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李也鲁(1)

作者: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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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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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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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448字

李也鲁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同学,比我晚两年,由第三院宿舍住同屋而熟识,其后交往很多,成为互相关心、互相关照的朋友,直到他于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春作古才各走各的路。现在重温大革命时期的生活,不由得想到他,就想说一些还记得的旧事,且算做怀念吧。


他名九魁,字菊东,河北省宁晋县人。193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入中国语言文学系,专攻语言,尤其音韵,用功,成绩不坏。但他,恕我说一句或者不应该说的话,天赋不高,所以论著方面虽然幻想不少,却几乎都没有成为现实。对于他的性格,他像是有自知之明,证据是利用《论语》中“参(曾子)也鲁”的成句,取别号为“也鲁”。鲁有朴厚之义,还有粗犷之义,这朴使他交了不少朋友,但粗(性格兼形貌)却常常使他的美妙幻想归于破灭。


记得念大学还没毕业,是由我的通县师范同学曾沛霖的介绍吧,他就到育英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其后他教过中国大学,谈话常提到刘盼遂先生说王国维如何如何,刘先生没教过北大,他们就是在中国大学认识的。他还在文学院教过课,40年代前期我在文学院混个饭碗,就是他奔走,得到赵荫棠先生的关照,才办到的。大概是抗战胜利之后吧,他改为到市立二中去教书,一直到解放,与我差不多,才离开教中学的生活。在我们来往多的几个熟同学里,他职业比较稳定,因而解救知交的穷困,他的担子也就重一些。记得是1937年的9月,我因事变不能回保定的学校,失业,而妻要生产,住医院,就是他当了几件衣服,才交了费的。


可是他的经历中也有些不顺遂的事。先说男女方面,男本位加臭老九本位,由出生于19世纪晚期的起到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止,都会遇见先旧后新的麻烦问题。旧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不说头脑里有没有墨水,单看足下,都是三寸金莲。而一新就带来突变,所向往是自己看中,到公园卿卿我我,而资质呢,最好是上顶学士帽,下蹬高跟鞋。面对突变,如何应付?极少数,以北大的红楼人物为例,胡博士和俞平伯是仍旧贯,伴同江夫人和许夫人,白头到老。绝大多数是避旧趋新,连我们认为应登上凌烟阁的人物,如孙中山、鲁迅等也不例外。也鲁兄生于20世纪初期,虽然出身于农村,却入了洋学堂,高升为臭老九,则依时代之潮流,不满足于乡土气的三寸金莲,想身旁来个烫发高跟,亦情理中事。于是情动于中而表现为行,就托人介绍。我也曾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转托人,介绍一位姓陈的女士。


尝试,有些来往,但不很久就结局分明,是女方由不升温变为冷,就不再来往。了解原因,是女方的评论,太粗,不能唤起子夜读曲之情。失败了,但这是“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范围内的事,心中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觉悟,是不会回头的。于是如钓鱼,这里无所得就换个地方。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延迟到40年代后半,年已趋向不惑,结婚了。与存于家乡的一位相比,这一位有文化(不很高),大脚,可以说是旧变为新。但用旁观者清的眼看,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貌在中人以下,事小;性格是开朗的另一极端,事大。不幸这大事未能化小,而且有大发展,或我们后来发现有大发展,是居内助之地位,不只不能助,反而任己之性,要求男方如此如彼。就这样,也鲁兄先是把《殷虚书契》等比较值钱的书都卖了,在西城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换一所小平房。其后到50年代后期,他失业(情况以下说),而女方有教小学的职业,就与他离婚,带着所生一子另过日子去了。


依照男子汉大丈夫吹的生活之道,裙钗脂粉之类是小事;大事是或如班超,立功异域,或如司马子长,成一家之言。也鲁兄如许多臭老九,不想立功异域,却渴想成一家之言。其志可嘉,可是,至少据我看,就像是自知之明不很够。常表现为自视过高,即总以为自己能做大学问,写大书,必一鸣惊人。可以举三事为证。一件,是50年代初期(?),恍惚记得有某种性质的评级之事,他同我说,如果不尊重他,他将如何如何。我出于多年相知之诚,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他心里未必服,却听了我的,没敢说什么。另一件,是50年代中期吧,他由新华辞书社调往语言研究所,我知道之后,“面授机宜”,说吕叔湘先生学问、为人都至上,到那里要听吕先生的,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上班之后,吕先生让他钻研《孟子》,统计某种语言现象。他以为那是小零碎,不是大学问,不听,结果是终于没有搞成什么大学问。还有一件,是他不甘于只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有所建树,是50年代晚期失业以后吧,写了一部《老子蠡测》,我看过一部分,觉得深和新都不够,且不说能不能传世,必没有人肯印,而费如此大力,总是太迂了。


以下说更大的不顺遂,是到语言研究所之后不很久,记不清是不是整风前后,他被开除了。像是听谁说,不是右派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多年弟兄,不愿意听人讲这些,也就未打听。不打听,但不能不面对现实,是失业,无收入,还要活。其实,如果没有内顾之忧,活还是不很难的。其时物价不高,妻有收入,房可以出租几间,朋友帮助一些,三口人,省吃俭用,困难不会很大。不幸是过个时期,每月有工资收入的妻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带着孩子走了,月收入就成为只是那几间房的出租钱。朋友可以帮助一些,但都力量有限。他困苦,可是理想未减,仍计划写《说文解字注补正》(?),而且真就写了《老子蠡测》。我们还多有来往,见到他,不由得想到桓大司马的话,“人不可无势”,我这小人物还想加一句,是,“人不可无钱”,因为其时的也鲁兄,虽然还常常强作笑颜,看得出来,内心却是沮丧的。就这样,跋涉到大革命,他被赶回老家了。


回家的一路,遭遇如何,不知道,想来必比不上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但收到他信,知道家乡的情况未大变,还能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我见过他的乡里的妻和子,确知必行古道,所以头脑里如果能够清除新旧之分,甚至可以说,“打回老家去”是由幽谷迁于乔木。我复信说明此意,劝他安心静养,将来如何看情况再说。估计这是1966年秋末或冬初时候的事,其后就断了音信。是次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忙于上班闹革命,晚上回家,妻说上午老李来了,说住在乡下,没有一个朋友,想北京想得厉害,也看看病。留他吃饭,他说先到石景山看看义方。我问有没有给他点钱,妻说,给他他不要,说还回来,只给他一点粮票,一根拐杖,送他到大门外,往西去了。晚上没回来。后来才知道,想住在义方那里,可是只一间房,还有女儿,实在没地方,又在那个时期,日日捧小红书念颂歌还怕有什么危险,谁敢让个被赶回老家的人留宿?推想他望门投止受挫,辞别义方,也就未敢到我家里来。是三八的次日晚上,他仍没有回来。我们以为必是暂住在义方那里,也就没有在意。


又过一夜到了10日,我如常,起床收拾,吃完早点,上班。还没走出后院,看见来个穿警服的,问:“这院里有人往宁晋写信吗?”我听到“宁晋”,一愣,不知出了什么事,当然不敢说假话,答曰:“有。”来的这位人很好,大概是怕我心惊胆战,赶紧用安慰的口吻解释:“是这么回事,永定门车站候车室椅子上死一个人,单身,查身上,有一封由这胡同35号寄宁晋李菊东的信,想对证一下,死者是不是李菊东。”我明白了一切,向这位来者说明死者同我的关系,多年高血压,前两天来京治病,曾到我家云云。这位说将立即给死者家属拍电报,走了。这一天,我上班,真就成为心不在焉。都想了什么?很乱。先是悲痛,多年弟兄,长时期坎坷,最后竟带着连旧相知也不能容纳的心情走了。依常理或常礼,我应该奔赴永定门车站去看看,可是大革命是非常,我不能不放弃理和礼,也就不能不痛心。这其间还曾灵光一闪,想到他的性格和他的处境,对照佛门的四圣谛法,“苦”由于“集”,由死(不是由“道”)得“灭”,也无妨视为善果吧?若然,也鲁兄,你就安息吧。


也是依理或礼,我给也鲁兄的家属写一封信,述说这里的情况以外,还略表慰问之意。不久就接到他儿子李莳真的信,说收到电报,他来北京,取回火化后的骨灰,安葬了。这孩子如其父,也朴实念旧,信中表示,父亲故去,将视我为家长,希望我以子侄待他云云。他会木工,有时出外为人做木器,到70年代前期,大革命的胡闹成分减少,他有时就到我家里来。他父亲的书籍等还在(发还?),他想处理。其时书不值钱,也知道环境趋向平和之后,价钱会上涨,可是自己,以及熟人处,都难于拿出一席之地。不得已,我找个在中国书店工作的相识,希望他估价时宽厚一些,结果大致是平均一角钱一册,卖了。


而几天之后在海王村的中国书店上架,也是我亲见,就变为平均一元钱一册。卖之前,莳真侄让我随意留。我选了一些,大多是因为有用而我没有;少数,如清初刻本《桃花扇》,是我送也鲁兄的,《书目答问补正》,我有,因为上面有也鲁兄的批校,愿意留作纪念。还有一件值得纪念的,是一对印章,“静安之徒”,寿石工刻,“燕赵乡人”,金禹民刻,我知道这是亡友心所爱,同莳真侄说,这一件我想保存,就不给他拿回家了。于今又过去二十年,有时我开抽屉看见这一盒印章,就想,我应该如也鲁兄之对我,到往生净土时怀中还藏着我给他的信,他心所爱我也藏着,直到油尽火灭,不再能思虑之时,才对得起他吧。


斯文扫地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