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万复出

阎敬铭入朝担任户部尚书之前，张之洞又得到了另外一个好消息：隐居南皮老家长达11年之久的族兄张之万，也被朝廷邀请出山，担任兵部尚书！

张之万已是71岁的古稀老人了，他能够再度出山执掌朝廷兵权，说明慈禧对他恩重如山，深度倚重。但玉成此事的人，却是醇亲王奕譞。张之万一直都是醇亲王最亲近的属僚。张之万从咸丰九年（1859年）起教授醇亲王的八弟钟郡王奕詥（hé）和九弟孚郡王奕譓（hui）读书，醇亲王和他的八弟、九弟系一母所生，因为这层关系，他和张之万走得很近，也时常请教状元出身的张之万，张之万也成了醇亲王的半个老师。

20年来，两人亦师亦友，关系非常亲密。后来，张之万虽然隐退在家，但两人之间的联系却从未间断。张之万能够在隐退11年之后再度出山，这事肯定大有文章，这事肯定和醇亲王有关。关于这事的真相，两年之后我们再来揭晓。

这些年，张之万没少在书信中向张之洞传授他的做官处事之道。他的做官处事之道，在很多方面和阎敬铭不谋而合。张之洞打心底感激张之万和阎敬铭，他更为自己有了这两位朝廷靠山感到庆幸！

组建幕僚

阎敬铭和张之万的复出，让张之洞更加看重官场上的人际关系和势力范围。在两位前辈的点拨下，他决定在治理山西之前，组建自己的幕府，招揽自己的幕僚。因为干大事情，不能凭借一己之力，而要依靠群策群力。

所谓的幕僚其实就是幕僚中的智囊团，张之洞初到山西，各项工作都要全面开展，可山西的人才非常缺乏，像马丕瑶那样的人才更是难找，这从张之洞写给好友张佩纶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晋省事可办者颇多，唯同志无人……”

既然缺乏人才，那就得广泛发掘、招揽人才。招揽了马丕瑶等人后，张之洞还觉得幕府人才匮乏，于是邀请在四川学政任上收留的得意门生杨锐入府执掌文书奏章。

随后，他又招来了李秉衡、高崇基、杨深秀、钱荣增、杜崧年、张彪、王轩、杨笃、张铁山等四五十位人才，他们都是精明强干、饱学才识的幕僚。这些人有的担任他的办公室主任，有的担任他的秘书和文案，有的担任学院院长，有的则担任后勤部部长。他们各司其职，共同辅佐张之洞。

至此，张之洞的幕府基本建立起来了，他的幕僚团队也壮大起来了。后来，随着他官职的不断升迁，他的幕府规模和幕僚团队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他的幕僚最多时达到400余人，先后有630余人成为其幕僚，其中包括230多位洋人，其幕府规模在晚清首屈一指。

访求人才

组建幕府，招揽幕僚虽是每个封疆大吏都会做的事，但比及慈禧“留心为国访求人才”的那句嘱托，却是局部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自私行为。张之洞担心他的做法会引起慈禧的猜忌和不满，于是后发制人，一口气为朝廷举荐了59人，作为给慈禧的答卷。

这59个人不是他为了应付差事胡乱拼凑起来的，而是经过多方考察拟定的。不仅如此，他对这些人的个性特点、特长和今后的发展方向，都做了详尽的归纳和建议。

三月的一天，当这道名为《胪举贤才折》递到朝廷时，慈禧和所有的朝臣都震惊了！

古往今来，没有谁这么大手笔地举荐人才，张之洞的这个大手笔，也破了中国古代臣子单次举荐人才的纪录。

在张之洞举荐的这59人中，有14人是朝臣，29人是疆臣，6人是旗人，10人是武官，遍及全国各省。在这些人中，有他平生素不相识的有识之士，也有和他交好的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人。可以说，他是举贤不唯亲，也不避亲。

在举荐人才方面，张之洞不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注重老乡和派系。曾国藩多重用湖南人或湘军将领，李鸿章则更加维系安徽人和淮军将领，而张之洞的眼界和胸襟则在他们之上，他一生的为官立身之道就是“无湘无淮，无台无阁”，他重用或举荐人才，不分派系，不分畛域，唯才是举，力求志同道合。

慈禧对张之洞的这份答卷非常满意，她基本上依张之洞所奏，任用了这批人才。从此，这批人才从四面八方走上了理想的工作岗位，也走进了张之洞织就的关系网。

铁腕强权，治理山西

经过半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和摸底考察，张之洞基本具备了干大事的条件。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他给朝廷上了一道《整饬治理折》，他在折子中提出了治理山西的全面规划和详细方案，慈禧看后，大加赞赏，还通报嘉奖他“实心为民，洁己率属”。

有了慈禧的肯定，张之洞决定放手一搏。但山西腐败落后，贫弱交困，如果不采取铁腕强权政策，那就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于是，他狠了狠心，施行铁腕强权。

打土豪，分田地

长期以来，山西人民活得很累、很憋屈，他们的生存根本——土地被地主官僚囤占，这些可恶的官僚囤占了大量的优质土地后，还向朝廷瞒报实际面积，广大农民不仅种不到好地，还要承担沉重的税赋。

张之洞决心要把那些被囤占的土地归还给农民，于是派马丕瑶、高崇基等干吏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土地大清查，并以实地丈量的方式，进行登记造册，最后共查出各州县瞒报囤占的土地达20万亩！

张之洞立即将这些土地进行合理分配，既严厉打击了官僚囤占瞒报土地的不法行为，也为广大农民减轻了负担。然而，查出的这20万亩耕地对于亟待解决温饱问题的山西百姓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于是张之洞又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并为垦地的农民提供购买农具和种子的资金，还免税三年。此举安定了民心，也激发了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铲除路霸

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但在山西境内务工经商的人士却苦不堪言，因为各州县为了大肆敛财，在各自的地盘上乱设关卡，扣留途经关口的车辆和牲畜，勒索其交钱纳税，否则就不予放行。

这帮官吏不是在征税，而是在拦路抢劫，只有强盗才会拦截行人索要买路钱。因为太过于霸道，外省的商户都不敢到山西来做生意，久而久之，山西越霸越穷，越穷越闭塞，似乎与世隔绝，这给山西的工商业发展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张之洞查知此情后，严令各州县将差徭局改成清徭局，并裁撤路关和差徭，然后派马丕瑶、锡良等干吏到地方监督检查，要求各州县做到“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裁撤路关和差徭后，山西这才向全国工商业人士敞开了大门，国民经济也从此得以发展。

禁除鸦片

山西百姓缺粮少地，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省遍种鸦片，大量的耕地被挤占。从北京到山西任职的那一路上，尽是罂粟苗，张之洞忧心如焚。从那时起，他就发誓要把拔掉那些毒苗，让全省官员戒掉烟瘾，把鸦片赶出山西！经过考察，他也深深地感叹：“山西之患不在灾害，而在于烟患。烟毒耗民元气，山西尤为严重。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

在张之洞看来，要想禁烟，首先就得禁种，但有一个问题很现实：农民种植鸦片的产值，要比种粮高出好几倍。如何说服农民退烟还耕呢？张之洞觉得这事关系国家兴亡，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于是颁布了《禁种罂粟章程》。

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这道章程颁布后，他组织官员一边劝诫百姓禁种鸦片，一边引导、鼓励百姓种植棉桑，广积谷粮，兴修水利，务本兴农。

为切实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他还实行各州县领导责任制，严厉要求各州县官员带头开展禁烟活动，坚决铲除责任区内所有种植的鸦片，如有迟缓或违抗，就从重从严惩处！很快，山西绝大部分土地都停种鸦片，而腾出来的大片土地，也都种上了棉、桑、麻、粮等农作物。

与此同时，全省官民的烟瘾也在有效戒除。可鸦片之瘾，哪有那么容易戒掉啊？为此，张之洞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戒烟局，然后寻医购药，医治那些烟瘾患者。

山西的禁烟行动持续了一年后，全省烟毒泛滥的40多个州县，基本上退烟还耕，全省官民也基本上绝食鸦片，整个山西的民风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禁种鸦片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在那个烟毒弥漫，国家因此衰败的动荡年月，忧国忧民的张之洞强烈地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他的禁烟行动规模，虽不能和林则徐相提并论，但其产生的轰动效应却很强大。

裁减公费，为民减负

晚清以来，官场上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黑暗腐败，另一方面则是官员工资低微。清朝定制，正一品的大学士年薪仅180两银，像张之洞的这样二品大员年薪仅150两银。

这点工资是很难养家糊口的，而朝廷各行政机构的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同样，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其绝大部分税赋收入都要上缴朝廷，存留数量微乎其微，行政开支和办公经费往往通过向百姓加征税款解决。还有很多不守规制的官员，打不上公款的主意，就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民膏，百姓总是遭殃。

从雍正朝开始，朝廷为了杜绝地方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所谓的养廉银，就是朝廷补发给地方官员的津贴，相当于灰色收入。地方官员养廉银按官职高低依次分配，分别是总督2万两左右，巡抚15万两左右，布政使1万两左右，按察使8000两左右，道府官员5000两左右，州县官员1000~2000两。

养廉银制度的推行，确实解决了地方官员日子不好过的局面，但这笔巨款却不由朝廷国库拨付，而是由地方政府向百姓征税时附加而来。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这就是清朝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和官员贪污受贿、搜刮民膏的办法，真可谓是欺世盗名，超级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