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年轻时的傅雷夫妇。

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认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夫妇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周菊娣，又访问了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八时半，周菊娣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当周菊娣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

周菊娣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

周菊娣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

周菊娣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周菊娣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

后来，当周菊娣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周菊娣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