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日常生活(3)

作者: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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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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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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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622字

意外三,马隅卿(名廉)病故。马先生是专治明清戏曲的,在北大讲史。他血压高,1935年2月的一天下午上课,以脑溢血突然倒在课堂上,也就没有救过来。学校的教师老老少少,有的难免先西行,可是死于教室,总是太突然,所以就全校都为之一惊。我没听过马先生课,可是知道他在搜集史料方面用功之勤,成就之大,觉得像这样的一位,竟至没有认识,总是个不小的遗憾。


意外四,孙以悌投海。前面讲过孙以悌。一再讲他,是因为北大虽大,出现这样的奇人也是使人吃惊的,论学问文章,充任文史教授,不只没问题,而且必是出类拔萃的。思想(对人生的看法)呢,强调“应该以众生为念”,即使我们不或不能这样想,听了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可是他就在将毕业之前,先则焚稿,继则出走,终于人不见了,轮船上剩有他的行李。推测只有一种可能,跳入渤海。噩耗与他的一部分著作(《中国书法小史》《中国围棋小史》《三统术便蒙》等)为人所知,学校的平静空气立即动荡起来。对于他的轻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殊途同归,都觉得太可惜了。这种惋惜的心情促成暑后的追悼会,出席的人不少。


意外五,浴室坍塌,一死一伤。红楼后面偏西有两三间平房,为男生浴室。1933年或1934年的一天上午,我在红楼某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轰隆一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课以后才知道是浴室房顶塌下,室内有两个学生洗澡,一死一伤。死者是江南人,听说学校已经去电报通知家属。这意外事故使男性学生都有些后怕,所以也就成为学校的一件大事。


意外六,天津女吊。大概是193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晨,忽然传来消息,西斋有个女的夜里吊死了。许多人去看,我也好奇,随着去看。在西斋最北一排的空房里,因为等待法医检验,人还吊着。是个年轻女子,闭目,面色惨白。我只是眼一扫就赶紧回来,但也后悔到那里去看,因为连续几天,那悲惨的景象总在眼前晃动。出事之后不久就得知内情,这个女子是天津来的,与住在西斋的北大学生葛志成(?)有恋爱关系,女方痴情,也许男方真就负了心吧,女方绝望了,就寻了短见。人命关天,葛因此被判徒刑,据说是七年。


最后说一件大事,南下示威。我1931年暑中考入北大,照例于9月初开始上课,只是十天八天就九一八事变,日军于沈阳发动侵略,中国军队不抵抗,眼看东北就陷入敌人之手。全国民心愤激,北大当然更不例外。大概是10月中或后半吧,由什么人发起(只说现象,因为内情如何,只有局内人知道),全体学生在第三院体育馆集会,讨论救国之策。北大一向以自由散漫著名,集会,都踊跃参加的事是没有的,这一次虽然仍旧贯,出席的人却相当多,总不少于多半。有人上台讲话,可不在话下,然后是讨论如何行动。有人提议到南京去请愿,即要求抗战,眼看就通过了,忽然有人(记得在台下正中)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喊:“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该向它请愿,应该示威。”接着是很多人喊“对”,没有不同意见,通过。


其后是有人带头或负责,组成“南下示威团”。如何参加,如何编队,何时起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由前门东车站上车,参加的有二百多人,我熟识的只有同屋陈虞朴。我参加,还包含一点私情,是借坐车不买票的机会,到南京看看。推想陈虞朴也是如此,我们一路就相依为命,同吃同坐;有所疑,共同研究,两个人的主意比一个人的多一倍,也就可以换得安慰。沿路有人照料,或说指挥,用后来的语言说,这是组织,我们应该依靠它。出发之时,听说学校已经向南京打了招呼,让北大的旧人,如蔡元培、陈大齐等,关照我们。显然,这也就通知了南京当局,北大去了一群学生,要向不抵抗的政府示威。一路平平静静,初次经过济南、徐州等地,感到新奇,也就兴奋。车终于到了浦口,轮渡过江,水大,更是见所未见。到下关,不久进了南京城。果然有人关照,把我们安置在中央大学。


还要休整,我和陈虞朴借机,游了近处的台城和鸡鸣寺。听说有人来劝导,不要上街示威,并说救国大计,中央自有成竹在胸,我们团为首的什么人拒绝了。还要示威,总是到南京的两三天以后吧,照计划,早晨出发,人人手持小旗,由少数人带领,边走边喊口号。口号中当然有要求抗战一类;有没有打倒不抗战一类,不记得了。街道两旁挤满看热闹的人,显然是不知道这群青年人要干什么。这样走出不远,进了成贤街,忽然由街道两旁闯出大批军队,两个捉一个学生,拉上街口停放的大卡车,往东开向城外。我们不知道要运到哪里,如何处理,但既然抗不了,只好听之任之。不久就知道,是送入孝陵卫军营,囚禁起来。为了表示抗议,决定绝食。估计消息不久就传出去,爱国学生被捕,这还了得。陆续传来外面的情况,很多学校罢课了,有些学生也抢上火车来南京,不让上就卧轨。由南京当局看,绝食是点火。


北大的旧人则反应复杂,其中也会有自己的学生不吃饭,心里不好受。于是陈大齐来了,送来不少食品,记得有饼干之类。不说假话,我们的绝食也不乏红楼的自由精神,愿意吃就吃一些,没有人管。后来才知道,南京当局把我们看成埋在其时首都的火药,应该及早清出去。在孝陵卫,我们住了五六天,是一天的后半夜,军队又来了,仍是两个人捉一个,或手拉,或用绳捆,推上卡车,一直开往下关。到了,下车,上轮渡。过江是浦口车站,有一列火车(只挂短短的几辆)等着,仍由原来的两个人送上火车。上车后找到陈虞朴,我见他手里拿一节绳子,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捉他的是两个温和的小青年,他想把那条绳子留下做纪念,小青年说那可不成,他们回去要交,一定要,只好截下一段给他。他又问那两个小青年,为什么对他这样和气,小青年说:“这次执行任务,我们提心吊胆,很怕你们,因为命令是,由军营送上火车,不听话,可以用绳子捆,但骂不许还言,打不许还手。你没有打骂我们,我们算走运。”


我一生只有这一次是坐专车,上车就开,有一连兵护送,而且沿路不停。车到徐州,忽然转为西行,到郑州才往北。后来才知道,是济南那里学生为往南京受阻闹事,怕我们到那里合流再南下。其实,过郑州,离北京近了,我们多日颠簸,劳累,又车上过夜太冷,真有点归心似箭了。回到北京,耳目闭塞的情况变了,知道我们点的这把火越烧越旺,南京送走了我们,接着来的学生闹得更凶。闹,对于不抵抗的当局也许作用不大,但可以让侵略的日本敌人看看,中国人的心并没有死。


附记:我由1928年暑后写日记,到1937年暑前,将近十年,都毁于七七事变战火,因而写北京大学这一段,只能凭模糊的记忆,不确甚至张冠李戴是难免的。回首前尘,念及人祸之频繁,不禁为之慨然。


天津一年


在北大混了四年,学业没什么成绩,只挣得一顶北大毕业的帽子,活命至上,于是,与走出通县师范校门之前不同,这一次是早就想到饭碗。是1935年的春夏之交吧,忘记从什么渠道,听说开滦煤矿招考中学教师,地点在天津他们矿的总局。大家都知道,开滦矿的职业有两个大优点,一是待遇高,二是安稳,即只要规规矩矩干,就没有丢掉饭碗的危险。人总是利取其大者,所以决定去应考。不记得以何因缘,与其后嫁给我的师范同学李向常(名志恒),家乡大良镇人的陈英迈女士结伴。第一次到天津,住在东马路太平旅馆,到英租界开滦总局去应考。先是笔试,我侥幸录取,陈女士落选。接着检查身体,记得只是听听内脏,大夫就当面告诉,说肺有问题,不能录用。后来,我一直怀疑这次的诊断,因为在北京,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也没有人(包括医生)说我的肺部有问题。事实也许是,有问题的不是我的肺脏,而是那位大夫的神经。如果竟是这样,一次误诊事小,我因此未能东往唐山,过准退隐的生活,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就大了。说大,不是痛惜有所失,而是想到我就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以及机遇的播弄人,真就不能不“畏天命”了。


一次如意算盘,或说尝试,失败,只得飞回旧巢,一面待毕业之业,一面待饭碗之业。这情况,学校大概经过调查并有记录,是直到八月上半,天津南开中学缺国文教师,让学校推荐,也许只有我还在待价而沽,就介绍我去。以卖货为喻,这不是主顾挑的,是柜台上剩的,因而起驾南行,就不免灰溜溜的。管他呢,反正饭碗要紧,只好不管荣辱,还是收拾衣物上任。


平生第一次创业的一天,记忆也另眼看待。至今还记得是8月16日,早饭后,由前门东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北站下,已经是中午,雇洋车(天津名胶皮)拉着行李和己身,可以直接往学校,不知道应该找谁,还是先投亲。有个表叔刘玉田(大祖母的侄子)在东北角(天津多称官银号)单街子同源彩染坊任经理,去找他。找到,知道我还没吃饭,说他已吃过,带着我到东北角一个小馆去吃。楼下楼上各一间,登楼,要一盘炒虾仁,因为天津水产丰富,都用活虾,所以色香味俱佳,价同于张先生豆腐,一角六分。这一次天津的第一菜,竟对后来的生活也有影响,是近年进饭馆做客,主人为表示热情和大方,桌上多见炒虾仁,价涨至百倍以上,可总是味道颇不佳。饭后略休息,表叔有经验,找个熟洋车,嘱咐送到学校,找到办事处,俟办完手续,再送到宿舍。就这样,我被安置在南院西楼(坐西向东,两层)楼下的一间房里,光线不好,白日也要借助电灯。加说这一天之后的一件事,是送来半个月的薪金,当面解释,如果上半月到校,就发全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