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变革图强,编练新军(3)

作者:梁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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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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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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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520字

这显然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张之洞劝过康有为,可第二期《强学报》很快又这样出版了。张之洞虽然很不快,但没有和康有为闹僵,在表面上,他和维新派还是同路人。


上海强学会刚刚成立不久,北京强学会就因为屡屡批判李鸿章等后党卖国投降行为,而被后党分子杨崇伊以“结党营私”为由参劾。慈禧怒不可遏,立即查封了该强学会,并关闭了《中外纪闻》。


慈禧查封强学会,关闭《中外纪闻》轻而易举,因为强学会和报社及其记者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她根本用不着大老远地进京抓记者。


北京强学会及其所属报纸都被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还能办下去吗?肯定不能了!张之洞担心惹怒慈禧而引火烧身,于是立即停办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康有为很郁闷,他因此抱怨张之洞:“江宁(南京的张之洞)处处掣肘,即使没有杨崇伊参劾,上海强学会也办不下去。”张之洞没有回应,但俩人的矛盾第一次公开呈现。


幕后办报


不久,张之洞回到湖北。因为慈禧查封了北京强学会,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出面干这种冒险的事了,于是派心腹幕僚、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汪康年(1860—1911,浙江杭州人)同黄遵宪一起接管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他则退居幕后,坐观其变。


汪康年到上海后,依张之洞的指令,聘用原《中外纪闻》主笔梁启超改版《强学报》,改版后的强学报更名为《时务报》。汪康年任报馆总经理,主管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则任主笔,主管编辑撰稿工作。


光绪二十二(1896年)七月初一,《时务报》第一期出版,此后每旬出版一期。《时务报》相当于政论性、评论性报刊,针砭时弊,激发士气,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张之洞非常看好这份报纸,认为其“宗旨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他不仅捐了500两银办报经费,还带头在湖北搞摊派发行,规定湖北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学院、工厂等都要订阅《时务报》。


在张之洞的带动和影响下,湖南、山西、安徽、浙江、江苏、贵州、江西等省各级部门都纷纷订阅《时务报》。《时务报》一时间成为这几个省的官报,发行量飙升万余份,是晚清维新运动期间影响最大的报刊。


另一个维新人


《时务报》办得好,全赖于主笔梁启超。梁启超在维新派中的地位仅次于康有为,他以文笔见长,其笔锋犀利辛辣,擅长讥讽时政、宣传变法、鼓吹民权、鞭挞专制,他简直就是维新派的一柄利剑。


张之洞非常爱惜梁启超的文才,他有一个想法:这么有才的一个人,如果一直当报纸主笔实在太可惜了,我要是能把拉拢过来,当我一个人的主笔,岂不是妙哉?我真的特别需要一个私人记者,我在湖北干了这么多大事,要是有一个人专门来宣传报道我该多好啊!


想到这里,他就给梁启超写信:“卓老,你来武昌待几天呗,我有事找你商量。”


“卓”是梁启超的字,梁启超还是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年近六旬的张之洞竟称他为老先生,真是雷死人不要钱,但这足以表明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器重与厚爱。


梁启超也有意思,他还没见过张之洞的面呢,就“吾师”长“吾师”短地叫上了。


说起来,梁启超和张之洞还颇有渊源。梁启超在很小的时候就了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编著的《书目答问》,这部书对他起到了启蒙教育作用,从这时起,他就把张之洞视作师长。不久,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在广东大力兴办洋务与教育事业,作为广东学子,梁启超是洋务教育的受益者,他自然更加敬重张之洞。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乡试中举,但次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却名落孙山。回到广东后,他投奔到康有为的门下,成了康有为的大弟子。


这时,张之洞已调任湖广总督,但梁启超一直是他的粉丝,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当张之洞争取到卢汉铁路的主修权后,梁启超就给他的好友、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写信:“张香帅,今世之大贤也,其权位虽然不及北宋名相王安石和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但论才能,他比这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因为独撑败局,力争主权而众望所归、名声高涨。梁启超更加敬重他,另外,北京强学会全仗张之洞扶持资助,这么说来,张之洞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因此,每每谈及张之洞,梁启超总是感触颇深地说:“当今海内大吏,论通达西学,深知精髓者,莫过于吾师;论博古中学,精研体要者,莫过于吾师……”还没见面呢,就称人家是“吾师”了,可见梁启超对张之洞有多么敬重。


收买未遂


既然吾师盛情相邀,那就得去拜见吾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腊月十六,梁启超从广东返回上海时,特意到武昌拜见张之洞。


梁启超清楚地记得,他拜见张之洞的日子,正是张之洞侄子大婚的日子。张之洞为了接见他,竟然撇下前来府上祝贺的亲朋好友,大开中门及暖阁迎接他。


他嫌这还不够档次,于是问随行幕僚:“要不要鸣炮相迎啊?”


幕僚回答道:“哎呀妈呀,这太骇人听闻了!只有朝廷钦差大臣和外国使臣来了,总督大人您才可开中门和暖阁以及鸣炮迎接啊,梁启超才几斤几两,他连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是,您怎能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呢?”


张之洞恍然大悟:哦,我的天,我真是太能搞了,太不讲究了,那就免了吧。


尽管张之洞没用最高礼遇迎接梁启超,但他却极其盛情地款待了梁启超。这天晚上,两人倾心交谈,直到深夜二更才分手。


张之洞找梁启超谈话的目的很直接: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书院时务院长,并进入他的幕府,成为他的幕僚。至于年薪则高得惊人:1200金。


梁启超只是一个举人,抑或是一个撰稿人,他没有任何名分,竟然得到天下第一总督的如此器重和礼遇,他真是受宠若惊,恐慌不安。惊恐之余,他正式和张之洞以师生相称。


面对张之洞的恳切邀请和高薪诱惑,梁启超要是没动心那是假的,没动心那是傻子,但通过这次深谈,梁启超深深地明白:他高价聘用我,其实就是买断我。买断了我,也就买断了我的维新思想和政治生命。我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我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只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宣传维新思想。而我要是被他买断了,就无异于成了他的笼中鸟而任他摆布、听他使唤,甚至成了他的狗腿子。


还有,他和我们这帮维新人并非高度同心同德。尽管他力主的变革和我们推行的变法,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他毕竟是洋务派首领,他代表的是近代封建主义改革派;而我们则代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维新改良派。他改革的是除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体制,而我们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政治体制,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他和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当然,他比那些顽固守旧派要先进,而我们又比他要先进,新阶级总是要替代旧阶级。但这不会轻而易举,中间肯定会有政治斗争,甚至会有流血牺牲。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新阶级取代旧阶级的过程,都是极其漫长、艰难和惨烈的过程。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他和我们会斗得头破血流,甚至你死我活。梁启超深有自知之明,于是他拒绝了张之洞的收买。张之洞也不便勉强,只好一声叹息。


冲突


然而,回到上海后,梁启超就和张之洞产生了冲突。因为梁启超的言论思想,严重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并侵犯了他的个人名誉。


首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时,公开批评宋代学家倭仁误人误国,又批评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张之洞平生推崇宋学汉学,而纪晓岚的后人和他的家族多有通婚,他对其极为不满,并指示汪康年:“发表无益而有损的文章,要在报纸上公开检讨!”


梁启超非但没有检讨,反而效仿康有为大写孔子改制的文章,这更加惹怒了张之洞。直到这时,张之洞才明白,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帮人,真的和我不是一路人。


其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大力倡导民权,反对专制。在第四十期《知耻学会叙》的文章中,他无情地批判封建官场现状:不学军旅却敢于掌兵,不谙会计却敢于理财,不习法律却敢于司法……这帮人都是瞎子、聋子、跛子、残疾,还老不死(瞽聋跛疾,老而不死)!


更大胆的是,他还把慈禧比作暴君夏桀,并诅咒她多行不义,必然自毙!


梁启超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跟我作对倒也罢了,竟然诅咒慈禧姐姐,难道他不怕掉脑袋吗?他掉脑袋倒是小事,可这会连累我的啊,因为我才是《时务报》的幕后总编,慈禧要是知道我在操纵《时务报》,指使梁启超诅咒她的话,她还不得要了我的脑袋?


想到这层厉害关系,张之洞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立即电令汪康年要严把审稿关,并警告梁启超不要因言获罪,误入迷途。随后,他又电令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梁启超这人太二了,思想太悖谬,看了他的文章,人人惊骇,恐招大祸。因此你们要告诉送报人,千万不要再送《时务报》了。”


陈宝箴、黄遵宪是张之洞的属官和幕僚,张之洞的命令,他们不得不听。这是张之洞第一次对《时务报》进行封杀,可梁启超并没有知难而退。


不久,他又在《时务报》上直接抨击张之洞:江南自强军聘用西洋(德国)教官,“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梁启超的意思是说张之洞昏庸无能,崇洋媚外,让洋教官挣走了我们国家大把大把的钱。张之洞看后非常不快,于是再下封杀令:从明年起,湖北不再订阅《时务报》!


在此之前,张之洞是《时务报》的第一发行人,他要是带头封杀的话,其他各省还能订吗?因此,《时务报》面临着生死存亡。


梁启超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的上司汪康年是张之洞的幕僚,而汪康年总是依照张之洞的指令,处处对他进行打压和限制,他很不爽,于是和汪康年也闹翻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一气之下辞职跑到湖南,接受黄遵宪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裂痕


梁启超离开后,汪康年接办《时务报》。他又依照张之洞指令对《时务报》进行了全新改版,改版后的《时务报》腔调大变:攻击康、梁的孔子改制说,推崇张之洞的明智思想和洋务实绩。这样一来,《时务报》就成了张之洞个人宣传报道的工具,他想不火都很难。


在张之洞的控制下,上海、湖北的维新运动并没有掀起太大的狂澜,但湖南的维新运动,却因为有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带动,而呈星星点火之势,迅速燎原。


梁启超赶到湖南之前,陈宝箴、黄遵宪、学政江标、继任学政徐仁铸、维新骨干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就已创办了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其学会和学报的性质与宗旨,同北京和上海的学会与学报是一样一样的。


起初,张之洞很支持湖南办学会和学报,并认为《湘学报》是讲求经济和时务的好报,但当梁启超加盟《湘学报》,再次宣传孔子改制时,他就立即对其封杀。在他的干预下,《湘学报》后来也停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湘学报停办之前,唐才常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湘报》和《湘学报》是一个腔调,张之洞看后又大加干涉。陈宝箴不敢抗令,而唐才常又是张之洞器重的门生,因此没过多久,《湘报》也停办了。


至此,张之洞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产生了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只不过,双方并没有撕破脸皮,因为做官老到、处事机智的张之洞在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