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篇言语第二十

作者: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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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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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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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072字

【原文】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立训,皋陶矢漠,《洛浩》、《康浩》、《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减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扬干是也。战国虎争,弛说云涌,人持弄丸之变,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橘班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纵,张仪连衡,范唯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译文】


言语一经发出,就会决定荣辱,言语没有文采,就不会流传久远。可知修饰言辞以交际应答,是古人就重视的。上古的时候,人人都质朴简略,当时的言语后人难以知晓,通过解释才能明白。所以要探究道理,记事虽然简单,含义却很深刻;要考察文辞,言辞虽然艰涩,意义却很明白。如《尚书))i己载的伊尹的训,皋陶的漠,以及《洛浩》、《康浩》、《牧誓》、《泰誓》等就是这样。周代借鉴了夏、商二代,文化昌盛,大夫、行人等官,特别重视应对的词令,语言委婉而贴切,言辞流畅华美而不过分。如《春秋》记载的吕相代表晋国和秦国断绝关系的言辞,郑国子产向晋国报告伐陈大捷之辞,减孙达谏劝鲁君不要接纳宋国贿赂的部大鼎的谏辞,晋国魏绛对晋侯解释为什么要杀扬干的仆人的说明等就是如此。战国期间,龙争虎斗,游说之风大起,人人都有舌辩之才,家家都有辩论之术。能言的把诡辩当根本,善辩的以寓言为依据。如《史记》记载的苏秦主张合纵,张仪游说连衡,范雌运用反间计成为秦国巫相,鲁仲连排解纠纷而挽救了赵国等就是这样。


【原文】


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秦必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已下,无足观焉。


【译文】


到汉、魏以后,北周、隋代以前,举世都崇尚文采,但却不再需要专对的人才。运筹谋划,出谋划策,都写到章表之中;提出正确主张以代替错误主张,全归入文章。宰我、子贡所擅长的不再流行,苏秦、张仪的事业因此废弃。假如有忠诚中肯的谏言,就成了如《答宾戏》、《解嘲》之类的文赋。其中有值得称道的,如朱云为了抗御汉成帝的愤怒,攀断了栏杆;张纲为了奉献自己的忠直之言,埋起了车轮。秦必酬对吴国使者,王融应答北魏使者。这一类的小小巧辩,哪里值得一说?所以历代选取言论载入史书的,从汉代以后,就没有值得一看的了。


【原文】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至如“鹑责”、“鹦鸽’,,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蟠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当询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说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译文】


探讨战国以前,史书所记载的言语都可以吟咏朗诵,这不全是编写时作了修改的结果,还与当时言语本身质朴优美很有关系。怎么证明呢?至于如“鹑之责之”、“鹦之鸽之”,是儿童奴仆的歌谣;“山木”、“辅车”,是当时民间的谚语扩“蟠腹弃甲”,是筑城民夫所唱;“原田是谋”,为普通众人所诵。这些都是草野之人、低贱之人所诵所唱,尚且如此温润和婉,何况身着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加上具备很广博的古代的知识呢?因此可知,当时人说出话来,史官载入史书,虽然有所研究润色,但没有失去基本特色。


【原文】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灭亡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译文】


《春秋》三《传》的言语已经不承袭《尚书》,前后《汉书》的言词又大多与《战国策》不同,足以验证民间风俗的递相更改,知道时代风气的变化不一。而后来的作者,一般没有远见,记载当时口语,很少能据实而书。又在仿效古人,表示他们研习了古代。所以爱好左丘明的,就偏于摹仿《左传》;爱好司马迁的则全学《史记》,因而使周代、秦代的言词出现于魏晋之时;楚汉时的应答之语,流行于宋齐之代。故意摹仿上古的质朴,反而失去了真实自然,今和古因此而不纯,真和伪由此而淆乱。因此裴少期讥讽孙盛记载曹操平时说的话,却全是春秋时吴王夫差将亡之时所说的。虽然言语很像《春秋》,事情却完全不一徉。


【原文】


然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若《梁史》载高祖在围中,见萧正德而谓之曰:“嚷其泣矣,何磋及矣。”湘东王闻世子方等见杀,谓其次子方诸曰:“不有其废,君何以兴。”皆其类也。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貂,被发左社,充物神州。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郑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莺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立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元,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译文】


自从西晋都城洛阳失守,政权南迁,江南成了讲究礼乐的地方,金陵成了图书聚集之处,所以东晋的风俗还能做到语言符合规范,喜好古代遗风。尽管颠沛流离之中,仓促不全之时,还是不忘经籍(如《梁史》记载梁高祖萧衍在包围中,见到萧正德,就对他说:“硬咽抽泣呀,又如何来得及呀。”湘东王萧绎听说儿子萧方等被杀,对他的二儿子萧方诸说:“假若不受一些损失,帝王之业如何建立。”都属于此类)。因此史臣修饰文辞时,不需费多少气力。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在当时,古代先王的故乡全都成了蛮貂居住之处,少数民族的服饰打扮充满了神州大地。其中像驹支那样的辩才,如郑子那样的学识,有时能够遇到,却不可多得。而崔彦莺修撰十六国史,魏收、牛弘撰《魏书》、《北周书》,定要忌讳少数民族语言,把它变成华语,相当于杨由听懂鸟语,介葛卢分清牛话,这也还是可以的。但其中却有妄自增加的文彩,凭空添上的风貌,援引《诗经》、《尚书》,仿效《史记》、《汉书》,于是使沮渠、乞伏这些政权,其儒雅可以与汉武帝相比,拓跋、宇文这些朝代,诏令完全与正始间的诏令相同,虽然华丽却并不真实,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


【原文】


惟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蟆母多媛,而归罪于明镜也。


【译文】


只有王劲、宋孝王著史书,叙述西魏元氏政权、北齐高氏政权的事,言词正直,文笔公正,力求体现直笔的原则。地方口语,世俗言谈,由此充分显示。而今天的学者,责难这俩人,认为他们的书,语言中大多是污秽渣滓,过分浅薄世俗。其实当时本质就是这样却把过失推给史臣。就好比从镜子里看到膜母太丑,就归罪于明镜一样。


【原文】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蚀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如周太祖实名黑獭,魏本索头故当时有童谣曰:“狐非狐,貉非貉,憔梨狗子啮断索。”又曰:“灌灌头团栗,河中狗子破尔苑。”又西帝下诏骂齐神武,数其罪二十。诸如此事,难可弃遗。而《周史》以为其事非雅,略而不载。赖君惫编录,故得权闻于后。其事不传于《北齐》,因而埋没者,盖亦多矣。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娇,比肩皆是者矣。


【译文】


还有,世俗舆论都认为北朝众多史书中,《周史》是写得最好的,大概是赏识它的记载言语的文体大多与古代相同的原因吧。假如因为它虚假文饰的言语,完全抛弃事实,就称它为良史直笔,把它作为楷模(如周太祖其实名叫黑獭,元魏本来叫索头,所以当时有童谣说:“狐不是狐,貉不是貉,憔梨狗子咬断索。”又说:“灌灌头,圆团团,河中狗子破你园。”还有,西魏皇帝下诏骂北齐神武帝高欢,历数他二十条罪状。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应当遗弃。而《周史》认为这些事情不雅,就略而不载。靠王君惫编撰记录,才能使后人得以听说。这一类的事情由于没有在《北齐书》中记载,因而被埋没的,大概还有不少)。如此一来,就使得董狐、南史,到处都是;班固、华娇,摩肩接踵了。


【原文】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著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人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者,可胜纪者?


【译文】


近来有敦煌的张太素、中山的郎余令一起以著述被人称道,以有史才自负,郎徐令著有《孝子后传》,张太素著有《隋后略》。所编撰的人物语言,都仿照过去的言词,如果选择言词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写,那些难以仿效的,就忽略不取,可以想象,被他们所遗弃的,还能够计算吗?


【原文】


盖江举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邮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珍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馒之词,流俗鄙但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与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译文】


大概江举骂商臣说:“啊!贱东西,难怪君王要废了你而立职为太子。”汉王对邮食其发怒说;“小子几乎坏了老子的事。”单固对杨康说:“老奴你死得合该。”乐广见了卫珍感叹说:“这是哪家生了这样的孩儿。”这些都是当时的侮辱轻视的语言,民间通俗粗野的说法。如果流传于口头,形之于文字,被人诵读,而大家都认为前面两句不失其清雅,而后面两句特别拙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楚汉和今天相隔时代久远,已成为古事;魏晋和今天年代较近,语言还和今天类似。已经成了古代的事,我们就说它文雅;和今天类似的话,我们就惊讶于它的质朴。天地是永远的,风俗不会固定不变。后人看今天,也就像我们今天看古代。可是写书的人都害怕写出今天的语言,而勇于仿效古代的语言,岂不糊涂吗?


【原文】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译文】


善于治理的人,不选择被治理的对象而能大治,所以无论风俗精粗,都能受到教化;工于编史的人,编写时不要选择事情,所以不管语言美丑,都写下来传至后代。假如事情都不是荒谬的,语言必定接近真实,差不多可以与古人接近了,何至于只是得到他们的糟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