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举荐人才,招揽幕僚(2)

作者:梁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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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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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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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166字

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向百姓征收附加税,那么百姓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了。因为朝廷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的标准,这就纵容各地各级政府无序加税。通常情况是,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要比朝廷的税赋高出好几倍,而各州县加征的税赋要比省级政府加征的税赋高出好几倍,有的地方甚至要高出十几倍,比如张之洞为之平反的四川东乡就是这样。


在万恶的封建社会,在黑暗的清王朝,百姓的生活艰辛程度真是无法想象。就拿山西来说,张之洞上任之前,前几任巡抚规定各道府、州县每年要向省府上缴公费19950两银。这笔公费是省府下派给各道府、州县的任务,各道府、州县自然拿不出这笔银子,于是他们又成倍数地把这笔账转嫁到百姓头上,因为各道府、各州县也需要办公经费。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普遍,可张之洞认为当官的太腐败了,太不懂得体恤百姓疾苦了。虽说官员的待遇应该提高,但不能如此变态和无序,如果持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官逼民反,进而天下大乱。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张之洞带头将省府每年的公费裁减至6400两银,并要求各道府、州县也大幅裁减公费。在他的强力执行下,全省每年共裁撤公费达79000余两银,为本来就极度贫困的百姓减轻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此外,他还严令禁止下属对上司“馈送摊捐”。所谓的摊捐,其实就是礼金和红包,这是晚清官场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在晚清,地方官每年收取的下属馈送礼金,要远远大于其下派的办公经费。如果办公经费用于行政开支的话,那么其收取的馈送礼金,则源源不断地涌进其私人金库。张之洞严厉禁止了这一陋习,也扭转了山西官场长期形成的不良之风。


断道


张之洞裁减公费、禁收礼金和红包,断了山西官员的敛财之道。这事做得够狠,还有一件事,他做得更狠,那就是他也断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


朝廷下派给山西的摊捐项目是五花八门,加起来有十几项,如铁贡、绸绢、农桑、纸张、京饷、科考、盐务等。每年这些项目累计达10万两银,成了山西最大的苛政(晋省州县之累,以摊捐为最)。


有些摊捐项目,是从乾隆年间兴起的,到光绪年间就已经作废了,可这些项目却依然在征税。比如,向朝廷捐贡的绸绢、纸张等物品,山西早已停产了,可从山西到北京的运费和杂费依然在征收,仅绸绢一个项目,朝廷每年就要向山西征收12000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任务十分繁重。比如,山西产铁,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平铁8万余斤,好铁20万斤,而朝廷拨付的运费却寥寥无几,需要山西摊捐4万两银。


有些摊捐项目,由于年头太过于久远,目前是征无所征,运无所运。甚至,很多征收摊捐的官员,都不知道那些项目是什么东东,更别说是老百姓了。


对于朝廷的这些摊捐,有些官员就是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也征不到位,因为百姓确实被他们这帮人榨干了。由于交不够摊捐款项,这些官员只好欠账。据统计,在张之洞到任前的18年间,山西欠款官员多达500人,共欠朝廷摊捐达30万两银!官员欠朝廷的摊捐款,说到底是百姓的欠款,最终将由百姓买单。可山西百姓真的没有了活路,在各级官员的逼迫下,绝大部分百姓流亡失业,哪儿有能力偿还欠款?


张之洞体恤百姓疾苦,他决定成立清源局,认真清理核对各类摊捐,他的处理办法是:对于必须捐贡朝廷的费用,由省府税收中开支;对于已经停止生产的绸绢、纸张等摊捐,则奏请朝廷予以免除。


张之洞这么干,就是断送了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他既为山西百姓解开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也为黑暗腐朽的晚清官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仁政爱民的光辉形象。不过,张之洞能够斩断朝廷伸向山西的敛财之道,得益于一个人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那个人就是他力邀出山担任户部尚书的阎敬铭。


阎敬铭掌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如果没有他的首肯,张之洞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为山西减负。阎敬铭为张之洞开绿灯,算是对他的一种报答,也算是官场上的一种交情。


清理财政


经过一番摸底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之患“非匮乏之患,而弊混之患”,而导致弊混之患的根源就在于财政管理混乱。


山西财政可不是一般的乱。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的33年间,山西财政从未进行过清查,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因为是一本糊涂账,账面上的数目差缺竟达400万两银。对于差缺的款目,历任巡抚都没有究查,也无从究查。财政如此混乱,山西该如何治理呢?


为彻查陈年旧账,张之洞设立清源局,制定《山西清查章程》,并亲自督阵。具体工作则由马丕瑶、李秉衡等干吏实施。清源局下设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代、裁摊、工程八个科室,每个科室都有专人负责,分门办理各项清查业务。


在张之洞的强力督导下,马丕瑶等官员严格执行《山西清查章程》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查清了30多年的糊涂账:


1、省库原存银218万两。


2、新收银15523万两。


3、支出银15821万两。


4、透支152万两。


5、实存银72万两。


33年的糊涂账,就这样被张之洞查了个水落石出。也就是通过清查旧账,他查出了原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山西大员的贪赃枉法行为。


此外,他还查出了葆亨截留各省赈济山西灾民的22万两抚恤款。张之洞用这笔款筹建了粮仓,既周济了受灾缺粮的百姓,也打击了不法囤粮的奸商。


随着葆亨等人的倒台,山西其他贪官污吏也都跟着他们纷纷落马。从此,山西吏治迎来了一个晴空如洗的大好局面。


张之洞顺利地清理山西财政,也得到了户部及户部尚书阎敬铭的大力支持。账目清理完毕后,阎敬铭又把山西当作成功案例向全国各省推荐,张之洞因此又赢得了不少美誉。


兴办洋务


晚清的洋务实业,由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发起。他们兴办洋务实业,如引进西方技术,开造船厂、机械局、军工厂等,都是为了富国强民。因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和科技在政治军事领域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


曾国藩等人虽然觉醒了,但他们的先见之举,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肯定和支持。很多顽固守旧人士,特别是清流党,坚决抵制他们办洋务,说他们的举动是“卖国求荣”、“崇洋媚外”,说他们弄的那些洋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并上奏朝廷严厉禁止。


这些人的主张和建议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帝王统治江山靠的是儒家思想,他们把传统的道德伦理放在执政的第一位,而对于经济和科技,他们则没有什么概念,并没想到这后者会快速推进世界的发展,甚至改变这个世界。因此,当西方列强用铁舰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时,我们还处于落后的冷冰器时代。两军对垒,好比是让秦始皇的兵马俑与现代坦克部队硬碰硬,安能不败?


遗憾的是,西方列强的炮舰并没有轰醒腐朽顽固的清王朝统治者,他们依然在极度奢靡的宫殿里,吃喝享乐,昏昏欲睡,无所作为。


这一切,张之洞都看在眼里。他恨铁不成钢,他对统治者牢骚满怀。他也恨透了西方列强,恨他们以强欺弱,因此在京城当愤青那阵子,他特别反感李鸿章等人对外妥协求和。这是他参劾李鸿章等人的主要原因,并非反对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实业。


对于李鸿章等人兴办的洋务实业,他从未进行过抨击。因为他理解李鸿章兴办洋务实业的真实目的,他不是个书呆子。早在参加会试,挂职湖北、四川学政时,他就对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提出了很多批评和改革意见,并在学政任上力主改革,强调通经致用。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力主改革和务真求实的思想,倒是与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不谋而合。


来到山西,目睹山西不可思议的萧条和贫困后,张之洞一直在思索着山西的发展之道。山西的吏治和民风虽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发展依旧滞后,民生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好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开办洋务实业的创举,给了他深深的启发,他的思路豁然开朗,他的思想也渐渐解放,他幡然醒悟:治理一个省,抑或是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是行不通的。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固然是执政纲领和执政者的坚守底限,可它们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改变当下山西乃至全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要想使山西脱贫致富,迅速崛起,就得仿效曾国藩等人兴办洋务实业,这既是山西的发展之道,也是整个国家的自救之策。


于是,在给朝廷的一些奏折中,他屡屡提到以改革促发展的主张和建议。


在开办洋务实业方面,中国并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张之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是多么希望有一位精通洋务实业的导师啊,可山西穷乡僻壤,有谁愿意来蹚这道浑水呢?


其实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就有一个名叫李提摩太(1845—1919年)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而来。


李提摩太来到中国后,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民风习俗融会贯通,他不单单是为了传教,而是利用传教、赈灾的名义,游历中国各地,与中国各地官员密切接触,进而争取中国官方支持,以此开启中国统治者和政治家们的先进思想。


李提摩太很有思想,他是一个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人。来到中国后,他先会见了山东巡抚丁宝桢,后来又会见了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大力向他们推广洋务方案,受到了他们的亲切接见和高度重视。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李提摩太不辞劳苦,以赈灾形象大使的身份来到山西,多方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报,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以工代赈”的救灾建议,进而拟定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的洋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