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杂说上第七《史记》八条

作者:刘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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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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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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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16字

【原文】


夫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易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刘遗民曹攒皆于檀氏《春秋》有传,至于今《晋书》则了无其名。若以古方今,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


【译文】


史书用编年体的叙事方式,使得事情混杂而难以搞清;纪传体的叙事方式,则会使条理清楚,方便。过去读司马迁的《史记》,每每责怪他从《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中采录材料。最近见到皇家撰写的《晋书》所采集的史料,也多是从笔记中来,如省功易阅的《语林从《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的书。而对于曹嘉之的《晋纪》、干宝的《晋纪》、孙盛《晋阳秋》、檀道莺《续晋阳秋》中的内容,都不采录。所以,上述四书对美事的记载,遗漏很多。(刘遗民、曹攒在檀道莺的《晋阳秋》中都有传,而今的《普书》则没有他们的姓名。)由现在的修史情况来看古代的修史,就知道司马迁和现在的史家有同样的失误。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马迁并没有下大功夫搜集筛选史料,只是从等书中采录史料,浮浅得很,然而,为什么班固又称赞他勤苦呢?班固还说,刘向、杨雄是博览群书的人,但是,却膺服司马迁的叙事能力。难道是因为世上没有杰出的人才,使得才学平平的人而成为雄居史坛的霸主吗?夸赞失实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啊!《史记·邓通传》说:“文帝死,景帝做了皇帝。”假若只说景帝做了皇帝,不说文帝死,这样表达,人们就知道文帝死了,何必两句话写一件事呢?


【原文】


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按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谓《管子》、《晏子》也。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按《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编勒,只觉烦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兹著述,未睹厥义。


昔孔子力可翘关,不以力称。何则?大圣之德,具美者众,不可以一介末事,持为百行端首也。至如达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货殖为传,独以子贡居先。掩恶扬善,既忘此义;成人之美,不其阂如?


【译文】


又《史记·仓公传》中的仓公说他曾受公乘阳庆所藏的黄帝、扁鹊脉书的传授,他能通过面部五种颜色来诊断疾病,判断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病症,定出是可治之症还是绝症。文帝召见他,问他在哪方面精通。他回答说:“我得到黄帝、扁鹊脉书的传授……以下的内容,完全同于上面的叙述。既然上文中已经记载了这件事,而下文又通过人物对话重说此事,虽然一是事情的叙述,一是人物的说话,形式上有些差别,但是,内容上又有什么区别呢?象这类情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很多,然而,刘向、扬雄却佩服他的叙事能力,这又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撰写《孔子世家》,其材料多取自于《论语))i日说。而写《管晏列传》,却不取他们自己的书。(指的是《管子》、《晏子》。)认为这两本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没必要再抄录在史书上孔。但是,《论语》在汉代被立于学官,成为老师教授学生的教材。在此情况下,重新编写到史书中,只会觉得冗烦费力。而不取《管子》和《晏子》,实质上是因为它们属于诸子杂家的著作,不在经典的历史著作之内,所以,抛弃了它们而不采录其中的内容,这实在是杜绝异闻的做法。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旧的史料该删除的不删,应该取的却不取,以这样的方法著述史书,看不出它有什么意义。


过去,孔子的力气大得可以举起关卡的大门,但是他没有宣扬自己的力气是如何如何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大圣人孔子具备了很多方面的美德,不能将一个小小的本领放在各种美德的首位。然而,司马迁却不是这样了。孔子的得意学生有七十人,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司马迁叙述文学之士时却没讲到子游、子夏,写到奉职守法的官吏时,也没有将冉有、季路列人其中。而在《货殖列传》中,倒将子贡列于首位。这表明作者忘记了称人之善,以掩盖人之恶的写作精神,丢弃大德,而标明小功,由此可见,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也成了一句空话吗?


【原文】


司马迁《自序传》云: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放缥拽。乃哨然而叹曰:“是予之罪也,身亏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祸,幽于缥拽者,乍似同陵陷没,遂置于刑。又似为陵所间,获罪于国。遂令读者难得而详。赖班固载其《与任安书》,书中具述被刑所以。倘无此录,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译文】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传》中说,我任太史一职的第一七年,因李陵而遭祸,被关进监狱中,于是,长长地叹一声说:“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而不被重用。”自叙的事情,为什么这么简略啊!所说的“因李陵而遭祸,被关进监狱中”的话,乍看上去,就好象同李陵一起被匈奴俘获,并因此而受刑罚似的。又好象为李陵陷害,朝廷才加罪于他。这样的叙述,使得读者很难弄清事情的原委与详细的过程。幸亏班固的《汉书》刊载了他的《报任少卿书》,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他受刑的前后经过。倘若没有《汉书》的记录,我们怎么样才能弄明事情的真相呢?


【原文】


《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按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思刊一字,购以干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若要举多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而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斯盖识有不该,思之未审耳。


【译文】


《汉书》所刊载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一一列举了自古以来能够著作而有成就的人,都是因为自身遭到了患难而发愤著书的事例,在《报任安书》的未后说:“吕不韦迁徙蜀地,于是有了传世的《吕览》”按,吕不韦写作《吕氏春秋》的情况为:他广招天下的人才来家作客,仿照春申君、信陵君的做法;他让宾客人人写下奇异的见闻,以能同荀子、孟子一样,为后世留下著作。书成后,宣布谁能增损一字,愿用千金购买,可见,《吕氏春秋》早就在社会上流传,哪里到了吕不韦迁移蜀地之后才开始流传呢?而且,假若《吕氏春秋》正是因为吕不韦发配蜀地而被社会重视,那么,这本书又根本不是发愤之作,与有了患难的人发愤著书的说法没关系。这样,将吕不韦的著书事来比喻自己写作《史记》,不是牵强附会吗?如果要多列典故,以说明自己的博学,为什么不举虞卿因穷愁而著书八篇的例子呢?然而,说“因吕不韦迁徙到蜀地,《吕氏春秋》便在世上得到了流传”。只表明作者见识不广,思考不周密。


【原文】


昔春秋之时,齐有夙沙卫者,拒晋殿师,郭最称辱;伐鲁行唁,减坚抉死。此阉官见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与任少卿书》,论自古刑余之人,为士君子所贱者,唯以弥子瑕为始粤,何浅近之甚邪?但夙沙出欢左氏传》,汉代其书不行,故子长不之见也。夫博考前古,而舍兹不载。至于乘传车,探禹穴,亦何为者哉?


【译文】


在春秋时期的一次晋齐战斗中,晋国追击齐国军队,齐国有个阉人叫夙沙卫,在队伍的最后面抵挡晋军,郭最见此情形对夙沙卫说:“由你这个阉人来殿后,是我们齐国的耻辱。”齐国侵犯鲁国,俘虏了减坚,齐侯派阉人夙沙卫来慰问他。减坚见是阉人来尉问,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用小木椿抉伤口而死。这是阉官被人瞧不起的最著名的事例。然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谈论自古以来受宫刑而被士人君子轻视的人,只从卫国的弥子瑕开始,为什么所举的事例在时间上这么近啊?因为夙沙卫的事出于《左传》,而《左传》在汉代不流行,所以,司马迁没见过它。司马迁广博地稽考前古史实,然而,这样的事例却没有记载上去,那么,他乘着释车,游历许多地方,上会稽,探禹穴,是干什么去的呢?


【原文】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易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惶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姐;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而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屎弧箕服,章于宣厉之年;微赛与濡,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恒、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


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妨后之为公子也,其笙曰:八世莫之与京。华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鬓鸳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使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哀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暖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鱼豢《魏略议》日:当青龙、景初之际,有慧星出于箕而上彻,是谓扫除辽东而更置也。苟其如此,人不能违,则德教不设而淫滥首施,以取族灭,殆天意也。或述江左陈氏之亡,虞世南《帝王略论》曰:永定元年,有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梦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执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谅知冥数,不独人事。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译文】


司马迁在《史记·魏世家》中说:“论述历史的人都说:‘魏国因为不用信陵君,所以国力削弱,直至灭亡。’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上帝正在命秦国平定天下,而在其统一的大业还未成功,不断发动战争以吞并别的国家的时候,魏国即使得到伊尹这样的贤相,又有什么用处呢?”


探讨一个国家的兴亡成败的原因,应该主要从人事上去察看,如果完全从天命上说,那么,与国家存亡的规律就相违背了。例如,晋侯夷吾被秦国俘虏,是因为他不听庆郑的劝谏;秦朝被灭亡,是因为二世胡亥暴虐无道;周朝衰败,那是因为幽王受褒拟迷惑,失德于民;鲁昭公逃奔他国,是因为不听子家子的话。然而,在《左传》、《国语》、《史记》等书中,都把这些国家的衰败,归于天命的安排。说上述国家的衰亡,早已有预兆了。晋夷吾在韩国被秦军俘获,在狐突与太子申生的鬼魂对活时,就有了预兆;由名为胡者的人使秦朝灭亡,秦始皇时就有了此说;在宣王厉王之时,有了这样的童谣:拿着山桑做成的弓弧,系着黄草编成的箭袋者,就是灭亡周朝的人;鲁丈公、成公之时,也有童谣说:鹦鹤来做巢,就要将裤子与内衣送给出奔在外的昭公。似乎他们罪恶的名声早已定下了,触犯天理的孽障们在劫难逃。但是,假若上述的四位君主,才能和齐桓公、晋文公一样,品德则和商汤、周武王一样,又会怎么样呢?如果由此推而论之,则所有亡国的君主,都象齐桓公、晋文公,商汤、周武王那样,国家又怎么会衰亡呢?由此来看,人们怎么会不对魏国君主进行指责与讥讽呢?在一些史书中,国家的败亡如此,国家的兴盛也是有预兆的。陈公子完未发达时,占卜的人说陈氏八世之后,兴旺昌盛;毕万魏为大夫时,占卜的人说他日后将握有很大的权势;占公宜父在水浒时,有凤凰在岐山鸣叫;汉高祖生于中阳的普通人家,但是他是蛟龙与他母亲在大泽相遇而生。这些人都是祥瑞出现在先,而后享有大福大贵的。但是,如果七述四位君主的品德不如古代明君的一半,才能还赶不上一般的人,最后还能登仁金蛮殿,到达如众星拱卫的北极星那样的位置吗?如果一定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只要命运规定你成为什么人,从道理上说,想摆脱掉也不行,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颂扬英明的君主超人的智慧与神武的本领了。


从命运上谈论国家的兴亡衰败,将一切都归之于命运的安排,而忘记了人事得失的评论,并以此来垂诫后世,不是疤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从司马迁之后,史学家的著述,常常都是用这种观照社会发展的方法来看待历史,如茵豢的《魏略》、虞世南的《帝王论》,前者叙述辽东公孙氏被灭亡的事,(鱼豢《魏略议》说:当青龙、景初年间,有慧星出现在箕宿,并向上穿过天空。这是表示要扫除辽东而使辽东政治更新。假如是这样,就是人所不能违备陈了,那么不施行道德教化而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以至于被灭族,大概就是天意了。)后者描写陈后主亡国的事,(虞世南《帝王略论》中说:陈武帝永定元年,有个会稽人史溥官为扬州从事,梦·见有人穿朱衣,着武士之冠,从天而降,手持金版,上面有文字。史溥仔细看去,上面的文字说:“陈氏五主,三十四年。”可见帝王年限,也是冥冥之中已有定数,而不仅是由于为政的优劣。)都是用宿命观来阐述他们之所以被灭亡的道理,可以说与司马迁犯的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