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九时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亲的屋里亮着台灯，传出一阵阵大笑声。

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化大革命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

正是由于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正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来了慰藉。

胡耀邦秘书陈维仁给我讲述的故事，也非常动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只带着秘书梁金泉一人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住进了五十三号楼底层。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说，除了星期天之外，他陈维仁说，胡耀邦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人，他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工作做得富有起色。胡耀邦是老红军，一直保持着老红军艰苦朴素的本色……

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上。

胡耀邦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从中共中央党校的干部中，选择一位熟知情况的人担任秘书。胡耀邦选中了陈维仁。

1996年5月28日，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幽静的校园里，采访了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陈维仁。戴着一副深咖啡色镜框近视眼镜的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着与胡耀邦共事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被胡耀邦所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写作能力。

陈维仁原本是《人民日报》编辑、理论教育组副组长。在1954年至1955年，他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1959年，他被送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学习期满，本来要回《人民日报》工作，却被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的林枫选为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邓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林枫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维仁也就被作为黑秘书受到批斗。从1969年到1974年，陈维仁在河南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度过了五年的再教育生活……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见胡耀邦。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五十三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九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

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

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而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共中央党校附近的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