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史官建置第一

作者: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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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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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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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23326字

【原文】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蚌蟒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网史官,虽尧、舜之与梁、封,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环、跻,商、冒之与曾、阂,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而善恶不分,妍嗤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筐,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译文】


人活在世上,其生命之短暂宛若朝生夕死之蚌蛤,又如白驹过隙,一刹那而已。然而,人们并不因为生命的短暂而不重视功名,仍然以壮年不立功建业为耻辱,都惧怕死后名与身俱灭。上自帝王,下至百姓,近则朝廷的大臣,远则隐逸山林的高士,对于功名二字,无一日不放在心上,无一人不孜孜以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个人都想建立一个伟大而不朽的事业,使自己的名字与世长存。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名字不朽呢?那就是将自己的名字书写在记载历史的竹帛上。假使在古时无史册,亦无史官,那么,圣明者如尧、舜,残暴者如柴、封,辅佐之才如伊尹、周公,纂权夺位者如王莽、董卓,贤能者如伯夷、柳下惠,作乱者如盗踢、庄矫,纯孝者如曾参、阂损,就君父者如商臣、冒顿,身体与名字,将一起消亡。坟土犹湿,善的与恶的、美的与丑的,将统统为人们忘却。然而因各朝各代皆设史官一职,史册又得以妥善保存,故而,古人虽亡,物质的身体早已不存在,但他生时做过的种种事情却为人们所知,如同星、月那样的明晰。因此,后世之学者,凭借史册的,就能和古人作思想上的交往;不出门户,却能洞察千年的历史面貌。后人在史册时,见到贤能者,便向他们学习,见到品德恶劣者,则考虑如何从他们的身上吸取教训。


至于《春秋》一书编成后,贰臣贼子因惧怕遗臭万年而收敛自己的恶行,同时,也为史家树立了秉笔直书的榜样。崔抒拭其君,太史书其事被杀;其弟续写之,又被杀;另一弟再写之。南史氏听说后,准备亦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史家不隐恶的职能。史官记载史实,实事求是,不饰美,不隐恶,客观上就起到了劝善惩恶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史书的社会作用是很大的。平民百姓可以从中得到为人处世的借鉴,统治者亦可以由彼看到国家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因此,历史书籍,无论是对于普通百姓,还是对于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能缺少。下文将有关史官的形成、体制与史书的流传等情况作一陈述。


【原文】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领、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按《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犊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译文】


史官一职的设立,由来久远。古代黄帝时,造字记事的仓颇、沮诵即是史官。到了夏、商、周三代时,史官一职又分出多职。据《周官》与《礼记》说,其时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职。太史负责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等六典之制订,小史负责国家大事的记载,内史负责起草浩示救命,外史负责起草与外国的来往书信,左史记载帝王言论,右史则记载帝王每日所作的事。《曲礼》说:“史官的职能就是将帝王的言行用笔记载下来。”大事写在连缀的竹简之上,小事则写在短小的木片上。《大戴礼》说:太子二十岁行加冠礼后,其行为不再由太保太傅负责,而专门配备记载太子过失之史官,行监督之职能。”《韩诗外传》说:“忠于职守,遵守纪律,而不敢为非作歹,这就是太史令。”由上述可见,史官一职,始于黄帝,到周代时则体制完备,分工细密。各类史官专司一职,互不相同。至于各地诸侯国,亦设立史官,其职务类目,一如周王朝。


【原文】


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战国,史氏无废。盖赵鞍,晋之一大夫尔,犹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耳,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绳池交会,各令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击。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


【译文】


自古以来,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官。战国之前,有孔甲、尹逸,分别在夏、殷朝享有很高的声誉;又有史佚、倚相,为周初与楚国人所推重。晋国掌握典籍的伯膺,鲁国著述《春秋左氏传》的左丘明,亦皆为杰出的史官。到了战国以后,虽社会动荡,但史官未废。晋国的赵鞍,位不过是一个大夫,但仍配置正直的史官记载他的言行,特别是他的过失;田文,不过是齐国的一个贵公子,但是每当他会见宾客,总有史官在屏风后记录他的谈话内容。至于像秦、赵两国国君在绳池相会时,各令其御史记载于某年某月某日,对方为己弹奏乐器事,这更说明了春秋时期君王的行为必然要被史官记载的事实。


【原文】


然则官虽无阔,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终古见果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封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图法归周。”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拭,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


【译文】


然而,史官一职,虽历代未缺,但史书却有遗失,所以,史官的尊卑序列与职能分工,后人模糊不清。按《吕氏春秋》说:“夏朝的太史令终古见架为奸臣迷惑,自乱其国法,便负载图册法典投奔了商;商太史向挚见封荒淫残暴,自毁纲纪,则拿了图册法典归向了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逸而无德行,也携图册法典归向了周。”又春秋时,当晋赵盾、齐崔抒拭君,晋、齐两国太史便分别将这两件事记载了下来。郑伯与公孙黑强结盟,令太史将参与结盟活动者载入史册,名曰“七子”。鲁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到鲁国作礼节性的拜访,韩宣子到太史氏处看书,见到《易象》与《鲁春秋》,惊叹说:“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全被鲁国保存了下来。”然而,太史一职在诸史官中是位置最高的吗?直到秦一统天下后,还有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这说明自夏至秦,太史一职从未改变过名称。


【原文】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垂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垂相。叙事如《春秋挤。及谈卒,子迁嗣。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司马迁既段,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陋、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


【译文】


汉代,武帝又设太史公一职,位在皿相之上,命司马谈伍此职。汉代法律规定,天下州县所进的有关记载人事、户口、赋税的薄籍,先给太史公阅,后再给垂相。太史公记述事情则采用《春秋》的系年体方式。司马谈死后,由其子司马迁继其位。待到司马迁死后,汉宣帝又改太史公为太史令,不过,其记载史事的职能同太史公一样。考察古代太史的职能,虽然主要的任务是著述,但也兼管日历演算、天文观察、龟卜占时、祈攘大典等事务。司马迁死后,续写《史记》的人,如褚少孙、刘向、冯商、扬雄等,都是在担任别的职务的同时,来写史的。因此,太史这一署衙,其职能不再是记述帝王的言行事迹。汉代的几位太史令如张衡、单肠、王立、高堂隆等就皆不以著述历史闻名,他们担任官职后,主要以精于阴阳历算而为人称道。


【原文】


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此其义也。


【译文】


当王莽篡夺了汉朝政权后,改为设置柱下五史,其班秩如同御史。其职能是旁听政事,侍立在帝王身旁记载帝王的言行。这是仿效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做法,这正吻合了古代史官的职能本义。


【原文】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者,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


【译文】


汉代中兴时,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指示他撰写《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一郡的掌管计簿的官吏,向皇帝献上所作白9((哀牢传》,为皇帝赏识,便征召他到兰台任职。由此可见,兰台是当时学者著述的地方。自汉章帝章和以后,东观这一地方盛藏图书典籍。凡前前后后在东观撰写汉史的人,都称作“著作”,始终没有别的称呼。


【原文】


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以“佐”名施于“作”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若中朝之华娇、陈寿、陆机、束哲,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爱、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而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险、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


【译文】


到三国魏太和时,开始设置著作郎一职,隶属中书省。该官职相当于周朝之左史。晋元康初,又将著作郎隶属秘书省。著作郎职位为一人,称之为大著作,专门掌管修史事。另又配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后,将“佐”字放在“作”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按照过去的分工习惯,佐著作郎负责广博地搜集资料,著作郎负责起草文稿。如果著作郎、佐著作郎有什么失误,则秘书监一职应负责任。有些具备写作才能,学贯文史的人,虽然职居他官,有的还兼著作郎一职。也有人虽为秘书监,但仍兼著作郎一职。如:西晋的华娇、陈寿、陆机、束哲,东晋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南朝宋的徐爱、苏宝生,南朝梁的沈约、裴子野,他们是史官中的佼佼者,所写的著作十分精美。而到齐、梁两个朝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朝则因循相袭,没有变化,如刘险、谢昊、顾野王、许善心这一类人。


【原文】


至若偏隅潜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按《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郑正为秘书挥沈,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网,属辞有所矣。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别有《曲笔》篇言之详矣。吴归命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莹为其左,华核为其右。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


【译文】


至于象地处偏僻的小国,或化外民族入主中原后所建立的伪王朝,考察他们的史官情况,亦可以举些例子来谈谈。《蜀志》说王崇后来曾在东观职上补阂,许盖则掌管一国之礼仪制度。又郑正任秘书郎时,曾广泛搜集征求蜀地的书籍,这样,在撰写史书时,做到典校无缺,出言有据。而陈寿说:“蜀国不设置史官”,这岂不是对诸葛亮极大的诬陷吗?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在《曲笔》篇中有详细的论述。吴国孙皓投降后,仍有二国史随侍左右,左史是薛莹,右史是华核。又周处在吴国时曾由左国史迁升为东观令。由这些情况来看,这些国家的史官的官职体制亦很健全。


【原文】


伪汉嘉平初,公师或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徐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


【译文】


伪汉嘉平初年,公师或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兼左国史一职,撰写汉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升迁为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写作国史。蜀与西凉二国,将记载历史的事情交给门下省去做。南凉国主秃发乌孙在刚做上国王的时候,要记载国家大事,便任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让他专门负责此事。至于其他伪朝国君,大多设置著述历史的官员,象前赵的和苞,后燕的董统等人即是这类官员。


【原文】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常厥职。故如崔浩,高间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参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以来,参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阔而不载。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译文】


元魏在建立国家不久,便有了修撰历史的史臣。因总是从别的岗位上调官员来任史官,故而史官这一职务不是固定的。象魏时的崔浩、高间等人,虽然主持历史著作的撰写,然而,他们并没有史官的名号。后来,开始在秘书监设置著作局,有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四人,而其中参与修撰史书的,三人中不过一、二人而已。普泰以来,佐著作郎参与修史者日见其少,修史之事业衰废。故而,另外又设立修史局,里面置史官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对上奉行帝王的旨意,对下询问了解民间的风土人情,并将精通于翻译的人才,任为史曹。到了北朝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朝廷中又有修撰国史事应当专任代地的人,而不适宜于委之汉人的议论。在此种情况下,便任谷纂、山伟主持著述记载的工作。然而,前后经过二十多年,许多国家大事遗漏不记。由此可见,元魏仍奉行少数民族的礼俗,固守自己不文明的习惯。


【原文】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惟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溢虽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虫l之独步关右。王邵、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


【译文】


从北齐、北周到隋朝,统领史官的大臣,称之为监修。史官自己负责撰修国史,是近学北魏,远效东晋的做法。这种做法掺杂在监修制度中,是对惯例的改变。只有北周,虽然设置了六官,并将著作郎改为上士,佐著作郎改为下士。然而名号变化了,但相应的官阶待遇仍同原来的一样。象魏收以他的才思敏捷,作文迅速而名传北齐;柳虫l因提出修史的新的方式而在西魏、北周超群绝伦;王肋、魏澹他们以史学才能服务于隋文帝开皇期间,诸葛颖、刘炫则以俊才博学在大业年间受隋场帝的宠爱,也都是一时之才。


【原文】


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莺诸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撰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唱然而称曰:“联甚惜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网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诏曰:修撰国史义存典实。自非操履忠正,识量该通,才学有闻,难堪斯任。如闻近日已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缉讹并,亦恐漏泄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简堪修史人,灼然为众所推者,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之事”。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凡有笔削,毕归于徐馆。始自武德,迄乎长寿。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移”,此其善恶尤著者也。


【译文】


唐朝建国初,将史馆移到皇宫中,史官可以进出宫门。史馆与门下省为邻,和中书省靠近。史馆的房屋富丽堂皇,史官的饮食丰富而精致,当时在史馆中任职的人,无不感到是荣耀的事。到了咸亨年,史馆中滥竿充数者很多。高宗长叹道:“我是很糊涂的啊!”于是令有关职能部门对史馆人员进行详细的考察与选择,如果有在其史官的位置上,却无史官才能的人,都不得参与修撰史书的工作。诏令说:“修撰国史的意义在于保存国家所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个人如果品德不高尚,为人不正撅,知识不广博,见解不深刻,胸襟不宽广,不以才学闻名于世,是难以胜任此项工作的。而我听到的关于史馆近时的情况,则是只要担任史官的职务,即参与了史书的修撰工作,不但编辑讹错,恐怕亦会有漏泄所撰的史实的事。因此,从今日起,要求史馆的主管部门,精选那些史学才华出众,并为人们所信服者,录取他们进入史馆。史馆其余的人,虽然仍担任史官的职务,但不得去阅览所修的史籍,即不行使史官的职能。”于是,史官多录取自史馆外的部门,著作郎这一职位,几乎同于虚设。凡是撰写修改的工作,都由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从武德起到长寿结束,其间李仁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载言记事,为一些人所惧畏,敬播以叙事有方而被人称为良史,也有如许敬宗记事背离事实,虚美隐恶,牛凤及撰史态度狂傲,所写文字又令人迷惑。上述诸人,都是世人共知的良史与劣史。


【原文】


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纪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监领其事。场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庚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员,职与舍人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菜、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撒、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亮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即今为载笔之别曹,立言之贰职。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


【译文】


又按,《晋令》己载,著作郎的工作汇集注记帝王起居的记录,编撰载于过去史书的帝王功绩与言行。北魏时设置了起居令史一职,每当帝王巡幸、宴会,则侍立于帝王左右,记录帝王的言语和与宾客应酬的谈话。之后,又另外设置了撰修起居注的官职,该职务为二人,一般由其他官员兼任。到了隋朝,朝廷在吏部没有实职的官员及校书、正字中,挑选娴熟于著述、校注的人担任撰修起居注的工作,以门下省纳言监督领导这项工作。隋场帝认为古代设有内史、外史的职务,今日已经有了著作郎,为各司其职起见,应该再设立起居之职,于是,设置了起居舍人。编制为二人,隶属于中书省。如庚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都曾担任过这种职务,当时的人都认为他们很称职。本朝不但继承了隋朝的这种做法,又增置了起居郎二人,其职务同于起居舍人。每当天子临朝,侍立于玉阶的下面,起居郎立在左边,起居舍人立在右边。帝王有什么御旨,则靠近台阶伸长脖子倾听着。退朝后立即将御旨记录下来并进行编辑,作为起居注。龙朔中,又将起居郎、起居舍人改为左史、右史。当今皇帝即位后,恢复了建国初起居郎、起居舍人的官名。在高祖、太宗时,担任这种职务的杰出者有令孤德菜、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皇后时,有李安期、顾j8l、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等,皆‘时之俊才,名闻当时,朝廷器重。起居注,一般意义上是帝王言行的逐日记录。并按年月编辑的书册,但是,对于帝王封土授爵的命令、臣子向皇帝上陈的文书、帝王授予臣子爵位的浩命、大臣去世或免职的浩示,无一不附于事情而被完整地记录下来,所要求的就是详尽确实,是凡想撰写帝王本纪的人,无不依靠于起居注而得以完成。故而,撰修起居注今日已作为史书编撰的一个分支。所以,这里简略地介绍这一官职的设置、名称与工作特点,附于些算。


【原文】


又按:《诗·邺风:静女返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犷。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普献惑乱,骊姬夜泣龟床第之私,虎中之事,不穗掩界楚昭王宴游,蔡姬许从孤死矣。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详卜凡斯著述,似邹电求其职司,未闻位号:隋世王动上疏请锥古法,草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文帝不许,遂不施行‘‘天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之陆贾、畴,登宋之张琳范哗卿示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一,故不复详而录之。


【译文】


又《诗·邺风·静女》之第三章中描写了一男子接受了所爱的女子赠送的彤管。彤管,是女史所持以记录皇后作息举止的。古代的帝王,在议论政事的外朝,有国史记言录事。在处理皇室外戚事务的内朝,则有女史记言录事。外朝和内朝,任务是一徉的。所以,晋献公为骊姬迷惑后,申生提醒了献公,于是骊姬夜半哀泣,巧言避祸,这些床第间所说的话语,私室中所做的事,都不能掩藏。楚昭王宴游,对史臣说:蔡姬愿意随我而死了。帝王消闲游玩的私事,却有记载的书册,受命作记录的大概就是女史这一类人吧?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宫中有了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曾撰写明帝起居注。上述这些著述,大概出于宫中人之手,但其职掌,却没有听说有过名号地位。隋朝王助上书请皇帝依照古法,重新设置女史的官职,详备地记录帝王在宫内的活动,然后交给史官所在的官衙。隋文帝不允许。于是,这一建议未能实行。自古以来史官一职的废置沿革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了。孔子撰修《春秋》,公羊高为《春秋》作传。汉、魏朝的陆贾、鱼豢,晋、南朝宋的张瑶、范哗,虽然都未担任史官的职务,却私下撰写了国史。象这类人,与本文上面介绍的史家不一样,所以,不再详细地介绍他们的情况。


【原文】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于隽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撰。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琶、王沈、鱼豢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沉酒曲桑,酒徒之狂者也。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以为美谈。载之碑竭,增其壮观。既而自历行事,称其所长。则云某代著某书,某年成某史。加封若干户,获赐若干段,诸如此类,往往而有。遂使读者皆以为名实相符,功赏相副。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钦。


【译文】


修史的工作有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一是当时人所做的记言载事,二是后来人所为的编撰成书。然而,当初记言载事的人,所依凭的仅是广博的见闻与真实记录,象董孤、南史即是这样。而后来的编撰,贵在有敏锐而深刻的认识能力与广博的多方面知识,如班固、陈寿就是这样。如果要比较记言载事与编撰成书的工作,两者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又相互依赖,相辅相成,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考察周、秦之前关于选取史官的情况,详情不得而知。但是汉、魏及以后的情况,还是能够说一说的。然而他们大多是钓取虚名,有史官之名,而无史官之实。后汉和三国魏的史书,都是当代就有人编写,而能取得成功的大概只有刘珍、蔡琶、王沈、鱼豢之类的人。而过去的史料表明,当时写后汉史、魏国史的有许多人,决非是一家。即如王逸、阮籍亦参予其列。王逸是一个只会寻章摘句的迂腐无用的儒生,阮籍整日沉酒于酒中,是一个酒徒中的狂人而已。这样的人岂能够裁剪当时记录的史料,整合成国史?而近代一些争名夺利的人,非常热衷于史官的职位。但真正执笔写史的人,十个中没有一二个。但到了大功告成,定稿缮写时,则将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去,同书一起献给皇帝。皇帝进行奖赏,他们就暄袖持臂,争夺赏赐。这徉,使得是非不分,真假难辨。这些窃取名誉的人,活着的时候戏弄当代人,死后又蒙蔽后代的人。他们的事迹载入谱传之上,作为美好的颂扬;名字刻写在碑竭上,增加他们的荣耀。之后,他讲起自己的履历时,称道自己的优点时便说:于某代著某书,于某年修成某史,加封若干户,得到赏赐若干段。诸如此类的说法,常常能够听到。于是使读者都认为一定是名副其实,功赏相符。昔日魏文帝说过:“舜、禹禅让的事情,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些人大概是效法于魏文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