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变革图强,编练新军(2)

作者:梁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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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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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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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516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康有为联合1300多在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建议光绪皇帝先下罪己诏;然后将首都迁往陕西,扼守险关;再编练强兵劲旅,做到有恃无恐;最后变法图强,走富国强民之道。


这道千人联名的奏书,史称“公车上书”。奏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局面为借口拒绝,其内容却广泛流传,并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其实,康有为早就是一个力主变法的积极分子。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失利,他觉得科举制度不好玩,该死,就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条纲领性主张,但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坚决阻击。


回到广东后,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广东新会人)也就是在这时成为他的弟子。在此期间,康有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


在前一部书中,他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写成伪造的文献;在后一部书中,他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力主政治体制改革,并倡导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民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顽固守旧派却认为他的两部书为异端邪说,并严厉打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终于在会试中中了进士,被授为正五品的工部主事。“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接二连三地上书光绪皇帝,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度。


君主专制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则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共和的一种政治体制。


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尺度有点大,却深深地触动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虽然是傀儡,可他毕竟是年轻的一代人,康有为的某些思想和他不谋而合。特别是经历中日战争失败后,他越来越倾向变法图强,以固国本。也正是有了光绪皇帝的默许,维新派的势力才茁壮成长起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强学会,主要成员有梁启超、杨锐、张仁权、袁世凯、徐世昌、丁立钧、沈曾植等20余人。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主要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卖国投降行为。


康有为在成立强学会的同时,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任主笔,其宗旨和强学会步调一致。因为强学会主要是跟李鸿章等后党主和派对着干,它又得到了帝党主战派的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张荫桓、张謇、汪康年、黄遵宪等人的大力支持。


说到党派的问题,这里插叙几句。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如果再以主战派和主和派,来称谓帝、后两党那就有点过时了。中日战争结束后,原来帝党主战派和后党主和派的性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种挺有意思的变化。


原来帝党那些顽固守旧的主战派,在战后因为力挺维新派,而从顽固守旧的主战派摇身一变成为维新亲密派。他们的思想变化太大了,脱胎换骨了好几个轮回,简直让人认不出来。


原来后党那些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在战后因为抵制维新派,而从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演变成了顽固守旧派。他们的思想倒退了,退回到了战争以前。


也就是说,帝、后两党的人因为中日战争而角色颠倒。挺有意思吧。这样一来,整个朝野就形成了四种派别,即维新派、帝党维新亲密派、后党顽固守旧派,还有就是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


趋迎维新


张之洞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对维新派及其强学会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要不然,他的大儿子张仁权和门生杨锐也不会成为强学会的发起人。张仁权和杨锐加盟强学会,肯定是得到了他的指令。


同时,他对康有为这个有为青年,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因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内容,同他上奏的《吁请修备储才折》如出一辙。


张之洞向来拉拢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和扶持,他还给北京强学会资助了5000金办会经费。事实上,张之洞扶持资助康有为的初衷并没这么单纯,他有着自己的深谋远虑。


他不是早把杨锐安插在北京作为他的卧底吗,杨锐果然不负他的厚望。京城和皇宫发生的一切动态,杨锐都及时密报于他。康有为的举动以及光绪皇帝的态度,都在杨锐的观察之中,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当他得知光绪皇帝默认并鼓励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时,就密令杨锐和儿子接近康有为,参加强学会,他是这么考虑的:


只要接近了康有为,就有机会接近光绪皇帝;只要接近了光绪皇帝,那么我就能和他搞好关系了。到那时,我就能游刃于帝党和后党之间,两头都受倚重,两头都很吃香。


毕竟,慈禧老了,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过去她论天过,现在就该论秒了。她要是眼睛一闭不睁,大清王朝还不是由光绪皇帝说了算?


想到这里,张之洞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如果我一味地力挺慈禧,势必得罪光绪,他完全执政后,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如果我一味地力挺慈禧,倒是会越来越受到她的倚重,可这会引起光绪的猜忌。她死后,我的日子照样不好过。因此,当务之急我要找机会力挺光绪,拉近和他的关系,让他充分意识到我重要性,让他同样倚重我。只有这样,我才能左右逢源,后顾无忧。


光绪是一个力主变革维新的上进皇帝,他既然支持维新,定然支持洋务。我搞洋务这些年来,一直颇受非议,频遇阻力,这下有他撑腰了,那我就可以大踏步地搞了。只要我多搞一些洋务,多干出一些实绩,那我的政绩和口碑也就扶摇直上了。到那时,他一定会给我升职加薪,并让我做宰相,入军机,从而位极人臣!


这是一个绝好的途径和机会,只要我努力运作,一定就会成为现实。想到这里,张之洞便大力扶持资助康有为和强学会。


康有为傍大腕


张之洞的慷慨解囊虽然包藏着很多目的,却获得了一片赞誉。


谭嗣同说:“今天下衮衮诸公,有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达权变,讲求实绩者,唯张香帅一人也。”


张謇说:“今天下达官贵人,能知言,且可与言者,无如南皮。”


……


在这些年轻人的一片赞誉声中,张之洞美美地笑了:我的第一步成功了,银子没白花,手段没白使,呵呵。


张之洞只是以为他在利用维新派,拉拢自己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发展自己的前途,殊不知维新派也在向他暗送秋波,暗怀心机。维新派讨好他,主要想借助他的权势和名望,推动维新事业的发展。直白地说,康有为这是要傍大腕。


中日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因为力主抗日,统率后勤,死保台湾,其权势和名望直线上升。加上他在湖北干出的洋务实绩,使得他已然取代了李鸿章的洋务派首领位置。相比之下,李鸿章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其权势和名望直线下降。战争结束后,他每一天都过得很忐忑,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希望他死。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初,李鸿章也要捐款,可强学会这帮人愣是将他拒之门外,他好生尴尬,但他也只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如今,要是给天下督抚来一个排名的话,那么张之洞肯定位列第一。


李鸿章已经从直隶总督的头把交椅上下去了,他已经泄气了,他过时了。接替他的王文韶名不见经传,根本无法和张之洞比。


刘坤一虽然还会坐两江总督的二把交椅,虽然他比张之洞有资历,但他太老气了,加上他刚刚大败于日本,他的名望与实力也是一落千丈,也无法和张之洞比。


李鸿章和刘坤一都无法和张之洞比了,其他人等也就别提了。


张之洞继续会在湖广总督的三线位置上干下去,但凭借他现在的名望和他在湖北创建的洋务实绩,他绝对无愧于天下第一督抚之称!因此,对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来说,只要傍上张之洞这位天下第一督抚和政坛大腕,得到他的扶持和资助,维新事业就不愁不发展。


于是,康有为就开始投靠他了。恰巧,康有为和张之洞的首席幕僚梁鼎芬是好友,有梁鼎芬牵线,康有为的投靠显得名正言顺。


投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到达南京,谒见张之洞。对于这位他充满好感的年轻维新者,张之洞热情款待,礼遇有加,两人一见如故。


康有为在南京待了20多天,每隔一天,张之洞都设宴招待他,每次他们都要聊到深夜。这段时间,张之洞的心情特别不好,因为他刚刚死了二子张仁颋。


张仁颋是张之洞第二任妻子唐氏所生,现年24岁,一年前同吴大澂的女儿结成了夫妻。新婚不久,父亲就调任两江,随后他也来到了这里。在康有为到南京前的一个晚上,他在总督府遛弯儿时不慎跌入水池中溺亡。


张之洞中年三度遭遇丧妻之痛,晚年又遭遇丧子之痛,他真的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尽管他后来娶的侧室李氏、秦氏等人又给他生了张仁侃、张仁实、张仁乐、张仁蠡等11个儿子,但张仁颋和后来的这些孩子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没了娘的孩子。


无论怎样,张之洞还要强忍悲痛,强作笑颜接见康有为。康有为这次来南京的目的,就是敦请张之洞出面,以他的名义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张之洞欣然应允,他立即捐银1500两作为办会经费,并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发康有为撰写的《上海强学会序》。


分歧


这20多天来,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关系相当融洽。但在“变法”理论方面,两人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直至反目。


张之洞接受的是儒家教育,信奉的是孔孟之道,厌恶的是公羊学说,而康有为却信奉公羊学说,大谈孔子改制。他的孔子改制,就像他写的《孔子改制考》那样,把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一个满怀进取精神、力主政治体制改制、倡导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他的变法思想,与张之洞传统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


况且,他的这种改制思想和学说是伪造的,张之洞极其反感。为了更好地合作办会,张之洞再三劝他放弃从公羊派学来的孔子改制说,正儿八经地推行维新事业,可康有为却说:“孔子改制,大道也,岂能因为你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改变?”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俩人也就不欢而散了。但张之洞对康有为还是很宽容的,毕竟,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变革图强。


十月中旬,康有为离开南京,到上海创办强学会。张之洞对他有些不放心,于是派幕僚梁鼎芬、黄绍箕等人陪同而去。张之洞此举就是在监视康有为,监控他宣传孔子改制学说。


但对于创办强学会,张之洞还是公开支持的。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幕僚、维新派知名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张謇、章太炎等人纷纷入会。就连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也托人引荐加入张之洞幕府。可见,张之洞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多么强大。


上海强学会创办的同时,《强学报》也出版发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月二十八日,《强学报》第一期创刊号面世,主要刊载了上海强学会章程、上海强学会序、京师学堂会序等。为了宣传孔子改制说,康有为在报头日期设置上,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农历纪年法,而是采用孔子纪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