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汉语课本(1)

作者: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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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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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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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246字

我说或写,多次提到机遇,说想到机遇就感到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而穷达、顺逆、祸福、得失、苦乐等都像是由它那里来。关于机遇,限于己身,可说的也太多了,这里只说与汉语课本有关的,记得由1954年2月参加编写起,到1958年4月汉语课撤消止,连续四年多,经历的事不少,所得也不少。纵使够不上千头万绪,也总是百头千绪,说就要从头来。


头是中学语文课分为文学、汉语两门。分,仍有头,是:一、希望这门课有高效率,主要是学生毕业后能用笔准确通顺地表情达意,可是效率总是高不上去;二、其时任何事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件事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们是分为文学、俄语两门,推想这必是灵丹妙药,于是决定分为文学、汉语两门。一分为二上课,先要有教材。编教科书是大事,要请专家主持其事。文学选定吴伯萧,社内的副总编辑,由延安来的文学家兼作家。汉语选定吕叔湘,因为不久前,他和朱德熙合写了供大家学习的《语法修辞讲话》。吕先生是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人,主持编汉语课本,社里送一顶副总编辑的帽子,名义上也就成为社里人。


估计开始组编写班子必在我参加之前的两三个月,因为我第一次去,已经在语言研究所的院内设置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办公地点。那是面西大门内以北的几间西房,室内放几个办公桌。吕先生之下还有负全面之责兼动笔的,是张志公。此外还有语言研究所的陈治文,也是负责写;吕先生的夫人程师母,说是只管抄抄写写。以参加时间早晚为序,我排行第五。其后调来参加编写的还有来于哈尔滨的吕冀平,来于福州的洪心衡,来于苏州的郭翼舟,来于北京的徐枢。办公地点曾两移,先移教育部(在西单北二龙路郑王府)内小红楼,再移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第二院的工字楼。移小红楼的时候,程师母和陈治文不参加了。移景山东街,编写工作结束前后,洪心衡、吕冀平、徐枢也陆续离开,最后剩下张志公、郭翼舟和我,并入语文室工作,还是偏重编汉语知识那部分。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调我去编汉语课本。选定我,像是没有来由,因为:一、我没研究过语法;二、如果人只能分作光彩和不光彩两堆,我是属于不光彩那一堆的。不知为不知,是至圣先师的主张;我则有更进一步的悟解,是与己有关的许多事,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与其知道,不如不知道。先师俞平伯词有句云,“闻道同衾还隔梦”,同衾人另有梦,你想知道,问,如果有如庄周,“梦为蝴蝶”,据实陈述,可皆大欢喜,如果所梦非草木虫鱼之类,那就还是以不问为好,盖不知心里可以安然,所以我至今还是没有问。言归正传,是从受命兼编汉语课本之后,每周的公务我就分而治之,出同一家门,骑同一辆自行车,一、三、六西南行,到西单北进大木仓口,入教育部小红楼内的检查科,做检查书稿或修润书稿的工作;二、四、五东南行,过北大红楼,进东厂胡同转北到太平胡同,入语言研究所之门,做编写汉语课本的工作。以下专说这东南行的生活。


吕叔湘先生我见过几次,张志公先生同我很熟,程师母和陈治文先生则是初次见面。感觉都富于文气和古风,所以名为上班,却颇像到相知的书斋里小坐,心情是愉快而安然。吕先生学问和文章为人所共见,用不着说;为人则是多交往之后,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朴实,真率,没有一点学者架子。见面,当然要谈谈工作。重点是编汉语语法的教材(还有文字、语音等方面的知识),动笔之前,先要决定采用什么语法体系(包括语法术语),因为汉语语法虽然还很年轻,却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推想吕先生是了解我乃十足的门外汉,所以布置工作,开卷第一回是温课,即看看已问世的语法(主要是现代汉语)著作,然后考虑采用什么体系。这就我说是急来抱佛脚,因为不抱就没有能力动笔,也就只好抱。


幸而这方面的著作并不很多,连外国的以及住在外国的也算在内,举其大要,不过是高本汉、赵元任、马建忠、陈承泽、刘复、黎锦熙、何容、王力、吕叔湘、语言研究所(合编《语法讲话》)等若干家。记得上班就翻看,大致用了两三个月,该看的都过了目。所得呢,是存于心的三种:一、他们都讲了什么;二、由看法不同而来的一些问题;三、孰高孰下的一点己见。是后来,还多了一些深的悟解,可以总括为两种。其一是学这一门知识(不求通晓深一层的理论)比较容易,即如我这中下之才,合为全月计,只是一两个月,也就可以在人前夸夸其谈,在纸上说三道四,让惯于耳食的人看做门内汉了。其他门类,不要说入室,就是升堂,也总是非几年苦功不可。其二,语言现象,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成分,当然有研究的价值。但语言来于约定(如此约,如此定,大致有规律可循)俗成(俗是由偶尔变为通行,有脱离规律的任意性),想学好,就不能多寄希望于语法知识,就是说,语法知识的价值主要是学术性的,不是实用性的。


我们编,主观的想法是学术和实用兼顾。动手写,就要变主观为客观,这,学术的关不好过,实用的关更不好过,因为,比如体系和术语,虽然很难做到天衣无缝,究竟还可以尽人力,至于学了真就能够变笔下的不通为通,就只能听天命了。这学术和实用的二分法,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认识,至于吕先生和张先生二位,其时大概还是合二为一的。实用不可见,或说还要听下回分解;尽人力,现在当下,就只能在体系和术语的选定,以及讲说的详略上下功夫。记得在这方面,由于常常举棋不定,甚至后想的推翻先想的,耗时间不少。但终于不得不动笔,最后也就只能择一而从。未必是博善而从,譬如析句,成分指单词不指词组,我就认为一定要带来很多麻烦。


大计决定以后,人力逐渐增加,上下一齐动手,因为是教材,不能不慎重,编写工作不慢不快地进行。一册,二册,三册,四册,陆续印出来了。还是为慎重,先交一部分学校试教,然后推广。可惜的是,试教,推广,这文学、汉语的二分法究竟好不好,很难证明,调查,问人,人各有见,正如一切其他的大小事,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最后只能看在上者的脸色,不知道是谁表示了反对意见,文学、汉语出生不久就都停止,合为语文一种,已编成的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成为新古董,陈之高阁了。勉强说,汉语课本还有余韵,是汉语课停止之后,人(郭翼舟和我)和书(课本)废物利用,由吴伯萧(领导语文室的副总编辑)布置,编了一本《汉语知识》,正式出版发行,也许有一些人买了看看吧。


俗话说,凡事有得必有失,这句话经常对,却不是永远对,即如我参加编写汉语课本的几年,回想,算得失之账,至少是自己觉得,是只有得而没有失。得还不止一种,而且有的分量不轻,所以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为眉目清楚,分项。


其一是关于学的。我一向认为,凡是可信的学问(言外意是有不可信的,如用《易经》占卜,用气功治病之类),多学一种比少学一种好。我一生用语言(说和写),有机会亲近语法,可以有大得,是较清楚地了解语言是怎么回事;还可以有小得,是小名小利,小名者,有的人宽厚,开语法学者的名单,会大笔一挥写上我,小利者,可以写以语法为题材的文章换有大用的钱(以后还要专题说)。其二是关于人的。是借编写汉语课本的机缘,我认识一些人,至今还记在心里,以得识荆为幸的。由内而外说几位。


吕叔湘先生。关于吕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吕叔湘》,收入《月旦集》),主要是谈他的治学和为人,都值得学习,这里不想重复。还说些什么呢?我想,是应该加说,我多有机会学而没有学,或没有学好。可是借吕先生的光却不少。能够参与编写汉语课本可能是最大的。其次是80年代初,我写了几篇谈学习文言的文章,愿意借此换些小名小利,把文稿送给他看,他不只通读,提些修改意见,而且惠以书名为《文言津逮》,写了序。(198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不久,承他不弃,让我同他合编《文言读本续编》,完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8年),我就真是附骥尾以传了。曹公孟德有句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我这里说一点点与吕先生的交往,也只是心念旧恩而已。附带说说吕先生夫人程师母,她朴实,温厚,性格之好,在旧时代也是罕见的。


张志公先生。由50年代前期起,到不久前我往医院看他止,连续四十年有零,我们的交往,以及他给我的帮助,太多了。多,万言难尽,也就只好走间道,只写一点点我认为值得说说的。有几个熟人,都小于我九岁,他是其中之一。但他年龄虽小,处理世事的本领却高于我千百倍,以是,碰到大道多歧,我不知道应该走上哪一条的时候就找他。他总是能够衡量轻重,明确指出应该如何如何,而照做,虽然未必冠冕,却总是平安的。这就可证,我们的交谊已非一般。还可以补说个小事,以形容这非一般。是在凤阳干校接受改造时期,我和他都是常常受批受斗的,记得一次他受批斗,是因为过节,根据通知,买了剩余的酒。而就在这之后,我们碰巧在一起吃饭,看看左近没人,就共同喝了我珍藏的二三两剩余的酒。真想不到,在无理可讲的压力之下,犯“法”竟也成为至乐。何以称为至乐?是暴风刮过之后,我们曾对坐喝茅台,却感到,外,酒之味,内,心之乐,都远不如彼时了。


吕冀平先生。论年岁,我同这位小吕先生,相差二十有余,可是他调来北京,在同一室工作之后,没有几天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口,谈得来,还要加上无话不说。笔,也是合得来,一直到合写文章换砂锅白肉钱。单说砂锅,白肉,是因为他特别爱吃这一味。他还好游,为公,同游过大明湖、泰山等地可以不说;还有私,是同游圆明园遗址的西洋楼(正名远瀛观)等地。汉语停了,他故土难离,回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人远了,情谊却还是如共朝夕之时。值得记下来的有两件事。一件,是80年代前期,我写了些回忆的小文,集为《负暄琐话》,当然想出版,可是人微言轻,谁肯接受呢?语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只好寄给他。是靠他明写序文,暗大吹捧,哈尔滨才有个出版社认赔钱印了。另一件,是缘于半个世纪前的一段经历,有人在背后反反复复说抑人扬己的话,他怕我旧病复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来信一再说:“要沉默,而且到底。”我觉得这才是“爱人以德”,值得长记于心的。


说起爱人以德,还要大书特书一件,是“朋友”的“与朋友共”,具体说是因为他,我才得结识张铁铮先生。他和张先生是同住哈尔滨的多年好友,好到一生结交许多人,排队,最近的一名,吕的一方必是张铁铮,张的一方必是吕冀平。解放以后,张先来北京,到《教育报》,吕略晚来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们仍如在哈尔滨,有机会就一起喝啤酒,外加砂锅居的砂锅白肉。人之性,吃喝时必佐以闲谈,于是就说到我。记得第一次是张先生来看我,也如与吕,我们很快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50年代晚期,吕先生回哈尔滨,至少是形迹上,我和张先生就成为最亲近并常聚会的朋友。情谊有浅的,是对坐闲谈,上天下地,同喝白酒,同为郊外之游等等;还有深的,是风风雨雨之时,唯恐对方不能安身立命。到80年代,风雨停了,我们还合力,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书完成,见面的“理由”少了,可是他至多隔两三周,必推门而入,照例说:“我没事,只是来看看您。”不幸是天不给他好身体,心脏出了毛病,以致只能在家里静养。通信通电话不难,只是我有时进城,坐办公室,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叩门声了,想到世上稀有的像他这样的古道热肠,心未远而不能常会面,不禁为之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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