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前辈掠影(1)

作者: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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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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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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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330字

前辈,主要指比学生年长,非学生而出入红楼的一些人。这样的人,声名和地位不同,可以高到校长、名教授,低到看门、打钟、打扫房屋的工友。我出入红楼四年,难免与这些人相视而笑,也就会留有一些印象。印象是我的,依照个人迷信之理,任其湮灭可惜,所以也想说说。但说就不能不挑挑拣拣。原因不止一种。其一,我未能免俗,也势利眼,因而,比如说,在楼梯中间遇见胡适先生,印象清楚,出楼后门看见某工友先生正在打钟,印象就不那么清楚,不清楚,想吃而无下口处,只好放弃。其二,减缩到师辈,单是听过课的也就太多,只好行买西瓜之道,选大个儿的。其三,大个儿的,如我昔年所写,收入《负暄琐话》等书的那些位,事也嫌太多,全面写,就像是想在桌面上建筑楼群,不可能,也不成体统。怎么办?忽然想到元白上人的浮光掠影楼,何不也只掠个影?只是掠,就有如照相,对准某部位,喀嚓一响,完事,其他,即使还有金花烛、玉镜台,也不要了。自然,所照未必是人人都爱看的,但希望不会是人人都不爱看的。以下依次照,照到自己也没什么兴趣了,停止。


蒋梦麟。仍是势利眼,所以第一个写他。他是浙江余姚人,美国留学,当过教育部长,我入学时候他四十有五,比胡适大五岁,应该说是老人物了。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不浅,蔡元培先生长校,多时多次不在校,他曾于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1920年、1923年共三次代理校务,到1930年,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不能北来,他就受命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江浙人体型,通有的清秀之外,还要加上瘦,所以背地里,有的学生称之为蒋猴。他不任课,也不记得听过他什么讲话、训话之类。很少同学生交往,有时狭路相逢,印象总是笔挺的西服革履,严肃认真,像是有许多大事待他处理的样子。四年之久,我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写信却有几次,是每学期开学,注册之前,要写一封请求缓交学费(十元)的信。纸一张,字三行,第一行为“校长:”不低格,第二行为“请求缓交学费。”低格,第三行最重要,为某系几年级学生某某,再低格。信很多,照例由校长总批一个“准”字,就算做办完入学手续。他也确是不闲吧,看见他每天上午到第二院西路校长办公室来办公。印象更深的是中午,他的夫人陶曾彀必坐着小汽车来接他回西四北毛家湾的家吃午饭。据说陶也是美国留学生,嫁高仁山,高与蒋是好友,高不幸早作古,改与蒋结合的。我们学生都见陶次数不少,娴雅而秀丽,如果容许比,不小心求证而大胆假设,在师辈的诸多夫人中,名次必也如其夫君,最后标一个“长”字的。


胡适。还不摘下势利的眼镜,先写这位博士,因为内,他是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外就更了不得,至少在文化界,如梅兰芳,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就会给笔带来困难,因为必写不胜写。困难还有另外的。一、虽不是写《春秋》,也难于躲开春秋笔法,即事与措辞都寓褒贬,而不管褒或贬,都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愉快。二、我前些年写《负暄琐话》,曾以“胡博士”为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说说的,即使轶事可传,也不当效邻居二大妈之颦,一件事翻来覆去说个没完。那么,多难之中如何闯出一条路呢?而一想就想到50年代的“批”,奇文汗牛充栋,也许不再有人有雅兴洛诵了吧,何不学某作古名士,也翻一次案?说干就干。想只选一件,是解放前夕的东南行。其时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行止当然有选择的自由,据说曾公开表示,必走,原因是道不同。走,对不对,显然要看站在什么地方说话。


这诸多地方,“个人安危”总当是一种吧?且说是50年代,批胡之风刮到十级以上的时候,我就曾首先想到个人安危,觉得(只是心中的活动,当然不能说)胡先生不愧为识时务之人,或说有见识,且知而能行;如果不知,或知而未能行,其情况就不堪设想了。过甚其辞吗?可以想想陈寅恪先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大革命中“第七次交代底稿”,陈先生自己写:“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坚决,不知道心里想的是否仍为“三纲六纪”,总之是未东南行,十七年之后就迎来文化大革命,交代,批斗,抄家,相继而至,多种折磨,痛苦万分,终于挨到1969年秋,积满八十岁,解脱,见上帝了。我没有机会问陈先生,只好说自己的“私”见,——还是只论胡先生,因道不同,坚决走而不留,也就躲过批斗、抄家等事,总不当算做失策吧?


行止是大节。再说个小节,两性之间的。至晚由《诗经》时代起,两性之间就容易生事,所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类是也。这所求是“淑女”,反侧的是“君子”,后世多称为“佳人”和“才子”,言外之意是,才子和佳人间就更容易生事。胡先生专看外貌,清秀潇洒,也是才子,何况还有多种有才的表现,就不会与佳人有什么丝萝牵扯吗?我上学时期,只听说在美国留学时期,曾有也是留学生的某佳人有爱才愿结成眷属之心,胡先生如何反应不知道;但事实是清楚的,奉母命,回安徽绩溪,与尚是纤足的江冬秀女士成婚,而且真就白头到老不变。近几年看记轶闻的某篇文章,知道还有与芳名为曹佩声的才女表妹一生互恋之说,确否且不问,事实总是双飞的仍是那位结发的江夫人。我非程朱陆王的私淑弟子,也就不想颂扬从一(兼指男)而终为无上美德,只是想到如胡先生,确有才子之实而没有西厢甚且北里之类的故事,与某些高位之人的幕前装腔弄势、幕后乱七八糟相比,总是值得记入《今世说》一类书了吧。


马裕藻。马先生,字幼渔,我入学时期是国文系主任。大概是1933年吧,国文系维新,主任改为由文学院长胡适兼,随着马先生丢了主任之位,许之衡、林损二位并丢了教授之职。马先生在北大名不小,除了来校早、任“国文系”(学术界名人最多)主任之外,还因为生了个有名的女儿马珏,我在校时期公认为校花。马先生为人通达宽厚,有理想,我在《负暄琐话》中也介绍过。还有什么可以说说吗?因为他的晚年我和他多有交往,推想他多少也会有些壮志未酬的遗憾,所以想在这方面补充几句。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的课,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拿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这是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他写过什么。


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弟兄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弟兄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在这方面,马先生的功绩也许不小吧,可是时移则事异,在自己年甫过知命的时候,竟受到革新派的轻视,被动靠边儿了。难免有“老了,不中用了”之叹吧?还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听马珏说,她念北大预科,升本科时,是遵马先生之命,选政治系。马先生此命是出于一种妇女翻几千年被压迫之身的大志,其意若曰,学政治,入政场,一旦鹏飞上青云,也让男性明白明白,天生女儿身,也未尝不可以叱咤风云,超过男子汉的。上青云,尤其女性,是大好事。但是语云,好事多磨,不知为什么,马珏,还差几个月毕业,竟远走上海,结婚了。其后是找个远在青云之下的工作,养家,生孩子,终于没有入政场,直到健康情况日坏,治理自己也困难了。总之,就马先生说,许多事,应该大有成而结果是很少有成,除“畏天命”之外,还能怨谁呢?


黄节。黄先生,字晦闻,我也写过他。本系的师辈,在我毕业之前归道山的有两位,他和刘半农(复)。刘先生年刚过不惑,全校感到很意外;黄先生年逾耳顺,虽未及古稀,总是已入老境,听到噩耗后一惊也就过去了。说到“老”,出入红楼的名人还有几位,如崔适、刘师培、吴梅和辜鸿铭,我都没见过。前者老去,后继者也就成为老。老的一个生活方式上的特点是“旧”,现在回忆黄先生,与其他人比,其突出的特点也就是旧。一贯是长袍,上课郑重其事,连微笑也不曾有,是旧。讲诗,用笺注法,都写在讲义上,其后并印成书,有《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等,也是旧。做旧诗,集旧书,精于书法,连带还藏砚,更是旧。还有属于居室之事的,也无妨说说,是纳妾,据说还不只一位。在红楼,据我所知,或所闻,这方面,跳出藩篱而且名声在外的只有陈独秀,是好作狎邪之游。用旧的眼光看,纳妾还可以划入规规矩矩一类吧?我们也就只好这样看了。据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渖》说,黄先生作古以后,遗砚也是如夫人拿出来卖的。这都是旧,可取也罢,不可取也罢,总是都一去不复返了。


孟森。孟先生,字心史,我入学时候年六十有四,以齿德论,是比黄晦闻先生还老一些的人物。特点与黄先生不同,黄先生是“旧”,孟先生是“朴”。他住红楼以南不远的马圈胡同,我们常见他走出银闸口转东往红楼。一年四季是粗蓝布长衫不新奇,新奇的是青布圆口鞋竟是家做的。我们向来不同他打招呼,因为确知他必看不见(高度近视),而且心里一定正想明清时代的什么事情或什么问题,即使视力不坏也不会看。上课也是这样,眼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他花白头发,小个头儿。学问却既丰富又实在,所以还是合于一个“朴”字。他是明清史专家,我选他一年课,就是明清史。


他的大成就是在课堂以外,著述不少,辑为《心史丛刊》,为许多内外行所钦服。也就因为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学生有时候形容他,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这说得也许真就不过分,比如民国初年,研究《红楼梦》,有些人醉心于索隐的时候,猜谜的一种是贾宝玉影射顺治皇帝,林黛玉影射秦淮名妓归冒辟疆的董小宛,孟先生就写了一篇《董小宛考》,证明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卒于清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其时她二十八岁,顺治皇帝只十四岁。这是用史实给了胡思乱想当头一棒。孟先生于1938年初作古,想不到半个世纪过去,说红楼,索隐之风又刮起来,情况比八十年前更为荒唐,难道这就是后来居上吗?想到孟先生朴学的老成凋谢,不禁为之慨然。


钱玄同。钱先生原名夏,后改玄同,或署疑古玄同,别名很多,只好都从略。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大讲《中国音韵沿革》,是兼课。我听钱先生课一年,印象是人很高明,且精干,思路和口才都超过一般人。但我却没什么获得,因为我对三十六字母以及开齐合撮之类没有兴趣。我尊重钱先生,来由几乎都是课堂以外的。他湖州人,很早就到日本留学,与绍兴周氏弟兄一同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回国以后,直到1939年初归道山,与周氏弟兄一直过从很密。这过从,早,有1922年的《呐喊自序》为证,鲁迅先生写,其时他住在s(绍兴)会馆,无事可做,便抄古碑。有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来串门,劝他写点文章。他答应了,于是写了《呐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记》。晚,有《知堂回想录》一六五节为证,周作人先生写,就在钱先生病逝于医院(1939年1月17日)的前一周(10日),他还到苦雨斋去看周先生,接着于14日晚还写了一封信,不改游戏人间的常态,说“泥滑滑泥,行不得也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