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将心比心,笼络人心(1)

作者:梁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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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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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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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600字

北京剧变


张之洞在湖北挂职学政这三年,北京乃至全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太平军、捻军等各路农民起义军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彻底镇压,国内无战事,天下很太平。


曾、左、李也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成为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可惜的是,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病故了。


曾国藩(1811—1872,湖南长沙人)是郁郁而终的,因为他处理天津教案不当不力。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法国天主教堂育婴堂有三四十名儿童突然病死,民众怀疑这些儿童是被教堂的修女们杀害做药材用的,于是聚众包围了教堂,杀死了修女、神甫、法国领事馆人员、法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


事发后,清政府慑于七国威胁,便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与法国方面交涉。曾国藩到天津后,没有听取多数官员绝不退让的观点,而是采取妥协、求和的策略,先是对中国民众进行谴责,然后又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伤害儿童的事实。


后来,在法国的强硬要求下,曾国藩处死了直接杀人的18个中国民众;流放了25个参与杀人的中国民众,赔偿了外国人各项损失46万两银两,并派大臣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国民众齐声痛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尽管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就是百口难辩。最后,他在群众的一片骂声中郁郁而终,享年61岁。曾国藩死后,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后世称他“曾文正公”。


这几年,除了天津教案影响较大外,西方列强对大清帝国的合伙欺负,暂告一个段落,帝国虽然傀儡,却也稳定和平,各行各业也呈现出了齐头发展的良好局面,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做“同治中兴”。


愤青的人生起点


回到北京后,张之洞充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学官名,庶吉士老师),教习庶吉士比庶吉士高一级,但不入官阶之流。


清代的官吏等级制度沿用了自汉魏六朝以来的“九品十八级”基本制度,即由从九品到正一品,每一品都有正、从之别,但很多官职未在九品十八级之列。比如张之洞任职的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庶吉士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这些官职只有相对应的级别,但不入流,不在官级之列。


因为不入流,张之洞过得很清闲,也很小资。闲暇之时,他常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等词界名士搞在一起,吟诗唱和,踏青旅游。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初一,张之洞还召集大家在位于北京宣武区的龙树寺搞了一次大聚会。在聚会上,大家品酒作诗,谈古论今,非议朝政。有史料把这次聚会称为“咸丰同治以来,京官第一次大会”。此后,龙树寺便成了京城名士的聚集地。


看得出来,这帮人都是对朝廷不满的愤青,张之洞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他也愤了好一阵子,但目前他们还没有形成气候。几年之后,他们都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清流名将。


张之洞虽然对朝廷有一些看法,但他对慈禧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且有意向她靠拢。但不幸的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他的二夫人唐氏病故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名叫张仁颋的儿子,当时只有一岁半。


张之洞二度丧妻,他很悲痛,但命运如此,他也只好悲痛。


挂职四川


第二年八月,张之洞又接了一份肥差:挂职四川学政。在此之前,他还担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四川地广人多,但也山高皇帝远,那里的教育现状十分令人担忧:考生作弊弄虚,雇用枪手,聚众滋事,围攻考官;考官贪污受贿,唯利是图。可见,四川科场陋习十分深重,严重破坏了考场风气和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


朝廷正是考虑到了四川的艰难险阻和科场的歪门邪道,才决定派张之洞去啃这块硬骨头。因为通过前三年的湖北学政生涯,朝廷从张之洞身上看到一个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干吏形象。四川学政,非张之洞莫属!


四川艰险


张之洞赶到四川,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认为四川科场陋习关键在于士风不正,而士风不正,会直接影响到四川的民风和社会稳定,于是他给朝廷上了一道题为《欲治四川之民,必先治四川之士》的奏折,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他首先对全省的州府展开摸底调查。川道艰险难行,可他豁出去了。半道上,他的马夫和坐骑都跌下了山谷,可他愣是豁出性命,沿着悬崖峭壁,一步一步翻山越岭……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辛考察,张之洞摸清了四川科场存在的种种黑幕和潜规则,他很有针对性地提出整顿科场歪风邪气的八种办法,并严格执行,深入落实。


勤苦治学


张之洞挂职四川学政时,省城只有锦江书院,但锦江书院的建筑和教学设置早已不符合时代要求。张之洞坚信“好人才出自于好学校”这个道理,于是征得四川总督吴棠的同意,在成都兴建了一所尊经书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尊经书院建成后,张之洞特地从全省挑选了100多个高才生入学。他选录学生的标准,就是有个性、有思想、有特长,文采出众,但不拘泥于传统格式,注重综合素质,做到量才录用。


在这100多个高才生中,有“尊经五少年”之称的廖平、张祥龄、毛席丰、杨锐、彭毓嵩,他们都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特别是杨锐,后来成了他最信任、最得力的幕僚和心腹。当年在四川时,他经常把杨锐等得意门生召来随行读书,并亲自讲学。


选取了优秀学生后,张之洞又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全新改革,他提出“通经致用”的治学思想,即要求学生精修儒家经典,通晓经学、史学、小学、地理、经济、算术、诗词、古文等科目,然后做到学以致用,深入结合实际。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高薪聘请各科目专业教师,分科教学。在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的同时,张之洞还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选择两三门课程精学。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也容易造就专业人才,一举两得。


但四川交通不便,学生买书困难。于是,张之洞又把自己的俸银捐出去,给学生们买了数千本图书,极大地丰富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和视野,深受学生们欢迎。


为了指导学生和四川士人好读书,读好书,张之洞还编写了《輏轩语》和《书目答问》两部巨著。《輏轩语》是他为学生所写的训诫之言,主要是他的治学经验和心得。《书目答问》则是一部学生应学书目的读书大全,书中收录了2200多种书目,是一部教育学生“端品行,务实学”的国学重要著作。


光绪元年(1875年)为鼓励学生学习,张之洞每月还组织两次考试,一次是由书院组织的“堂课”,成绩第一者,可获得3两银子的奖学金;另一次是由省督府组织的“官课”,成绩第一者,可获得10两银子的奖学金。在高额奖学金的激励下,尊经书院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的良好风气,整个四川的学风士气,也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局面。


张之洞的这套治学思想和办法,不仅深受学生拥戴和社会各界好评,也对后世的教育理念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个颇有思想作为和影响深远的教育家。


将心比心


张之洞在四川挂职三年,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任满卸职时,他连朝廷按例给付的两万两参费银都没领,而是再次裸捐,捐给那些贫寒学子,以供他们在四川读书或进京赶考。


张之洞搞裸捐,不是在作秀,也不是在博名,他还是出于两个目的:为国家选拔人才,为自己培植势力。他一直认为:恩情永远是老师和学生的感情主线。谁要是当了谁的老师,哪怕只当一天老师,那谁就是谁的终身父亲。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老师的自然享受父亲待遇,当学生的自然尊重老师。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学生做多大官,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老师永远是学生的恩人、长者和偶像,学生永远是老师的心腹、晚辈和粉丝。如果老师愿意为学生付出一切,那么学生也会将心比心地报答他,力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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