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晚年很红。在1997年，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了中国的热点人物。

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三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郑超麟先生引起广泛注意，最初是在邓小平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时。

那是在1989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来沪时，曾去访问了耄耋老人郑超麟，请他回忆当年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情景。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次提及了郑超麟。

本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被写入《我的父亲邓小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于郑超麟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曾被冷冻了多年。所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使许多知道内情的人惊讶不已！

后来，他居然走上屏幕，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更是非同寻常。

我望着郑老安详的遗容，记起1984年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却如同闯进了禁区，进入地雷阵因为在那个时候，托派仍是可怕的名声，尤其是他这样的托派领袖。尽管当时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几乎不为记者、作家的笔所触及，而且行动并未完全自由。

当时，我是在上海市监狱采访时，得知了他的特殊经历，要求前去采访。上海市监狱告诉我，必须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得到批准，方可前往。不然，你会说不清的！

这说不清三个字，表明了郑超麟的特殊。也就是说，弄得不好，我会被怀疑跟托派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托派，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温州是托派相当活跃的地方。我的一位表兄就因为托派嫌疑而被拘捕。经过学习、审查，他终于获得自由。他到我家来，反复向我父亲讲述审查结论：确非托派！确非托派！从此，在我年幼的心灵中，知道托派是很可怕的名声。

然而，我却又是一个没有太多顾忌、没有势利眼的人。三教九流，只要我以为是值得交往的人，值得采访的人，不论他是否受监控，即便是在狱中，我也会坦然前往。

我遵嘱向监管郑超麟的有关部门提出采访郑超麟的要求。想不到，竟然获得同意。

这样，我来到他鲜为人知的住所，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

郑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于他是中国的托派领袖人物。过去，托派在中国几乎等同于反革命。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托派退避三舍。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千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一千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转载了那一千多字。

此后，我又多次访问了他。我为他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后来，我在出一本我的报告文学集时，塞了进去。可是，在审稿时，别的稿子因为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用的是剪报，唯有这篇是手稿(那时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这样，这篇手稿引起特别注意，仔仔细细地审看，被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