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知的探险(5)

作者: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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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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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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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160字

痛心之情还常常上升为“理”,可以算做另一件,是想到人之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是错的,至少是理想成分太多;实事求是,应该相信精神分析学家,说人同样是具有多种欲望的动物,有欲望就求满足,于是有权有力(最尖端的是政治力量)就不惜整人甚至杀人以利己。这样看,日本军国主义干的多种坏事不只是他们一己的错误,而且是人类恶劣根性的悲哀。所以绝顶重要的事不只是压倒一个军国主义,而且是以“德”化动物的顾己不顾人的野性;至少是建立一种制度,使其中所有的人都没有滥用权和力,为利己而危害他人的能力。也是理想主义!还是转回来说实际,是我对北京的生活更感到心烦,因而穷则思变。


送的力量说完了,接着说迎。机会由韩刚羽(名文佑)兄那里来,要由他那里说起。韩兄中学阶段念北京师范,毕业以后考入清华大学英语系。大概才念两年,与一位住在鼓楼西的王姓女士相恋,王姓女士有始无终,他心如磐石,“不可转也”。难忍之苦,男性的对应办法,就彼时(30年代初)说是或死或逃。韩兄有没有想到一了百了,我没问过他,事实是(最后?)他决定逃,求变换环境可以换心。地点当然是越远越好,想到广东潮州有个熟人,来不及先联系,就提起个小包南下。幸而这熟人仍在潮州,他没有扑空。在潮州住半年,沸腾的感情会降点温,也许还要加上其地不宜于久居,他决定北行。先到上海,两手空空,只好过流浪生活。住小店,交个也过流浪生活的朋友,台湾嘉义人,名林快青。


同境遇相怜,合得来,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友。在上海又住了半年,他再北行,到天津,通过考试,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我1935年也到南开中学,与韩兄成为同事,于1936年暑假一同被辞退,一同回北京。记得是1942年或1943年,韩兄接到林快青从上海来的信,曾到上海去看林,说林在上海混得不错,成为文化界、交际界的名人,甚至与抗战地区的人士也有来往。林并曾来北京看韩兄,如范式之登堂拜母。是1944年末或1945年初,林给韩兄来信,说他将接办上海《新闻报》,希望韩兄,并约一些有编写经验的人去。韩兄约我一同前往,我仍如往常之多幻想,以为变就可能有所遇,也因为与韩兄相交几年,已成为共患难的朋友,就答应结伴往上海。决定一同前往的还有韩兄的门生谢溥谦。


这到上海的创新之行,相识中也有不以为然且明白劝阻的,因为木已半成舟,也就只好如箭之在弦,不得不发。家里人是惶惑,既担心远行会不利,又怕滞留北京会失掉亨通的机会。说实在的,至少是我,到整装的时候,也感到有些茫茫然。可是人,大至中原逐鹿,小至北里追香,百分之九十九是由冲动决定的,其时我们是已经冲动而继以决定,所谓义无反顾,也就只能(尤其对韩兄)装做若无其事,静候至时起程。时间公道,没有照爱因斯坦说的那样变慢,于是到了出发的6月22日,记得天已昏黑,与韩兄和谢君一齐登车。由北京到南京是熟路,没什么可看的;何况多半是在夜里,应该梦见周公之时。其时车慢,竟在车上过了两夜,东方发白之时才到浦口。由南京东行往上海是生路,又赶上大白天,可看的不少。印象深至今不忘的是过镇江北望江面,好像万顷碧波浮在地表,使人不能不惊叹帝力之大。


更不能忘的是过苏州,先北望,见虎丘,继南望,见城内佛塔,不由得想到桥畔帆樯,楼头佳丽。颇想下车:到(玄妙)观侧、阊门等地流连一会儿,可惜车不停,幻想随着景物的消失破灭了。补说一句,这幻想成为现实,已经是三十年之后,时间不留情,昔日的佳丽,也是欲求不知命而不可得了。还是抛开幻想,说现实,是车于下午五时余到了上海北站。先在吕班路会东道主林先生,然后,为了身心早踏实,到下榻之地霞飞路底湖南路(旧名居尔典路)。那是坐东向西的一个小院,院内有个两层上下各四间(?)的小楼。院门对着一片玉米地;由楼上东望,可见一些柳树和稀疏的平房人家。环境可算安静,但也有躲不开的吵闹,那是成群的蚊子,入夜真就其声如雷。幸而床头都有蚊帐,“屡战屡败”之后可以退守。楼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单说我们三个之外的人,有半老男听差,中男管事,中女厨娘,青女秘书。何以要俱全?因为曾预想,要以这座小楼为据点,干点文化事业,求得大名大利。


但是语云,人间不如意事常十八九,我们到上海的次日,林先生来,说接办《新闻报》的事不成了,正在筹划编印一种期刊。因为在筹划中,成不成,成,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在不定中,我们,说积极些要等待,说消极些可以休息。休息的时间不短,其间经过目见、耳闻、推想,对于林先生及其事业就知道得多一些。他精明,在上海滩的文化界有不小的活动能力。但也不是可以通行无阻,比如办报,出期刊,就像是都阻碍重重。办报的想法落空之后,筹划出期刊,很可能不是来于什么事业心,而是骑虎难下。这骑虎包括已经铺开一个摊(租房、请人等),收就不容易(交代、情面等等)。在上海滩活动,要有钱,这钱是哪里来的?他曾说,他的有些正大的活动,军部里有些人不高兴,这使我们疑惑,他的身份也许与日本军部有关系。这类推想,我和谢溥谦出去散步的时候,间或谈到。当然不便同韩兄说,因为韩兄的为人,是决不会对好友有不信任的想法的。其实,我和谢溥谦,也没有到不信任的程度,加上由义方面说,我们应该从韩兄之后,由情方面说,林先生待我们客气周到,所以虽然背后有些议论,还是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安之,不能总闷在小楼中,躲在蚊帐里。要出去走走,用上海话说是白相白相。可以括其要为三类。一类,就真是白相,黄浦江,苏州河,外滩,南京路,愚园路,福州路(也称四马路,书业集中地),等等,都到了。另一类,有关高级享用的,都是林先生招待,有华懋饭店吃,国际饭店喝,兰心剧场看,等等。还有一类,虽零碎而可称为大宗,是淘旧书。记得常去的是北京路、爱文义路一带,有些旧书铺,逛,也总能遇见一些可要的,其中不少是英文的。上海逗留不足两个月,买得的书却不很少,现在还记得,英文本《杨柳风》,广仓学会印《散氏盘》拓片,所得都不只一本。由买书又想到装订书,因为一直觉得有意思,也想说一下。


是离开北京那天的中午,忙里偷闲,逛东安市场中原书店,遇见一本英译《堂吉诃德传》,开本大,两部七百多页,收一千幅插图,纽约版(未注年限,看形式为19年代),缺点为封面已开裂并脱落,价不很高,买了。也许为了到上海消闲吧,就顺手装在出行的箱子里。记得是七月下旬,与韩兄游爱文义路书店,忽然想起这本书,问书店主人有没有精于装订的。书店主人介绍一位老师傅,姓王,住愚园路六十六弄合泰坊二十四号。我将书送去,要求化破为整,保持原样。过几天取回,果然工很细,比喻为病人,完全恢复健康。谢上天保佑,经过几次流转,这位在蓝色硬封皮上骑瘦马持长枪的堂吉诃德先生,由其骑驴的仆人陪侍,还是安然立在书柜之内。人不可忘恩,所以我每次看到这本书,就不由得想到这位敬业助人的王先生,如果仍健在,该是百岁上下的人了。


学祖传的喜欢对称,要求对称,说了开心的,要接着说点不开心的。想了想,有一件,或说是遗憾吧,是有看看张爱玲的机会,只因为怯于识荆的旧病长久不愈,竟没有看看这位同族才女。说有机会,是因为其时她二十四岁,在上海,初露锋芒,林先生曾提到她。又因为其时她写文章不少,欢迎发表,我们编印期刊,当然可以登门约稿。只是因为对于名人,尤其宝二爷所谓水做的,我总是心动得多,身动得少,结果就“交一臂而失之”。其后是,她先则登上太平洋的彼岸,终于登上净土的彼岸,就真成为时乎时乎不再来,后死者对于先死者,又能怎样呢?说一声安息吧。


适才说到编印期刊,这是往上海的本分事,似乎应该加细说。其实则没有什么值得细说的,原因主要是,一切取决于林先生,我们只能吃现成的。这现成的是直到七月中旬,才决定出版个16开、页数不多的周刊,名《上海论坛》。何以如此之晚才决定?据所闻,困难、曲折也不少。但最终总是成了。紧接着是编、印、校、卖。编之前要有文稿,大部分是外来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由林先生负责约。我们也要写一些,记得主旨是说些与时事不近的看似公正的闲话。跑印刷厂,校,由谢溥谦负责。出版之后如何推销,我们就不管了。这样,勉强支持了三期,连我们也不知道有何意义,迎来八月,两个原子弹落地,局势大变,这期刊未发讣告就寿终正寝。


如我和谢君所推想,日本军国主义垮台,林先生的活动终止,我们旁观,像是还有返台湾之意。用不着推理,就知道随着期刊的灭亡,湖南路的小楼,以及广东厨娘供应的每日三餐,都没有延续下去的理由了。我们也要走。狐死首丘,又因为北京还有个家,有若干熟人熟地,想活就不能离开熟,当然只能回北京。而一有“归心”,紧接着就来了其下的“似箭”。经商酌,我和谢溥谦先离沪;韩兄本之与朋友共患难之义,待林先生行止有定之后再离沪。人世间,散总是比聚更容易,也就更快。于是向有关的人辞行,整理行装,买车票,一切急就章,没有到八月下旬,箱子里带着《堂吉诃德传》,怀着堂吉诃德冒险后“躺在牛车的干草堆上”走向家乡时的颓丧心情,登上开往北京的车。其时,听说因为胜利之后国内反而有争斗,铁路已不能畅通,作为听车摆布的乘客,又能怎样呢,只能盼望运气不太坏而已。


果然,到南京下关,车就不再前行。情势是不能走回头路,只好等。幸而时间不长,又继续北上。可是到徐州,又停了,而且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继续前进。准备较长期等,到离车站不很远的地方住旅店。天热,苍蝇多,灰尘多,生活很苦,也就没有想“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的雅兴。在徐州大概耽搁四五天,车继续前进,到兖州,又停了。有徐州的经验在心中,准备耐心等,径直到车站附近,住了小店。耽搁的时间竟长于徐州,六天或七天。急也没用,干脆苦中作乐,游。计看了少陵台、陋巷等地。少陵台在城内东南部,是个土丘,上有石碑,刻杜工部“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那首诗,还有杜老的画像。这首诗题目是“登兖州城楼”,难道这就是城楼的遗址吗?只好不知为不知。陋巷是颜回的故事,孔子赞扬颜回:“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即使颜回真是兖州人(旧史只说是鲁人),春秋战国年间一条小胡同(其名也不会是陋巷),两三千年之后还会存在吗?这就比曹雪芹故居更加可笑了。由兖州北上,也可算是一种后来居上吧,车都是走走停停,好容易到了济南,好容易到了天津。住济南,因为离家近了,闲情逸致增加,不只游了趵突泉、大明湖等地,还吃了大观园中的砂锅丸子,街头的红瓢烤白薯。济南到天津的一段,整整走了两天一夜。记得到天津已经是定更之后,因为熟人多,就住在那里。离家更近,归心就更强烈,第二天早起,进豆腐房,吃完早点就奔向车站。车仍是不快,但挨到下午,总算到家了。贤妻迎入远来人,“乐极生悲”,乐是人平安,悲是她也知道,紧跟着来的必是生活困难。我呢?是小安慰大发愁。小安慰,是路上颠簸三周,幸而并没失落什么,主要是书,都完完整整地随着我进了屋。大发愁,是不只钱袋空空,而且欠了不少债,还有,语云,树倒猢狲散,未来的月日,还能到什么地方领工资吗?总之,已经到眼前的必是来日大难。


这使我不禁想到所谓“士”(或读书人,或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阶层的生路问题。最好是躬逢不改朝不换代的圣代,离朝近,离朝远,或帮忙,或帮闲,都可以混个“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幸而躬逢改朝换代,离朝特别近的,有历代史官(可以举欧阳修为代表)设想的一条路,从末帝死,以争取入正史忠义传。离朝不很近或不近的呢?那就会陷入较之农工商远为悲惨的境地,因为俗语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农工商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士就不然,而是必致成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为用大白话说是立刻就没饭吃。没饭吃不是好事,可以不可以也追究责任?无妨试试。


先让因果论者发言,责任当然应该由改朝换代负。可是改,换,事也,而且已过,你哪里去抓它?必欲抓,就不能不想到招来改、招来换之人。人有,可是抓有大困难,以明清之际为例,换下去的,崇祯皇帝,自愿见上帝了,无处去抓;新换上来的,顺治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不要说抓,你敢不绝对服从吗?所以士的阶层因改朝换代而沦为没饭吃,轻则只能自怨自艾,重则还要忍受他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云云,是也。但礼义廉耻云云终归是唯心的,至少现在当下,燃眉之急是唯物的,如堂吉诃德之冒险失败了,旧秩序的饭碗眼看碎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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