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61天涯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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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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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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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942字

众所周知,我并不反对回忆,正相反,我一直鼓吹抵抗遗忘的暴政。


我全面的观点是,仅仅保持记忆是不够的。


而且我认为,当我们在现实中拍案而起时,逝去的英灵将获得真正的安慰。”在《想飞的翅膀》中,我追求一种更加平民化的视角。


我不想以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仅仅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


我就存在于“我们”当中。


“我们”包括郑州冤案中被杀害的曹海鑫,包括陕西烽火村案件中被毁容的武芳,包括更多的受苦受难的同胞。


我愿意与这些同胞们一起表达,一起言说,一起寻找自由、民主和尊严。


我们应当避免我们的时代变成这样一个可悲的时代——我们的后人关于我们的时代、关于我们,连值得回忆的事件都无从谈起。


这个时代诞生了曹海鑫和武芳这样的悲剧,是这个时代莫大的耻辱;没有人站出来诅咒制造悲剧的罪恶,是这个时代更大的耻辱。


面对这两大耻辱,我不能像那些已经著名的人物那样无动干衷。


我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文字中传达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态度。


最近两年以来,我陆续收到数千封读者的来信。


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一一回复——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每周花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才仅仅回复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对于大部分热情的读者,我只能深表歉意。


在此,我也向每一位关心我或批评我的读者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唯一的回报,便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最后,我想把《想飞的翅膀》这本学生时代最后的一本书,献给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遇到的老师们(包括北大内的老师和北大外的老师)。


古代的读书人在家中要供奉“天、地、君、亲、师”五个牌位,对我来说,前面三者可以扔到一边,但亲人和老师却是永恒的。


在北大的八年里,我遇到了许多像父母或像兄长和大姐一样关怀、帮助我的老师,他们所给予我的显然不仅仅是知识。


我相信,即便是一日为师,也是三生修来的缘分。


父母给了我身体,而老师给了我灵魂。


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列出关怀和帮助过我的老师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给予我精神上的熏陶,将与我的生命同在。


同时,我也努力将这些精神传递给我的后人,让它们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绵延不绝。


我也把这本书献给我永恒的母校——北京大学。


我是那样地爱她,这种爱甚至超过了对情人的爱。


所以,我对北大的苛求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八年来,北大给予了我一个少年所渴望得到的一切的光荣以及耻辱。


只有当我真正要离开母校的时候,我才发觉离别竟然是那样的艰难。


这篇序言已经太长了,就让它在这个不该结束的地方结束吧。


美国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刚开头的一句话是:“演出开始了。”我把它照搬过来作为序言的最后一句话。


是的,书已经翻开了。


6为了痛,更为了爱——《爱与痛的边缘》跋


有一天,一位来自家乡四川的女记者向我谈起她曾经采访到的两个故事。


用“故事”这个词语太轻飘飘的了,那是关于痛的、也是关于爱的、更是关于爱与痛的纠缠的“人”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川自贡。


自贡自古以来就盛产井盐,井盐至今依然是自贡的支柱产业之一。


这里有若干家曾经很红火的千人、万人的大工厂。


近年来,这一行业很不景气,“下岗”——这个词语是我们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不同于“失业”,以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区别——的工人不断增加。


有的家庭四代同堂,老中青几代人都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因此出现夫妻双双“下岗”、父子双双“下岗”、兄弟双双“下岗”的情况。


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


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


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收入的事情。


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


每到周末,他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


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也冷言冷语。


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洞了。


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


但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


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而已。


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


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


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


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


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


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轰动。


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


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


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


官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


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


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香的洋酒……


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


本来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油脑肥肠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尴尬万分。


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


他们决对意识不到:仅仅这一桌子饭菜的花销,就可以拯救两个年轻的生命,就可以成全一个美好的家庭。


两个生命的消逝,其实与这一桌酒席和其他无数的酒席息息相关。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孩的。


这个女孩从事的是被许多道貌岸然的人士轻蔑地称呼为“妓女”的工作。


“知识分子”们是耻于谈论她们这类人的。


女孩出生在川东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奉节县。


她的家庭是地地道道的赤贫的农民家庭,她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妹。


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每个人只有一套能够穿出门的衣服。


女孩虽然成绩优秀,但家里没办法供养她上学,初中毕业就从乡下到城里打工。


她希望在城里寻找机会,挣点钱给弟弟妹妹上学。


开始她到饭馆里洗盘子、在工厂里干粗活、去商店运货物……


什么样的活都干过。


这样挣扎着过了一年多,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依然没有办法存钱下来寄回家给父母和弟妹们。


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选择了,她选择了一个年轻女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她到了灯红酒绿的南方,把自己“卖”了出去——除了身体、上帝和父母赐予的身体以外,她别无所有。


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她是决绝的。


对于她来说,只有放弃尊严,才能获得生存;只有出让自由,才能改变现状。


刚开始,女孩在最底层的歌舞厅和发廊里进行交易。


后来,由于她的美丽和聪明,她进入了这一行当的更高级的层次,寻找到官员和港台商人作为自己的“买主”。


没有人知道这两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她把泪水咽到心灵的深处,让它们结晶成最咸的盐;她把伤痕包裹在时尚的衣裙里,不让一丝阳光来抚摸。


在五星级酒店奢华的套房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舒展开自己的身体,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


她的夜晚没有星光。


两年后,女孩积攒了八十万元——这是她在家里的时候无法想象的一笔巨款。


带着这一皮箱沉甸甸的钱,她回到了家乡。


她告诉父母这笔钱是怎么得来的,而且还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只有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了。


这八十万的巨款,虽然是“肮脏”的钱,但也是自己用生命换来的。


有了这笔钱,毕竟能够供养弟妹们上学了。


她告诉父母,一定要用这些钱将聪明的弟妹们送进大学,圆自己没有圆的梦想。


不久,女孩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被悲痛和耻辱压垮的父母,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们用一生全部的积蓄三千元钱替女儿办了个光彩的丧事。


女儿在死去之前就遭到人们的指指戳戳,父母要让女儿光荣地离去。


然后,父母将所有的八十万元装进女儿的棺材,送进了火葬场。


女儿与巨款同时化为灰烬。


父母以为,这样就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还女儿以清白。


面对吞噬女儿的熊熊大火,两个老人彻底疯了。


这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当这位亲身采访的女记者向我讲述的时候,她泪流满面。


我对这样的眼泪报以十分的敬意。


这是一个眼泪几乎不为他人而流的时代。


做稳了主人的上流阶级和做稳了奴才的中产阶级,都不会相信这一类的“真实”。


奴隶们的命运不在他们的视野里。


他们说,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理的体现,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发生数不胜数的同类事件,既然无法改变,那么“存在就是合理”。


他们说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背后有达尔文和黑格尔两个大师支撑。


而我,毅然走出衣冠禽兽们的行列,并将我所体认的真实作为自己生存、思考和写作的支点。


我的写作是焦灼的、是匆忙的、是激动的,也是忧愤的。


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疼痛,就像肌肤不断地与针尖相遇。


针尖缓缓地进入肌肤的深处,鲜血一滴滴地涌出来。


也仿佛是一记重拳打中了我的腹部,先是一片空白,然后难受得想把五脏六腑都给吐出来。


这种强烈的疼痛感主宰着我的写作,也正是我的写作与其他人的写作最根本的不同。


他们也在勤奋地写作,只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疼痛感。


他们将文章经营得天衣无缝,然后回过头来谴责我的疏漏和偏激。


我的写作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的世界”。


我曾经对文化抱着充分的尊敬,并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


但是,我日复一日地感到,今天的文化已经断裂了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甚至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


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种脂粉,涂抹在我们时代苍夷的面孔上;文化与文化人成了一种调料,放置在我们餐桌发臭的食品里。


耻辱与疼痛一起消失了,爱与怜悯一起消失了。


在我还在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过以前的生活了。


我曾经把当作家或者教授当作理想,并以自己北大的身份沾沾自喜。


这时,另一扇门在我的面前敞开,呼唤着我走进去。


那扇门里,阳光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残酷的斗争。


一步即成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