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这本散文集的时候，我又把在北大念书时自己编印的四本简陋的小册子拿出来翻检，它们分别是《行者手记》、《明天》、《远方》和《思人》。

我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浸润在这几本小册子中了。

它们的封面无比粗糙，印刷有些模糊不清，装订也歪歪斜斜，但对我来说却都是无价的珍宝。

回头来看这些曾经被禁锢在抽屉里的文字，不由感到分外地亲切和温暖。

有了它们，我的青春便永远不会逝去；有了它们，我的生命便有了意义和价值。

最近一段时间里，抒情散文写得愈来愈少了，这缘于外部环境的恶化。

但是，我始终认为，抒情散文比杂文更接近我的内心世界一一我的柔弱和腼腆在其中得以更真实地呈现。

我并没有那么剑拔弩张，在烈酒与奶茶之间，我选择后者，并因此遭到友人的嘲笑和读者的失望。

我的勇敢是因为爱。

或者说，是爱让我变得勇敢起来。

有意思的是，特别注意到我的抒情散文的，大多是学校中的女孩子。

大约是女性的心灵本来就更加接近真与美吧。

从一九九二年考入北大求学至今，十二年的时间一晃而过。

其间，我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友”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依然不变的呢？

不变的就是“说真话”——“说真话”是我一直坚持的理想。

我写的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价值归根到底无非就是“说真话”三个字而已。

“说真话”不仅是我写作的旨归，也是我生活的原则。

差不多十年前，我在名为《远方》的这本小册子的开头，曾经写过一篇短短的序文——一般而言，序言是一本书中分量最重的文字。

这段文字让今天的我亦深感吃惊：读尤金·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

顿时，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北大一间阴暗、潮湿而狭窄的学生宿舍里。

“天边外”，是的，“天边外”究竟在哪里呢？

“天边外”在我不安分的心里。

小时候的我很“大”，那时候有好多的野心，仿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都能顺利地实现；长大了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小”，因为十之八九的事情自己都无能为力。

这也许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最基本的荒谬之一。

于是，一步一步地退却，终于退却到语言的象牙塔里，开始了被一些人羡慕也被另一些人不齿的文字生涯。

有朋友问我，你干嘛一天到晚写个不停？

我笑笑，回答说：我也很遗憾，因为我只会写字。

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我把写作当作自己抵达“天边外”的途径。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天边外”，即便是白痴也不可能全盘地认同于现实。

“天边外”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地方，它存在于梦和想象中，对于我这种依赖梦和想象生存的人来说，它显得尤其重要。

我常有生错时代与地点的感觉，关于自己的前生，却寻不到蛛丝马迹。

于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出现了，我必须也只能用文字来填补。

诚实的生活是艰难的，你要坚持什么，你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相反，倘若什么也不坚持，反倒可能获得一切所想。

我的愚昧使我只能选择前者，选择失去，选择孤独，选择不被选择。

这样，我不得不愤怒，不得不尖刻，不得不轻蔑——面对那些向我蜂拥而来的卑琐而贪婪的面孔时。

无疑，这些情绪对一个青年来说是有害，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做大，让它们控制我。

我应该反击，挑战这些即将压倒我的情绪；我应该行走，让能量都消耗在浸透汗水的足迹里。

鲁迅说，要“沉静下去”，是的，要真正的沉静下去。

死水微澜无济于事，沉静是为了大波大浪的到来。

沉静之后，愤怒遭到了压抑，则很可能走另一个极端：冷漠。

初识的朋友，都说我给人一种冷如冰的感觉；然而，多年的知己都知道，我是个心肠最热的人——就像半睡半醒的休眠火山，外面是白雪皑皑，内里的岩浆却已然沸腾、奔流、涌动。

在鲁迅诡谲奇异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我最喜爱的一篇是《火的冰》。

在形容自己的时候，我也不妨借用这个词，不过要打个颠倒：冰的火。

昔日的北大，像《山海经》中的神话在一样遥不可及。

但北大毕竟是北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这些暮霭沉沉的楼群之间，我这个“能为青白眼”的家伙依然能自由地行走，这就足以说明北大宽容犹存。

少年时代，北大于我确乎是“天边外”。

等到我真正成了北大人后，这才发现，尽管北大是一个最像“天边外”的地方，但也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不是我的伊甸园，我还得走下去。

我对北大的评价，与对自己的文字生涯的评价一模一样：自以为是，其实自己什么也不是；恃才傲物，其实自己并无才可恃。

而远方，真的很远。

一九九六年圣诞夜于北大图书馆那时，很多忧愁凭空就产生了，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文字像蜂蜜一样分泌出来，并开始流淌。

有很多文字不是我写的，是神借着我的手写成的，我为这些文字而惊叹，不是出于对自我的骄傲，而是对神迹的敬畏。

究竟是我选择了文字生涯呢，还是文字生涯选择了我？

我不知道最后的答案。

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不会为此而感到后悔。

那段在北大的时光，透明如玻璃。

我没有荒废那些美好的日子，这是我最大的幸运。

所以，这些文字也算是我对神的一分感恩吧。

离开北大之后，我依然行走在一条漫长的路上。

对于北大，离开是必然，怀念也是必然。

而写作是我行走的方式之一，在这条仄仄的山间小路上，每天都会遇到新的景色和新的朋友。

每一篇文章的发表，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一次新的战争与搏斗，都是一次新的给予与获得。

我真是上帝所宠爱的孩子。

《圣经》中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是人类最可悲的状态。

感谢上帝，我的生命在日光之下展开，我的写作也在日光之下开始，我在赞美光明的同时，也在指证黑暗。

感谢上帝，赋予我拒绝与黑暗、谎言和邪恶为伍的力量，让我有成为“光明之子”的渴求与盼望。

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但我依然要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事实。

上帝赐予我这样一种品质，让说真话成为我的饮食和我的呼吸。

于是，在这个大众已经习惯了皇帝的裸体、并喋喋不休地称赞皇帝如何如何美丽的世界里，我选择了“颠僧”和“畸人”的角色。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很喜欢寻找关于“畸人”的故事。

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就叫《畸》。

这是我看待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相当个人化的视角。

我也注意到，在《聊斋志异》一类的志怪中，常常出现这样的一种异人：他们拥有某种神奇的“第二视力”，能透视土地的表面，看到某处某处有古人埋藏的古董和金银财宝。

他们一夜之间便成了富可敌国的财主、炙手可热的权贵。

不过，他们的结局大多极其悲惨——不是因为泄露天机过多而突然丧失了这一神奇本领，就是被更加贪婪和凶残的达官贵人们囚禁、利用甚至杀害。

因此，拥有这种“第二视力”的“畸人”们并未拥有自由与幸福。

他们时刻生活在危险和恐惧之中。

我所看重的“第二视力”，与之无关。

我所看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上的“第二视力”（或“双重视力”）。

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一位拥有双重视力的人。”一场故意中止的绞刑（这是沙皇强加给他的一个残酷的玩笑，虽然沙皇本人曾经被他的作品感动）赋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第二视力”，他开始从高处看到了所有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与他先前的知觉器官和理性经验形成尖锐的冲突。

从刑场回来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看到：天空和监狱高墙、理想和镣铐，并不像他和常人从前想像的那样是对立的。

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

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没有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

任何功勋、任何“善举”，都不能使人们摆脱自己“无期监禁”的处境。

这种新的“视力”构成了《地下室手记》的主题。

这种“第二视力”也是一种神秘的声音，它召唤着期望拯救自己灵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敢想敢干，要走向沙漠，走向孤独生活。

要忏悔，要承认自己是“地下人”，是最丑陋的、最下贱的、最卑鄙的、最无能的人。

认罪和忏悔是觉醒的开始，舍斯托夫写道：“基督教的全部意义以及中世纪早期和后期精神生活主要推动力的赎罪愿望，就是由这种恍然大悟产生的。上帝怎么是人，上帝为什么要变成人，为什么要经受福音书上所讲的一切闻所未闻的痛苦折磨与***？这仅仅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拯救和赎回人的卑鄙行为和渺小。”是的，人是何等的卑微，人的罪性是何等地严重。

我们都生活在地下室中，却并不明白自己糟糕透顶的状况。

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认识到，与中那些最恶劣的人物相比，自己丝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由此，写作才得以延续；由此，拯救才成为可能。

伟大的文学和艺术需要“第二视力”的介入。

有了“第二视力”，才能脱离“一般”，才能突破“应有经验的传承”。

有意思的是，许多拥有“第二视力”的人都是失明者，比如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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