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前辈掠影(3)

作者: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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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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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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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006字

顾颉刚。由《关于吾师》那篇拙作就联想到顾颉刚先生,因为其中也触及他。顾先生,名和字统一,苏州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与红楼的关系可说是双料的。插叙一笔,哲学大概真如鸡肋,食之无味,所以名人如朱自清、康白情、章廷谦(川岛)、容肇祖、何其芳,毕业后(也许早到未毕业)都改了行。顾先生也是改了行,治历史,尤其历史的地理沿革。我上学时期,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史学系兼课,讲《禹贡》。我选听这门课,因为讲授者是创办《古史辨》的。顾先生体格是苏州型,外貌的风度却既不白净又不清秀。待人好,诚恳和气,讲课十分认真。可惜天道吝,多有笔才而少有口才。看过《古史辨》自序的人都知道,那是倚马万言,可是讲课,常常嗫嚅一会儿,还是说不出来,就急得拿起粉笔写。他治学甚勤,买书很多,据说已经装满九间平房。还有大志,创办禹贡学会,编印名为《禹贡》的期刊,想带领一些同道(多为听课的同学),研究历史地理,绘成历史地图。


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北京,还紧抱着理想继续努力吗?不清楚。可知的是解放以后,5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赶上思想改造,批胡,想挣扎,适应新环境,于是也拿起笔,骂胡适,表明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可加入新的“同志”之群。可是如其高足童书业等所表演,也拿起笔,大骂顾颉刚,可证新的一群还不能把他看做同道。这正如王学典看了1993年出版的《顾颉刚年谱》以后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指出,是《痛苦的人格分裂》(刊于《读书》1995年第5期),以对胡适为例,是心里感激嘴里骂。能不能不分裂?至少理论上是能,办法是用沉默的方式承认落伍,不可救药。也许是不甘于寂寞吧,顾先生还是用语言文字挣扎。至少我看,有时还过了头,如70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他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他可以不说话,却写了“重版前言”,说原来未承认焚书坑儒有积极意义,是错了。难道顾先生真会举手赞成焚书坑儒吗?所以我写《关于吾师》坦率表示,我不愿意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罗庸。北大国文系有两位教授,罗庸和郑奠,像是李杜,谁提到就连着说,都规规矩矩讲课,不露什么锋芒。两位都是1920年北大国文系毕业,也许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吧?罗先生,字膺中,扬州人;郑先生,字石君,浙江诸暨人。七七事变以后都西南行。迎来胜利和解放,罗先生留在西南;郑先生辗转到语言研究所,由古文献中集语法和修辞的资料,印成书,我都见过。单说罗先生,还与我有点特殊的关系。一是在校,我毕业前写关于乐府诗的论文,导师是他。我读书,杂而不专,也就难得精于某一门,而论文是要求既专又精的。我有自知之明,想随便拉个题目,凑万八千字,估计罗先生宽厚,可以给六十分,能毕业就得了。没想到罗先生宽厚还加了客气,竟给了七十多分。二是40年代后期,我帮一个出家朋友编一种佛学月刊《世间解》,刊物传到西南,适值罗先生亲近佛理,竟收到他由某大学寄来的鼓励的信。这使我很惭愧,曾复信表白,并问安。其后若干年,因为都忙于应付新要求,就不再有音信。恍惚记得听谁说,他是过早地作了古。仅存的两三封手迹,因为一再运动,自顾不暇,也就“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唐兰。唐先生,字立厂(ān,非工厂的厂),浙江嘉兴人,古文字学家。我上学听他课,讲的就是古文字学。记得后来成书出版,名《古文字学导论》(?),我买过,现在也找不到了。辨认古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上的)是考古的一支,当时也是热门,唐先生钻得很深,也颇自负。记得一次上课,他谈这方面研究的情况,有个同学问:“郭鼎堂(郭沫若其时在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署此名)怎么样?”唐先生小声说个“咳”,接着是冷笑,推测他的意思是,外行胡猜,多可笑。因为研究金文,他还是青铜器专家,记得30年代后期,我到他家里去,看见屋里就有些小件青铜器。其时他住在地安门内,与个年轻的夫人(盛传结合时他三十四岁,夫人十七,恰好减半)为伴。大概是1939年夏,他决定南行,春天,由国文系同学李九魁发起,在中山公园为唐先生送行,参加的有我和周祖谟,记得还照了相。解放以后,唐先生未回北大,到故宫博物院做什么研究工作,我见过他。他本来就偏于胖,随着年岁增加,体重和血压也增加,听说多在家休息,终于抗不过病,作古了。


恒寿山。课堂上的前辈说得太多了,应该换换样,于是想到恒先生。恒先生是武术教师,教的是业余课,地点在红楼西北角的风雨操场,时间是下午下课以后,一周几次不记得了。他是满族,其时已经年近古稀,健壮,秃头,所以表演太极拳,颇有老僧入定的神气。他武术造诣很高,通各路拳术和各种武艺,还练过摔跤。他说这样多学,是想当侍卫,没想到江山易主,会武术没出路,只有靠教学吃饭了。他在武术界名声很大,人称恒大力。有一次他露了一下,是抬起一条腿蹬其上有窗的一面墙,确像是房屋的半面都颤动。他还表演过运气,是不管你打他什么地方,那地方都鼓起,成半球形,坚韧如橡胶。我是偶然一次走入风雨操场,认识他的。


其时考北大都是学广义的文,所以虽然学武不必交学费,学的人还是很少。我呢,也许小学时期看《七侠五义》之类还有影响吧,就向恒老师说也想学一些。他问我姓名和籍贯,不想一说香河县,他大感兴趣,因为香河县有个全国驰名的武术家张秀林(名策)是他的师兄弟。由于这种因缘,他对我很亲切。但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太难,要有耐性,还是学一套威虎拳吧。”果然,学了不多,我就表现为没有耐性,不积极学了。但我有时还去,是愿意听他讲亲见亲闻的武侠故事。恒先生记性好,健谈,讲旧事不夸大,添枝加叶,所以常常觉得比看武侠有意思。此外我还有什么获得呢?是万一有机会宣付史馆,今代的太史公就可以多写一句,曰“学武不成”。


郑河光。因为想到好心友人常说的“健康第一”,这篇掠影想请郑大夫来做殿军。郑大夫也是名和字统一,福州人。外貌十足的福建型,短小清秀。听说是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北大任校医,名义是秘书处卫生组主任。管保健,郑大夫是专任;还有兼任的,是德国医院的克礼和狄伯尔(曾为孙中山治病),其中之一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这兼任的名家,我因胸部不适见识过一次,是狄伯尔,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所以还是郑大夫方便,也就实惠。


比如说,他有汽车,你在宿舍病了,由工友打个电话,郑大夫一会儿必到,检查,开西药方,到东安市场西门外同济大药房去买药,照方吃,吃一半或略多,准好。也许因为都是家常小病吧,同学们的印象是,吃郑大夫的处方,没有吃得一点不剩的。也就因为这样,郑大夫虽不是胡适等那样的名人,不教课,我,推想别人也如是,离开学校,却记得他。说来也巧,是8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到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出东安市场西门,在当年同济大药房以北不远,看见一个短小清瘦的老人站在路旁,大概是等车吧,确是郑大夫。我想过去打招呼,继而一想,分别整整半个世纪,凄风苦雨,都不免有多少坎坷,如何说起呢?人生多事,常常是不知比多知省心,装做没看见也罢。


写至此,回头看看,字数已经过万,未摄入镜头的人还是不少,怎么办?不好办的事不办也罢,就此打住。


同学点滴


依照诌文之理,写了前辈,应该接着写同辈,即同学。同学有广义的,是同校出身的,那就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的由云龙(整理《越缦堂日记》,抽编为《越缦堂读书记》)和伦明(版本学家,曾在北大讲目录学)也就成为同学。有狭义的,是同班上课的。这里想不偏不倚,也就不广不狭,指曾同时出入校门,在某课室中平起平坐的,说得再具体些,是1928年至1934年入学的都算。人多,附加两个条件,一、我熟悉;二、有些情况值得说说,这样一限制,就所余无几了吧?姑且走着瞧。次序用先男后女并由近及远法。


李耀宗。我和他关系深,新语有三同之说,我们的“同”大概加倍也不止。他是河北省满城县人,年龄略小于我,1931年由预科(最后一期)升入本科国文系,与我同班。宿舍也分在一处,第三院那个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三十号。四年毕业,他“回”保定(他是保定育德中学出身)教女子师范学校;我走投无路,最后才由学校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天津一年,教学成绩不佳,被学校辞退,回北京,只找到个代课的位置,由他介绍,到保定育德中学,得个较安稳的饭碗。语云,饱暖生闲事,其实只是安稳也生闲事。彼时我破一个家不久,就如一切俗人一样,又想有个家。天道远,人道迩,于是就迎来一位可与共朝夕者(详情当于“婚事”篇述之)。


需要有个下榻处,其时耀宗有个如意佳人刘玉清女土共朝夕,租住中山北街(旧名灶君庙街)路西已故画家姚丹坡之半弓园。园在宅院之西偏,北房三楹,菜畦瓜架,有林下之趣。他本诸(论语)“与朋友共”之义,把西间让给我们。以后又共同迁往操场营房,变共吃共住为分吃共住。他天性温和,甚且近于懦弱,但情多,有时与刘女士小有不协调,饭时必面对饭碗落泪。七七事变,我们分散一个时期,以后都在北京靠教书活着,仍多有来往。刘女士不幸早逝,新共朝夕的是一位陈女士,他到昌黎教中学时结合的,人也朴厚,因为住得远,见面次数不多。解放以后,我改行做编辑工作,80年代前期,我主编《文言文选读》(三册),他一直帮助作注。这套书完成后不久,他因脑病突然去世,我由医院太平间外送他到八宝山。返途与他的两个女弟子同车,见这两位已是不惑以上,仍是一路啜泣,使我想到他为人的忠厚热情,以及走一个少一个,不禁为之惘然。


王造年。他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也是年岁比我略小,1932年考入北大,选史学系。毕业以后,30、40年代之间曾到日本镀金,也许仍是学历史吧,可是回国以后未升迁,仍是教中学。记不清以何因缘,我们交往很多。他为人,外和内都有风趣。两肩,左方总是比右方低一块,与人以不严肃整饬的感觉。说话声音细小,像是偷偷的,还故作郑重,里面却夹杂一个又一个笑料。嘲笑人,更多是嘲笑自己,其内心像是认为,一切冠冕的表皮,其下都是不雅驯的,看透了,一笑置之也罢。40年代,大概由同学介绍吧,到察哈尔去工作,不知怎么就改了行,进了财政厅。迎来解放,仍留在张家口。又回学校,不是普通中学,而是财经性质的进修学校。先是在大境门外以西,我有时在张家口长女处住,去看过他。其后学校移市内西北部,他在大境门内离我女儿不远处租了房,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多了。


记得曾同游大境门,写了诗,同到小酒铺喝酒,写了词。他的夫人乃少年时期结发,脚不大而本领大,所以他可以遂本性之初,不问家事,吃饱了,冷眼看世间。不幸是甫过古稀,夫人得了不治之症,先他归于泉下。他只好无山可靠,独立。但也不改旧家风,仍自得其乐。这期间,我们曾同游云冈石窟,住大同东门内起火老店,我曾记其事,编入《负暄续话》。这就想到近年的涂涂抹抹,他不忘同学之谊,每印一本必要一本。看没看呢?不知道,可知的是插架之后不久就不翼而飞,以致几年以来,我送去请正的不少,他那里却一本也没有。这是他的“一笑置之”的生活之道的现实化,所以虽然视我的名山之业如粪土,我还是自叹弗如的。他几年以前有一次不急而跳墙,摔了腿,走路不便,只好多闷在室中。估计一生迷之的围棋还能与他相依为命吧?在我认识的许多人中,旷达,敢于对镜嘲笑自己,他是第一位,所以可以断言,即使扔掉黑白,他还是能够坦坦然,每日三饱加一倒的。


杜文成。他是我的两级同学,通县师范,我在十二班,他在十三班,到北大,我1931年入国文系,他1932年入外国语文学系英文组。他是怀柔县人,结发之人比他小九岁,也是怀柔县人。他有才,好写,也能写,截止到40年代,已经印诗和散文的集子不少,计有《石像辞》《松堂集》《离失集》《甘雨胡同六号》《三月·四月·五月》等。也翻译英国散文和。喜用笔名,作署南星,译署林栖。因为手写多变为铅字,在同学的眼里就高人一等,吾从众,自惭形秽,也就不敢接近他。但可远观,形貌和风度都像郁达夫;内有小别,是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是40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北京,都为饭碗发愁,语云,同病相怜,交往就多起来,理解也就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