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杂说中第八北齐诸史三条

作者: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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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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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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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820字

【原文】


王韵国史,至于论战争,述纷扰,贾其余勇,弥见所长。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二王杀杨、燕以废乾明,虽《左氏》载季氏逐昭公,秦伯纳重耳,栗盈起于曲沃,楚灵败于乾溪,殆可连类也。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邝山,周武自晋阳而平邺,虽《左氏》书城淮之役、焉卜陵之战、齐败于鞍、吴师入郧,亦不是过也。


【译文】


王韵所撰的《齐志》,在描写战争场面,敌对双方的纠葛矛盾方面,非常精采,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内容上写作的专长。如叙述齐文宣帝高洋逼魏孝靖皇帝善见禅位给齐,常山王演与秦王归彦杀死杨惜、燕子献,并废除了高殷的帝位等事,虽然《左传》中季氏驱逐鲁昭公,秦伯收纳晋重耳,栗盈起于曲沃、楚灵王败于乾溪等事以繁而不乱,意多而言简见长,但《齐志》仍能和它们比肩。又如叙述齐高祖高欢在邝山大破宇文氏,周武帝宇文琶自晋阳发兵,最后消灭了齐国的事,与《左传》所描写的城蹼之役、郁陵之战、齐败于鞍、吴师入郑等战争事相比,《左传》比起《齐志》,也不精采到哪里去。


【原文】


或问曰:王邵《齐志》,多记当时鄙言,为是乎?为非乎?


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自汉已降,风俗屡迁,求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诸朋友;或尊官之称,属诸君父。曲加崇敬,标以处士、王孙;轻加侮辱,号以仆夫、舍长。亦有荆楚训多为黔,庐江目桥为纪。南呼北人曰枪,西谓东胡曰虏。渠、们、底、个,江左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叱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称制,夷夏相杂,音句尤嗤。而彦莺、伯起,务存隐讳;i犁长·为·藏,盖为姚仗讳。重规、德某,志在文饰。遂使中国数百年内,其俗无得而言。盖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殉。”是则时无远近,事无巨细,必籍多闻,以成博识。如今之所谓者,若中州名汉e,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移。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妙。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由斯而言,肋之所录,其为弘益多矣。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微君愚,吾几面墙于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讥消者哉!


【译文】


有人问道:“王韵的《齐志》,多记当时的埋言土语,这种做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回答是:从古到今,语言是变化的,物体的名称随着语言的变化而不同。又因地域的不同,人的称谓在各个区域也不同。所以,晋地与楚地的方言,齐地与鲁地的俗语,在《六经》与诸子著作中,被记载的很多。自从汉代以来,风俗不断地变化,诸种史书,就可以全面地了解这方面的变化。有的是君臣关系,但之间以朋友称之;有的是上下级僚属关系,但下级称上级如同称君父。有的别有用心地崇敬他人,称对方为“处士”、“王孙”;有的为了稍稍侮辱对方,有意称他为“仆夫”、“舍长”。另外,荆楚的地方说“多”为“黔”,扬州庐江郡一带将桥称为“士巳”。南方人称北方人叫“枪”,西方人称东胡叫“虏”。“渠们”、“底个”是“他们”、“那个”的意思。“乃”、“若”、“君”、“卿”在中原一带是“你,,、“我”的意思。这些称呼又因地域不同而有变化,随着时间的迁移又有不同。这些情况都在史册中记载着,不需要借助于别的资料进行考索。由史书即足以知道普通民众的习俗是多么的特殊,各地土风又是怎样的不同。然而,自从西晋、东晋政权相继消亡后,周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样,汉人与少数民族人混杂相处,语音与词语尤为难听,但是,崔彦莺、魏伯起都用雅语代替了理言土语,付巴“长”写成“藏”,大概是避姚袭的名讳。)而李重规、令狐德巢的做法则是给予修饰,使它们变得文雅。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在记载中国数百年历史的史籍上,见不到土风理俗的状况与变化,古人说:“如果只知道古代,而不了解现代,这叫陆沉。”又说“君子只要有一事不知,就会深深地感到可耻。”由此可见,不管古代当代,不论大事小事,一定要借助于广博的见闻,万能自己渊博的知识,然而,今日的称呼象中原人称男子叫“汉子”,称关西人为“羌”,臣子对君主自称为“奴”,叫母亲为“姊姊”,君主被人称为“大家”,将领叫士兵为“儿郎”。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但是,如果要寻找它们的源头,即从何时起有这样的称呼,就没有人能够弄清楚了。然而,《齐志》则能了然可知。由此得出,王韵对理言土语的记录,有很大的价值,它能够帮助人们弄清楚过去误解的东西,还可以扩大人们在称谓方面的知识。没有王韵,我在工作上几乎无任何作为。而你为什么这样凭白无故地讥嘲他呢?


【原文】


皇家修五代史,馆中坠稿仍存,皆因彼旧事,定为新史。观其朱墨所图,铅黄所拂,犹有可识者。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其北齐国史,皆称诸帝庙号,及李氏之撰《齐书》,谓李百药。其庙号有犯时讳者,谓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讳也。即称溢焉。至如变“世宗”为“文襄”,改“世祖”为“武成”。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别。诸如此谬,不可胜纪。故其列传之叙事也,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摆居襄代。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读者督乱而不测,惊骇而多疑。磋乎!因斯而言,则自古著书,未能精说。书成绝笔,而速捐旧章。遂令玉石‘同烬,真伪难寻者,不其痛哉!


【译文】


皇家修撰五代史,是凭藉着史馆中仍然保存着的先前的史稿加以修订,而成为新史的。看稿中用红、黑笔进行修改的文字,仍有许多可以认识的。有的原是真实的,却认为是虚假的而加以改动,有的是错误的倒认为它是正确的。原来的北齐国史,都称各个帝王的庙号,但是,到了本朝李氏撰写《齐书》,(指李百药。)如果庙号有犯当朝名讳的,(是说有“世”字犯了太宗文皇帝的名讳。)都改称溢号,如改世宗为文襄,改世祖为武成。除去带“世”字的庙号,却没有想到文襄比武成的辈份低,而这在庙号上是反映出来的。象这徉的谬误,不可胜数。所以,在列传的叙事中,有的将武定时的臣子说成是武成朝人,河清年的事情搞到世宗帝当政时。时间混乱,不同时代的人放置在一起。使读者阅后昏头昏脑,时间上混乱不清,感到惊讶而疑惑。唉!由此来看,自古以来撰写史书的人若不能精益求精与认真慎重。一旦新书写成后,就将原来的史书抛弃掉,结果,玉石俱焚,失去了核实真假的依据,这种情况真是令人痛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