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一千二百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二十二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二十二部的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所以不得不又去北京百老汇。

篇名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1978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这回去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

有一回甚至采访到夜里十一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八天里采访了二十多人，录了近四十盒磁带，拍了三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在北京诸多的采访中，对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6年5月29日，我访问了胡德平。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德平告诉我，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那时，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交往。

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

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

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

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三部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

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1967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

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化大革命。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

"人人成为理论家"，六亿中国人成为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