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鉴识第二十六

作者: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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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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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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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632字

【原文】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低。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锉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啧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译文】


人的认识有畅通,有滞塞,人的神智有昏馈,有清醒,对同一件事物的低毁赞誉因此而不同,喜爱憎恨因此而有异。三王受到诽谤,遇到鲁仲连得以澄清;五霸大有名望,碰上孔夫子而受到低毁。这就是事物有一定的标准,而鉴别却没有一定的认识,要使评价审核得能够恰如其分,大概千年才能遇到一次吧。何况作为文献的史传,精深广博,假如学者不能探究其中的隐微之处,获取其中深远的含义,如何能够辨析它们的利害得失,分清其中的善恶是非?


【原文】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育》、《墨守》,乃腐儒之妄述;“卖饼”、“太官”,诚智士之明鉴也。


【译文】


看《左传》其书,是《春秋》三《传》中最好的,而在汉、魏两代,竟然不列入官方教学内容。儒学学者都轻视《左传》一家,而竭力推崇《公羊》、《谷梁》二传。以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在孔子手中接受《春秋经》,论时世,他和孔子处于同一个时代;论才德,他和孔子同样认为某些品德可耻。而另外两家,师从孔子的弟子,跟随显贵的门人,才识本不相同,年代又相互悬隔,怎么能拿那得自传说的二《传》,和这亲受传授的《左传》相比呢!再说二《传》道理有所偏颇,言词多有鄙俗,和《左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知,《墨守》、《膏育》,是迂腐儒生的虚妄之作;“卖饼家”、“太官厨”,确实是有识之士的高明评价啊。


【原文】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王充谓彪文义侠备,纪事详赡,观者臀甲,以太史公为乙也。张辅,“士优劣论,曰:“世人称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班为胜。余以为史迁叙三干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必矣。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张晏云:迁没后,亡《龟策》、《日者传》,褚先生补其所缺,言词鄙陋,非迁本意。案迁所撰《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虞舜见厄,遂匿空而出;宣尼既姐,门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于兹,安得独罪褚生,而全宗马氏也!刘轨思商榷汉史,雅重班才,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而辄编高后。案弘非刘氏,而窃养汉宫。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为孺子,史刊摄政之年;厉亡流氦,历纪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传。班氏式遵囊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午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译文】


到了《史记》、《汉书》相继出现,前后相接。王充著书,已经以班固《汉书》为好,司马迁《史记》为差;张辅立论,又以《史记》为优,《汉书》为劣(王充说班彪文义透彻完备,记事详细而丰富,读者把他列第一,把太史公列第二。张辅《名士优劣论》说,人们讨论司马迁、班固的才学优劣,多以班固为高,我认为错了。司马迁叙述三千年事,五十万字;班固记二百年事,八十万字。烦省无法匹敌,班固不如司马迁是一定的了)。然而这两种书,虽然互有长短,有关它们得失的评价递相出现,但是它们大抵上风格相同,可以作为一类。张晏说:“司马迁死后,亡佚了《龟策列传》、《日者列传》,褚先生补上了所缺佚的篇章,言词鄙俗粗陋,不是司马迁的本意。”查司马迁所撰写的《五帝本纪》、七十列传、称说虞舜被困,就说他藏身于井壁空穴中,穿孔而出;孔子死后,门人就推奉有若为师。这些记载的鄙俗,又超过了褚先生的补作,怎么能只是指责褚先生,而完全推崇司马迁呢。刘轨思讨论汉代史书,很看重班固的才能,只是批评他本纪中不列入少帝,反而却编入了高后。考少帝刘弘并不是刘氏的后代,而是别人所生,私下养在汉家宫里。当时国无君主,吕氏行使皇帝权力,所以借她行使权力的岁月,用来编年。而吕后的言行事迹,自有《外戚传》详述。好比周成王尚未成年,史书把周公摄政作为编年;周厉王流亡在氦,历法以共和作为纪日,而周公、召公,又各有《世家》记事。班固仿照过去的惯例,非常合适恰当。难道说虽然是颇费匠心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而要受到目光拙劣的人的讥笑吗?


【原文】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罕华。”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但,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斡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缚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低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译文】


刘祥撰写《宋书·序录》,-一评说各家晋史,概括地说是:“何法盛的《晋中兴书》芜杂而缺少气质;王隐的《晋书》、徐广的《晋纪》,沉沦而缺乏华采。”史书的叙事,应当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埋俗,它的文辞正直,它的事情确实,只要这样也就可以了。如果非要像孔文举的文章那样含有特异的气质,和刘公干的文章一样有一股飘逸之气,像扬子云的文章那样内含美质,像司马相如的辞赋那样文采飞扬,这是摆弄聚合华美的词藻,雕刻描绘漂亮的文章,要想称为实录,难道可能吗?以此来低毁指责史书,可见是无的放矢乱加批评了。


【原文】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盖《尚书》古文,《六经》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晋,年逾五百,其书隐没,不行于世。既而梅氏写献,杜侯训释,然后见重一时,擅名千古。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稽、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沈雨绝,安有段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译文】


人的被废黝和兴起,是时机造成的;人的困窘和显贵,是命运造成的。而史书也正是如此。《尚书》占文,为《六经》之首;《春秋左传》,为三《传》之主口而从秦代直到晋代,五百多年,这两种书都被埋没,不在世间流行。经过梅啧将古文《尚书》写本进献朝廷,杜预为《左传》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然后被推重一时,千百年享有大名。至于老子《道德经》写作于周代,庄周《庄子》成书于楚国,遇到汉文帝、汉景帝才开始流传,碰上稽康、阮籍才受到珍贵,像这一类的,不胜记载!所以说“废弃还是兴起,决定于时机;困窘还是显贵,决定于命运。”假使当时没有识宝的人,世上缺乏知音的人,就像《论衡》没有遇到蔡伯嘈,《太玄》不是碰到张平子,一定会烟消火灭,湮没无闻,哪还谈得上死而不朽,扬名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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