇集洁难《左传》的九条三评的材料,共有十七卷。不过,他的一家之言,前后矛盾,说法不一,没有什么价值。解答疑难的问题,阐述义理是其根本飞如果没什么道理,或者讲不清道理,想让有学识的人心服,不是很难的吗?今将我疑惑的地方,一一列之于后。


【原文】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诚诸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杜预释例云:《公羊》、《谷梁》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因问以辨义,义之口者,曲以通口,无他凡例也。左丘明则口周礼以为本,诸称凡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者也。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


【译文】


《左传》在义理方面有三点长处,而《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有五点短处。《春秋昭公二年》记载道:“韩宣子执政后,来鲁国通问致意。在太史处看书,读到了《鲁春秋》,感叹说:“周礼全部存在于鲁国,我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品德与周能够统治天下的原因了。”《春秋》一书的写作虽然开始于周公姬旦,由孔子删订而完成,但是《左传》对于《春秋》的添补与删削,都符合周代的礼法法度,(杜预《春秋释例》说:《公羊》、《谷梁》解释《春秋》,都是由《春秋》的内容而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后再分析解答其意义。而没有一定的凡例。左丘明则根据周《礼》的要义,来定传注的体例。)继承和传播孔子的思想,所以,它能够成为不可磨灭的史书,为后人写作史书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法则。这是第一点长处。


【原文】


又按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祷机》、《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


【译文】


鲁哀公三年,鲁国司铎宫失火,殃及桓公、禧公庙,救火的人都说先去救府库,南宫敬叔却命令负责保管周书典籍的官员将御书先抢救出来。其时,在鲁国的周书典籍最为完备。左丘明于是亲自担任太史一职,广泛地汇集各种图书,象《祷机》、《纪年》、《郑书》、《晋志》之类的史书,没有一部不从头到尾地读过。因此,《左传》的内容涉及到各国的历史,而所记载的每件事又很详细。这是第二点长处。


【原文】


《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披,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译文】


《论语·公冶长》所记录的孔子的话说:左丘明认为可耻,孔丘也认为可耻。由此可见,左丘明是一位与孔子同一时代的人才。他受孔子之托,为《春秋》作传。当时,孔子有知识渊博而通达的弟子七十人,又有普通弟子三千人,他们远的散居于四面八方,近的与左丘明同在一国。于是,左丘明上请教孔子,下询问孔子的学生。因此,《左传》一书所采录的史料,确实能够扩大我们的视野。这是第三点长处。


【原文】


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而与亲见者争先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誉旧》、谓《楚国先贤传》、《汝南先贤行状》、《益部誉旧传》、《襄阳普旧传》等书。《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他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并列。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


【译文】


谷梁赤、公羊高,都出生于别的国家,又生活于左丘明之后的时代。论述的地域与《春秋》不同,谈到的事情也与孔子所说的有差异。他们用民间的传闻来解释《春秋》,怎么能够与亲身听到过孔子教诲的左氏争胜呢?这就好像近古的汉代与晋代的史官以当代人的身份写成当代史,被称为正统的史书,而后来《先贤》、《誉旧》、(指《楚国先贤传》、《汝南先贤行状》、《益部晋旧传》、《襄阳眷旧传》等书。)((语林》、《世说新语》等,都是搜集的街谈巷语,或是访问前朝老人而成。要和司马迁、班固、干宝、孙盛相比或并列,是很难的。用《公羊传》、《谷梁传》比《左传》,岂不是和上面的比较一样吗?这是《公羊传》、《谷梁传》的第一个缺陷。


【原文】


左氏述减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说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阂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晃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姐龄,文皆琐碎。夫如是者,何哉?盖彼得史臣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


【译文】


《左传》记载道:减哀伯劝阻桓公不要接受部鼎,以求道德的完美。周内史高度赞扬哀伯劝谏君主的话;王子朝谋反作乱,然而用巧妙的话语向诸侯表明他忠诚王室的决心。阂马父赞美他的语言,但对他犯上作乱的行为深恶痛绝。像这样的记录人物语言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些历史人物的语言之所以能被《左传》记载,原因是当时人们的讲话,被史官用文字记录了下来。讲话人的名字与原话的内容都不会湮没,并流传到别的国家。而左丘明引用的仍是原话,仅是按顺序编辑一下而已。这就好像近古的《史记》转载乐毅、李斯的文章,《汉书》抄录晃错、贾谊的作品一样。考察这些文章来历,哪里是司马迁编造、班固修改而成的呢?然而,看一看《公羊传》、《谷梁传》所记载的内容,就不是这样的了。它们所转录的人物的语言文章,语言局促,文章琐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左传》引用的是各国史臣记录的史书。而另外二传所引用的却是流传于人们口头上的。所以,前者委婉纤徐,后者局促不文;前者丰腆,后者简陋。这是《公羊传》与《谷梁传》的第二点不足。


【原文】


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如嘻伯谏君观鱼,富辰谏王纳狄,王孙劳楚而论九鼎,季札观乐而谈国风,其所援引,皆据礼经之类是也。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如郑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凯;魏绛答晋悼公引《虞人之哉》,子革讽楚灵王诵祈招之诗,其事明白,非厚诬之类是也。徽近代则循环可覆。如吕相绝秦,述两国世隙;声子班荆,称楚材晋用;晋士握浊谏杀荀林父,说文公败楚于城淮,有优色;子服景伯谓吴云:楚围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羹,犹无城下之盟;祝佗称践土盟晋重耳、鲁申、蔡甲午类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措思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已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著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译文】


《左传》中记载的各国大夫的辞令,外交人员的应答,都典雅而富有文采,内容宽泛而又深奥。(如减嘻伯对君王观鱼的劝谏,富辰对王要娶狄人女为王后的劝说,王孙慰劳楚军时对询问鼎的回答,季札在鲁国听诗乐演奏后的评论之类。)叙述远古人物的谈话,委婉含蓄,使读者如闻其声。(如郑国君主到鲁国访问,说少昊以鸟给官命名;季孙行父称舜举荐八元八凯;魏绛在回答晋悼公伐狄的提议时,引用了舜时的训诫;子革为劝阻楚灵王周游而诵《祈招》之诗之类。)引用近古人物的言语。其言语围绕中心,循环往复,说理透辟。(如晋与秦绝交时,吕相历数秦晋之间的世代矛盾;声子铺荆而坐,说楚国的人才为晋所用;握浊谏劝晋侯不要杀荀林父时,说文公在城蹼大败楚军后仍有忧色;吴国和鲁国交战,即将定城下之盟,景伯劝说吴王时说楚人围困宋,宋国到了互相交换孩子而食,拾来骨头烧火的地步,而宋国仍不与楚国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卫国祝佗对葺弘叙说晋文公在践土盟会时,盟书引用天子的话,按照晋国的重、鲁国的申、卫国的武、蔡国的甲午的顺序称说之类。)可以想见,这样显示作者独具匠心、构思巧妙的措词,恐怕决不是一个人拟稿、润色并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而是当时已经有了各国的史书,左丘明不过是按时间的顺序进行编排,并与经文一一对应起来而已。然而,《公羊传》与《谷梁传》,不论是记录人物言语还是刊载历史事件,都丢掉了原内容的精华部分;探索事情的起因,肯定是出自于他们自己的想当然。这种无所依凭、不按章法的做法,使得二传所说的道理迂腐怪僻,语言文字也鄙理不文。和《左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公羊传》、《谷梁传》的第三点不足。


【原文】


按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弹论。如《经》云:楚子虞卒。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及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


【译文】


《公羊》、《谷梁》二传虽然以解释《春秋》为它们的主要内容,然而,空缺不解释的地方不胜枚举。如《春秋·昭公元年》说:“楚子糜死了”。《左传》注解说:“公子围借口去看看楚王的病,进入室内将楚子糜勒死。”到了《公羊》、《谷梁》二传,只是重复《春秋》上面的内容,对这句话没有任何注解,依样画葫芦而已。这是《公羊》、《谷梁》二传的第四点不足。


【原文】


《汉书》载成方遂诈称庚太子,至于网下。隽不疑曰:昔卫蒯馈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按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日: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日: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果境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


【译文】


《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成方遂伪称是卫太子庚,来到了京城。京兆尹隽不疑令手下人拘捕他,并说:“过去卫国蒯馈得罪了父君,逃亡在外,后来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可已经做了太子的他儿子辄却不让他回国。《春秋》对此事则持肯定的态度。”于是,将成方遂交由廷尉审讯。因此霍光开始重视儒学。按,隽不疑所引用的事例,出于《公羊传》的正文。《论语·述而》说:冉有问:“先生会不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呢?”子贡回答说:“先生是不会帮助的。”为什么呢?卫国父子为了争夺国家权力,儿子的行为居然与吃父吃母的集、境一样,这于礼于法都不容许,更为名教所憎恨。而《公羊传》在解释、评论此事的要义时,反而认为卫辄是一位贤明的人。这种说法违背了孔子的伦理思想,丢失了圣人的精神,起了奖励恶人,搞乱后学之人思想的坏作用。这是《公羊传》、《谷梁传》的第五点不足。


【原文】


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断然可知。必执二传之文,唯取依经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太半失实,已于《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启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乱臣贼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杜预《释例》曰:凡诸侯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贬,皆时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口以书于策,而简犊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释,实得经传之情者也。


【译文】


如果用《左传》的三个长处,对照《公羊传》与《谷梁传》的五个短处,谁好谁差,一目了然。若是采用二传的内容,那么,唯有一点长处可取,即是它完全依照经的内容进行解释。而《春秋》一书并不是照实记录,它对于自己的鲁国,降讳丑恶的事情,对于别的国家又按照别国外交使者所告知的情况来写。考察所记事情的本来样子,大半不符合。这方面在《惑经》篇中已经详细地介绍过了。追溯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鲁国的史官是按照周代的礼制记载历史的,孔子不过是对史官所写的史书进行修订,并保持旧的体例而已。后来将所谓“实录”的鲁《春秋》交付给左丘明作传,才使得善的、恶的、真的、假的一起公布于世。如果光是孔子一人利用《鲁春秋》裁订成《春秋》,左丘明不作传,那么,那一段的历史生活,如何能使我们得到详细的了解呢?有人说:孔子修订成的《春秋》,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又说:《春秋》的意义,在于使恶人想掩盖的罪恶,却暴露于世,想留名千古,却被历史遗忘。好人得到鼓励,坏人感到害怕。然而,考察《春秋》所写的内容,与此意义相违背。倒是《左传》,无愧于这一赞誉。这就是所谓《春秋》和《左传》是一物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废除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无法存在。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有劝戒的功能这个评价又从何说起呢?(杜预《春秋左氏传释例》说:是凡诸侯没有侵陵百姓的罪过,而被人无故拘捕,使者都会奔告各国。而要给某一个诸侯定上罪名,也会以他侵陵百姓为辞。鲁国史官则将他国通报的情况记载在史册上,或者简犊之上。孔子则不管真假,都将它们编入《春秋》中,而《左传》则根据《春秋》所记,再详细地描述事情的本来面目。让真假、得失自己显示出来。案,杜氏的这一解释,确确实实反映了经、传内容上的区别与相辅相成的关系。


【原文】


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拭,隐、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如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网如,傅后来学者,兀成聋替者矣。


【译文】


儒家学者讥讽左丘明作传,多叙述《春秋》之外的事情。然而,象楚公子围拭君主郑敖,郑子驯拭国君凳顽、齐人拭其君主阳生,《春秋》只是记为“卒”;又如隐公、桓公、皆被人谋杀,《春秋》却只说“莞”;昭公、哀公被臣子赶出鲁国,《春秋》又只说“逊位”。象这样记载别国的事情只听来使的报告,记载本国的事情又隐讳事实真相,如果没有左丘明作传,那些史实真相,我们又能够从什么途径上知道呢?但是,假使世上的人们研习《春秋》,只依凭着两传的解释,那么,彼时二百四十年的历史情况,则几乎是一片空白。无疑会使后代学习研究历史的人,成为聋子与瞎子。


【原文】


且当拳、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攻赵,有程婴、柞臼之事。出《史记赵世家》。鲁侯御宋,得俊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遇,唯在郊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出贾谊《新书》。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规哭于阳门,介夫乃止。出《礼记》。鲁师灭项,晋止嘻公,而云项实齐桓所灭,《春秋》为贤者讳。出《公羊传》。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政。大夫皆执国权。出《谷梁传》。其记时也:盖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平夫人。出《列女传》。魏韩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王葬马。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出刘向《七录》。扁鹊医疗貌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出《史记·扁鹊传》。亲书仕于周室,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出刘向《新序》。苟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吟。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曾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译文】


在秦、汉两代,《左传》未能流传开来。于是《公羊传》、《谷梁传》以及稗官野史、诸子百家,各自讲述历史,然而各家所讲的历史之间距离较大,人们不知采用那一家的说法为好。所以,它们在记事时的情况是:当晋景公称霸时,王室势力正强大,却说发生了韩氏灭赵氏,程婴、公孙柞臼仗义救孤的事。(见于《史记·赵世家》。)鲁庄公与宋国在乘丘打仗,打败了宋国,并得到俊这一地方。却说鲁国的军队溃散,并说原因在于庄公驾驭的马中了乱箭。楚国和晋国军队相遇,只是在邺地之战中。却说二国交兵,军队布置在两棠。(见贾谊《新书》。)宋国子罕做相国时,宋晋两国和睦相处。却说晋国将要讨伐宋国时,情报人员报告说,晋国一守门的卫士死了,子罕都哭得非常伤心,可见民众与国家同心同德,不可讨伐。(见于《礼记》。)项国实际上是被鲁国的军队消灭掉的,晋国并为此事扣留了鲁嘻公。却说项国是齐桓公灭掉的,之所以不说是齐桓公·是因为《春秋》为贤者避讳。(见于《公羊传》。)襄公三年,许多国家在鸡泽的地方结盟,此时,君臣融洽。却说鸡泽结盟之后,诸侯们开始失去了实际的权力,而由大夫们执掌了国家的权力。(见于《谷粱传》。)它们记载时间的情况是:秦穆公为春秋初期人,却说穆公的女儿做了楚平王的夫人,并受到了吴王阖间的凌逼。(见于刘向《列女传》。)魏国与韩国都是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却说它们的国君陪同楚庄王厚葬为自己驾过车的马。(见于《史记·滑稽列传》。)《列子》书中有对孔子的论述,却说列子出生于郑穆公时。(见于刘向《七录》。)扁鹊曾为藐公治病,却说是在赵简子执政的时候。(见于《史记·扁鹊列传》。)栗书曾在周王朝为官,却说他在晋文公打猎时遇农夫老古,取其言而弃其人,栗书向他犯颜直谏。(见于刘向《新序》。)荀息死于辅佐奚齐时,却说荀自、观看晋灵公作九层高台,他用累叠棋子来劝谏灵公。(见于刘向《说苑》。)由l述可见,这些记载或是把先前的事情说成是后来的事情,或是把后来的事情说成是先前的事情,时间颠倒,上下翻转。但是,自古以来的君子却对这些记载没有怀疑。等到《左传》流行开来后,这些错l树被暴露了出来。从这方面来看,《左传》给予人们的益处难道不是弘大的吗?然而,世上的学者们,至今并没有觉悟到这一点。这真叫做:忘记了我的大恩大德,天天受用却茫然不知。


【原文】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干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家获书,全同《左氏))o汲家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案《纪年》、《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师春》多载春秋时笙者蒜辞,将《左氏相较,遂无一字差并。故束哲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欲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哲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额取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注遣注解,释谓释例。干宝籍为师范。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沙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传所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夫学者苟能微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家而后信者乎?从此而言,则三传之优劣见矣。


【译文】


然而,从左丘明之后到三国魏灭亡,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内,《左传》一直不被人们重视。直至到了晋朝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到了古代的竹简书,其所记载的有关春秋史事,全同于《左传》。(从汲家中得到的古书,不久又散失,今日只存《纪年》、《琐语》、《师春》。按,《纪年》、《琐语》记载春秋时代的事情,大多与《左传》所述的相同。《师春》记载的大多是春秋时巫者的卜辞,与《左传》校核,竟无一字不同。)所以,束哲说:“如果此书在汉代被发现,刘欲就不会到五原去做太守了。汲家竹书问世后,挚虞、束哲、王接、荀颤引用其文来对叹左传》钩沉索隐,使它变得明了。杜预对《左传》进行注释(“注”指注解,“释”指释例),干宝又将它作为修史效法的榜样(事见干宝《晋纪·叙例》)。从此以后,人们都认为《左传》是一部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进行记录的史书,不再有人说它的坏话,于是,《左传》渐渐地流传了开来,人们一致赞扬它。孔子说:我的道德理想隐含在《春秋》一书中,我的行为规范则融注在《孝经》一书中。所以,他将《春秋》传授给左丘明,将《孝经》传授给曾参。《史记》说:孔子西访周室后,论述史书记录与口头流传的历史事件,并编辑成《春秋》一书。他的七十个得意门生对人都是口头传授《春秋》的内容,讲解《春秋冲七刺、褒奖、避讳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微言大义,而不让人们见到《春秋》其书。鲁国君子左丘明怕孔子的这些弟子各揣目的,随意解释《春秋》,使《春秋》失去本意。于是,依凭着孔子所作的《春秋》,对里面的内容详加说明,便写成了《春秋左氏传》。如果学者们能够重视孔子本人与司马迁这二人所说的话,也能够评判出春秋三传,准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了,又何必等到看了汲家竹简后才相信《左传》是一部实录的史书呢?由此也可以看出春秋三传,谁优谁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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