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载文第十六

作者: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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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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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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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480字

【原文】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禧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馅,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译文】


考察风俗文化的记载,可以据以教化天下;考察采集到的民歌,可以据以了解国家兴亡的迹象。由此可知诗文的作用,够深远的了,够巨大的了。至于周宣王、鲁嘻公政绩很好,对他们的赞美载于周诗;楚怀王、楚襄王昏庸无道,对他们的谴责载于楚赋,读周诗的人并不认为尹吉甫、奚斯馅媚,读楚赋的人也不认为屈原、宋玉诽谤,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夸大君王的好处,也没有隐藏君王的坏处。这就是说,文章和史著,它们的性质是一致的,当然他们也就可以和南史、董狐并驾齐驱,都可称得上“良文直笔”了。


【原文】


爱泊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绮殿,音乐之有郑、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说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译文】


到了中期,文章体例起了很大变化,讲说道理的大多以荒诞不经为依据,修饰文辞的务必以绮丽***为追求。就像织物中的花样别出的细续轻纱,音乐中的放荡轻浮的郑、卫之音。古人说:“不做无益的事而妨害有益的东西。”编史者所写下的,当然应当以雅正为主。所以虞舜渴望天下大治,夏代丧失统治地位,《尚书》中就记载了关于他们的“元首之歌”和“禽荒之歌”;郑庄公孝顺,晋献公昏庸,《春秋》中就记录了有关他们的“大隧之诗”和“狐裘之诗”,表现的道理正直而恳切,使用的文字简明而扼要,足以惩戒恶人,劝勉好人,考察风俗,了解民情兀。至于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扬雄的《甘泉》、《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马融的《广成赋》,比喻超过了内容,词藻淹没了主题,繁华而不合事实,游离而不知所归,无益于劝勉奖掖,有助于滋长奸诈,而前、后《汉书》却都把它们记在列传中,不是很错误的吗?


【原文】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决,五曰一概。


【译文】


再说汉代的辞赋虽说空虚做作,但其他的文章大致还是实在的。而到了魏、晋以后,就错讹谬误,相互雷同了。概括起来,其失误有五种:一叫虚有其文,三叫厚颜无耻,三叫借人之手,四叫自相矛盾,五叫一概而论。·


【原文】


何者?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且始自纳陛泣,迄于登坛。彤弓卢矢值,新君膺九命之锡获;白马侯服,旧主蒙三烙之礼兹。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此所谓虚设也。


【译文】


为什么这么说呢?古时候天下为公,交给有能力的人治理,所以尧传授给舜,舜传授给禹。自从魏晋以后,取得帝位就不是这样了。至于皇帝发布禅位的诏书,受禅人陈上辞让的表章,这中间有众臣的反复劝说登基,有皇帝的再三敦促晓谕。所做的事其实与王莽、董卓一样,所说的话却和虞舜、夏禹相似。而且从纳陛开始,到登坛受命,新君受彤弓卢矢之类九种物件之赐,旧帝受到如夏禹、商汤的后代所受到的礼遇,空有这类的虚假文章,却没有相应的事实。这就叫做“虚有其文”。


【原文】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则不然。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侍”;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锋,或靳冰以防其渡。及其申浩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寂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鹤鹑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蝗螂之拒辙。此所谓厚颜也。


【译文】


古代两军对敌,两国争雄,自己对自己的称述,毫无隐瞒。为什么?因为一国的得失如同日月蚀那样有目共睹,不是虚假掩饰的言词所能遮掩得了的。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以至于像曹操感叹蜀主刘备的英明才略,说“刘备是我同类。”周文帝宇文泰赞齐文宣帝高洋,说:“高欢还没有死。”前者商量着要迁都以躲避对方的锋芒,后者要凿破黄河的冰以阻止对方的袭击。等到下达告示,发布檄文的时候,就称对方头脑昏馈,分不清豆子和麦子;见识浅陋,辨不明黄色和黑色。人家立国建都,说人家如同鹅鹑把巢穴建在芦苇苔草之上;人家临敌奋勇,说人家就像蝗螂怒而举起手臂阻挡大车。这就叫做“厚颜无耻”。


【原文】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椽,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救,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浩,下纶言,申恻隐之握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浩,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


【译文】


古代国家发布诏浩命令,都是君主亲手所作。所以汉光武帝时,第五伦当督铸钱椽沉到皇帝的诏书就感叹说:“这是圣主啊!一见这诏书就知道了。”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凡是需要发布诏书救令的时候,都是责成下面的群臣起草。只要朝廷之上,国家之内,文人墨客多多,放开笔墨,什么写不出来?所以皇帝只要下诏书,发浩令,申说王朝表示同情怜悯的恩泽,叙述帝王为国忧虑操劳的心意,虽然这个君主悖离常道,德行败坏,凶顽残暴,看他所行的政令,连商封、夏梁都不如。但读他的诏书浩令却仿佛是尧、舜再世。这就叫做“借人之手”。


【原文】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联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硅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黝,则比诸斗臂下才,罪不容责。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此所谓自决也。


【译文】


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假如说的话有失误,就要受到天下人的指责。所以汉光武帝说过:“庞萌,可以将幼小的孤儿托付给他。”等到听说他叛变了,就向百官认错说:“各位是不是会笑我呢?”可知有关褒扬和贬斥的话,是聪明的君主慎之又慎的。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各级官吏,王公大臣,起初有所褒奖尊崇的时候,就说他像圭璋那样品德出众,好得不能再好。如果紧接着又受到贬黝,又当他是小人一样卑琐下贱,坏得不能再坏。同是一个人的行为,同是一个君主的话,上智下愚,是非好坏,在一瞬间就变了。皇帝的心思不一致,评价不确定。这就叫做“自相矛盾”。


【原文】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椅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陨。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毗,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此所谓一概也。


【译文】


国运有逆顺,世道有兴衰,写作的人在语言上表现出来,随时而变,本来没有一定之规。所以读“猜软”的颂诗,就可证实殷商当时正处于兴盛时期;看讽刺之诗《鱼藻》,就知道周代即将灭亡。到了近古就不是这样了。谈到主上神圣英明,那么就所有的帝王都是三皇、五帝;说起宰相才智杰出,就所有的大臣都是八元、八恺。国家只是角落里的小国,却说“并吞了整个宇宙”;福份只有那么一丁点,却号称感动了千百神灵。虽然人事时代屡屡变更,而文章中的说法没有变化,所以好坏善恶,说法一样,要让读者以谁作为依归?这就叫做“一概而论”。


【原文】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译文】


这里考察这五种失误,以之衡量文章,虽然事情外表看起来相似,所用言辞却不符合事实。以冰雕镂的玉璧,不能使用;在地上画出来的饼,不能充饥。所以它们在世上流传,就会使上下相互蒙骗;流传到后代,就会给人留下不诚实的范例。但世上的撰史者,长期不能察觉这一点,把这些虚假的文词收集起来,加以编排,从起居注开始,直到编成国史,整章整篇地录入,一个字也不删,简直不是史书,而是文集。


【原文】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未尽机要。唯王韵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谙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扳实之义也。


【译文】


如果在众多的史书中选取污杂累赘的,王沈、鱼豢是其中最为特出的,裴子野、何之元大概是其次,陈寿、干宝颇为简约,但仍常常载有浮泛讹谬的文章,未能完全做到精要。只有王助所撰《齐志》、《隋书》二种史书,所取的文章,文字符合实际,道理大多可信。至于无根游谈、文饰之辞,全都不取,这确实符合去掉邪僻,遵从正道,捐弃浮华,只取真实的原则。


【原文】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篇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真,王爬书字以诫子以,刘向、谷永之上疏元,晃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时,山巨源之启事犯,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译文】


山里只要有木材,工匠就来丈量它,何况满世界文章无数,难道没有可选的?只是遗憾作者不去读书罢了。比如诗有韦孟的《讽谏》,赋有赵壹的《疾邪》,文章有贾谊的《过秦论》,论有班彪的《王命论》,哉有张华的《女史篇》,铭有张载的《剑阁铭》,表有诸葛亮的《出师表》,书信有王狈的《诫子书》,刘向、谷永的奏疏,晃错、李固的策对,荀伯子的弹劝奏章,山巨源的荐举启事等等,这些都是能成为准则的言论,可为世人借鉴。这一类的文章,历代比比皆是,假如把它们载入史书,作为规范,那么文字可以和三代相似,事迹可以和《五经》并列。古代的事和今天的事一样,又有什么远近之分呢?


【原文】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黝陆,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译文】


当年孔夫子修《春秋》,分辨是非,申张褒贬,而使贼臣、逆子恐惧。凡是今天编著史书而在书中记载当时人文章的,假如能拨开浮华的东西而采录真实,也就可以使那些从事文章辞赋之类雕虫小技的人,听到了大道理就能追随了。这是禁阻淫丽之风的堤防,坚持雅正之道的关键,凡是从事史书编撰的人,能不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