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论赞第九

作者: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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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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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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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220字

【原文】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诊”,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晒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撰。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译文】


《春秋左氏传》每次发议论,都借“君子”作为称呼。《公羊传》、《谷梁传》称“公羊子”、“谷梁子”,《史记》称“太史公”。然后班固称“赞”,荀悦称“论”,《东观汉记》称“序”,谢承称“诊”,陈寿称“评”,王隐称“议”,何法盛称“述”,扬雄称“谬”,刘晒称“奏”,袁宏、裴子野写出自己的姓名,皇甫谧、葛洪则以自己的号为称呼。史官所编撰的史书,通称为“史臣”。虽然名称多种多样,但道理却是一样。若为这里叙述方便,则可统称为“论赞”。


【原文】


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侯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询笔端,苟炫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译文】


论,是用来辩析疑惑,解释难通之处的。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当然就用不着讨论了。左丘明的“君子日”,用意其实就在于此。司马迁开始限定在各篇之末,写一段论说文字,即使没有必要的理由,也勉强产生一段文字。史论的烦杂,正是萌芽于此。仿照《春秋》而撰成的史书,议论尤其应当简省。如果有一些本来毫无疑问的事,也要写一段议论来裁决它,这都是曲从放纵笔头,随便炫耀文彩。把美妙漂亮的词句,寄附在史书里,哪里知道史书的重要原则,以及取舍的宗旨呢?


【原文】


必寻其得失,考其异同,子长淡泊无味,承柞便缓不切,贤才间出,隔世同科。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浩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哗、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减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谢灵运之虚张高论,玉危无当,曾何足云!王韵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观过知仁,斯之谓矣。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灰时。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纵于高士者矣。


【译文】


如果探讨它们的得失,考察它们的异同,子长醇美而含义深长,承作舒缓而不浮躁,贤德之才陆续出现,不同时代类别相同。孟坚文辞温婉雅致,道理大多中肯,其中特别美妙的,具有典浩的风格,文采翩翩,富丽堂皇,确实值得咏诵仲豫虽然义理较为突出,但缺失之处在于繁多。自他以后,放任而不知收束,大致都是繁花多于果实,义理少于文采,鼓弄雄壮的言辞,夸耀对偶的事类。如果从中选择好的,那么干宝、范哗、裴子野是最好的,沈约、减荣绪、萧子显算是稍好的,孙安国全都不值得采取,习凿营偶尔有值得一读之处。如袁彦伯专用玄言装点,谢灵运空谈高论,就像贵重的玉杯却没有底,哪里值得一谈】王劫追求简洁坦率,语言中带着浅陋粗野,假如他表现了一点道理,就忘了文采。“考察一个人的过失,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唐修撰《晋书》,作者都是当代的文学之士,放弃了过去的司马迁、班固,崇奉近代的徐陵、庚信。用经过修饰的轻浮浅薄的文辞,编成史籍中的文字,就和在壮汉的脸上涂脂抹粉,让超脱世俗之人穿花绸衣服没什么两样。


【原文】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洗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至于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


【译文】


史著中有论,是想让事情不要重复出现,文字简省而意义赅备。如太史公说:看张良相貌像个美貌女子;项羽有双瞳仁,难道是舜的后裔?这就是增加别的话,来补充正文里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事情不要重复出现”。又如班固的“赞”说:石建为他的父亲洗衣,受到君子们的批评;杨王孙赤裸着身子下葬,比秦始皇贤德多了。这就是虽然片言只语,似乎简约,而各个方面的意思却都很完备,也就是所谓的“文字简省而意义赅备”。到了后来人所作的赞语,大多是摘录纪传中的话,有所不同的只是加以文字上的修饰罢了。至于更过分的则有如天子的操行,已经在本纪的末尾详细叙述,接着再来“论曰”,紧跟前面的撰述。纪和论没有区别,徒然重复。


【原文】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哗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


【译文】


司马迁的《自序传》的后面,一一列出各篇题目,写出它们的大意。然后班固改变成诗体,把它称做“述”;范哗改掉“述”的名称,称之为“赞”。考查述、赞的体例,每篇各有一章,事情多的就简省一些,使它篇幅较小;道理少的就扩大它,使它篇幅大一些,名和实大多不符,详和略不相一致。而且想要考察人物的善恶,史书对人物的褒贬,应该是不需要借助于这样做的。


【原文】


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默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渴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译文】


然而,班固的总述合在一篇之中,使它条理清楚,井然有序,历历在目,便于阅览。范蔚宗的《后汉书》,实际同班固《汉书》一样,却各自附在正文的后面,写在各卷的末尾,使各篇的赞分开,互不连接,失去次序。而后来晚出的作者不能体会到它的失误之处,如萧子显、李百药的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全都依照范书的错误之处,每篇结束时有“赞”。每篇都立一段“论”,烦琐已经够多了,而在论的后面接着又是“赞”,使冗繁更加严重。也就像文人制作碑文,记叙到最后接上一段“铭曰”;僧人说法,佛理讲完宣布一段渴语。假如像这样地编撰史书,就难以和他们讨论简要的话题了。


【原文】


至若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哗之虚美魄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尔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故略陈梗概,一言以蔽之。


【译文】


至于说评价不合理,褒贬不公允,如班固的极力斥责贾谊,范哗的虚妄夸赞魄嚣,陈寿说诸葛亮不及管仲、萧何,魏收称尔朱荣可比伊尹、霍光,或者是言过其实,或者是类比不当。如果要全面加以指正、驳难的话,那么用多少书也难以尽说。所以只能简单陈说个大概,概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