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书时，郑超麟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他宁可不出！

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出版社向上级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虽然他足不出户，然而消息极为灵通。他视力不好，却手持放大镜大量读书阅报。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平反，他极为关注。他对我说，为托洛茨基平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有一回，他很深入地跟我谈起托派问题。他说，中国的托派，根源在苏联。托洛茨基，是俄共党内的反对派，而斯大林却硬把托洛茨基派当成敌人，当成反革命。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随着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托派问题早已淡化。

他还告诉我，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五期一篇长文对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所做的比过去恰当的分析、评价。他也注意到《世界历史》杂志1985年第七期发表该刊主编朱庭光为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评传》所写的长篇序言。他仔细了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他还注意到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新著，以及苏共近年来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一系列文章。

他一口气提到了最近国内外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我说他成了老灵通了。他笑了：我理所当然关心这些文章。

他的《玉尹残集》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作家楼适夷为之作序。序文还刊载于《新文学史料》杂志上。他的关于中共早期党史的许多回忆文章，近几年不断发表，有的还被《报刊文摘》等所转载。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所幸的是，我闯入托派禁区，由于事先向有关部门挂过号，总算没有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也正因为我在采访中敢闯禁区，所以我在历史的角落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