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倘若嵇康不对钟会表示轻蔑之意，而与他交好，那么嵇康也就不再是嵇康了。

嵇康的朋友吕安，想与嵇康见面，便命令手下准备千里马，飞驰见嵇康。

有一次，嵇康不在家，其兄嵇喜邀请吕安进屋。

吕安不入，独坐车中良久，离去前题门上作“凤”字。

嵇喜十分高兴，还以为吕安在称赞他。

殊不知，吕安此字拆开乃是“凡鸟”也。

我常常想，我们离魏晋人的生活态度太远了。

我们不敢哭、不敢笑、不敢爱、不敢恨、不敢敬佩、不敢轻蔑，自以为坚强似钢，其实脆弱如玻璃。

我们为他人而生活，而不是为自己而生活。

我们习惯于看他人的脸色，自己却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脸上没有其他的神态。

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们、最下等的文官们，以卑微的灵魂换取怜悯。

各种公共关系，处世大全被演练、被实践，一切以“厚黑”为旨归，至于尊严、纯洁全不在考虑之列。

我喜欢读武侠，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狷之气。

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滚尿流而去。

我身上并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辈。

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给。

擦肩而过的时候，把脖子绷得紧紧的，好像身边窜过了一条狗、一只猫。

我洞悉他们如何拉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转世灵童。

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

木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

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

除了拥有“户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

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罢了。

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假如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也许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

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

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

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

因此，轻蔑是当下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了。

轻蔑那些只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从容一个朋友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失败后跑来向我诉苦。

他讲述了许许多多竞选的内幕，如派遣“间谍”到竞争对手那边去偷窃对方准备的讲演稿，在辩论赛上找好“托儿”提那些事先拟好答案的问题，动用一切关系邀请各方面有头脸有分量的人物去饭店交流感情……

而他的失败，并不是个人才华的欠缺，而仅仅是竞选的“技巧”略差一筹。

他对失败咬牙切齿，甚至涕泪并下。

我没有劝他的心情，因为我的心情也被他破坏得差不多了。

“学生干部”还算不上真正的“官”，可学生们对这种“准官”的如痴如醉的迷恋，已经说明我们生活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学生本来是离名利最遥远的一群人，但到了学生也为求名利而不择手段，被名利搞得废寝忘食、心神不定的时候，这个时代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健康。

名利剥夺了我们所有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将我们推上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疯狂行驶的火车中。

米兰·昆德拉的新著《缓慢》保持了他以往作品一贯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

《缓慢》触及了现代生活中极为严重的现象：现代人为何失去了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

外部生活是那么可怕，工具也是那么可怕，人的内部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

昆德拉认为，在慢速和记忆之间，快速和忘却之间，潜藏着一种有机联系。

而慢速与记忆的强度必然成正比——“例如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记不清细节。

这时，他极为自然地放慢脚步。

反之，一个人急于忘记他刚才经历的令他不愉快的遭遇时，必将加快步子以便尽快逃过那一段离他太近的时间。”这里，昆德拉揭示了现代人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的本质：是用“忙”的借口来回避生命的本真状态。

这样，人被锁定在“现在”之中，“过去”和“将来”都被抽空了，“回忆”和“眺望”也都消失了。

昆德拉对“缓慢”的发现，希望能警醒现代人：重新审视生活观，重新建构一座轻与重名副其实的天平。

现代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汽车、别墅、权势、金钱，真的比宁静的心灵、自由的时间、温馨的情感和从容的境界更重要吗？

一九九六年二月发生在英国邓布兰的惨案，十六名无辜的儿童死于凶手乱枪之下。

凶手托马斯是个典型的狂人，傲慢而暴躁，他想获得英雄般的位置，全身心地投入到童子军的组织活动中。

心理学家分析他生前的信件，认为他并无任何卑劣的动机，只是想领导、控制少男童男，影响他们身心的发展。

然而，家长们不愿把孩子交给他，深深地伤害了这名狂人的自尊。

他用拒绝去回答抗争，社区里的人也用与他相同的态度回答他。

托马斯绝望了，他写道：“我已尽到一切努力，但我视为生命的事业与自尊仍遭到致命打击，没有生路了。”他感到自己唯一的，也是最后能支配主宰的领域是“枪”。

不幸的是，他最后用以毁灭自己与对方的也是它。

那天早上起来后，他认真擦干净枪，对每个邻居都投以微笑。

他想自己将永远摆脱窘境了，他高昂地抬起了自己的头，然后大步向邓布兰小学走去。

托马斯以血腥的屠杀证明了自己能最后一刻控制自己与世界，能向他最需要报复的对象实施最残酷的报复计划——你们不把孩子给我，我也不给你们，我要不到的谁也别想要。

读完报道，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其实，我们身边处处皆有托马斯。

他们隐匿在茫茫人海中，平时是个好职员、好公民，但是丧失了从容心境的他们，随时可能受某件突发事件的刺激，从而成为下一个托马斯或“亚”托马斯。

心理失衡，被欲望所控制，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异中饱受挤压的人，就好像一颗颗随时会引爆的不定时炸弹。

我常常想，是不是我们只能这样生活？

是不是我们非得得到那些我们难以得到的东西不可？

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必须依靠各种有形的物质来标定？

一位美丽的女孩，强迫未婚夫带她一起去拍八万元一套的婚纱照。

未婚夫为讨得爱人的欢心，不惜挪用公款，结果触犯刑律。

一个在学校当教师的青年，坚决不去参加难得一聚的同学会，因为他觉得有的同学成了老板，而自己一介教书先生，实在寒酸。

畸形的比较、汹涌的欲望、焦灼的心态、美妙的白日梦、决心和誓言、奔波和疲惫，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不相信人只能这样生活，我翻开了《世说新语》，发现古人原来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

《世说新语》中我最喜欢的一则是：“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

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何必见戴？

’”这是一则小巧玲珑的散文诗。

从这则故事中，我发现了一种从从容容的、任性自足的生活态度。

好一个“何必见戴”！

对“兴”的重视，也就是对自我的张扬。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得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生命本身的满足与肯定。

他们远离功利荣名，也就远离了鄙俗和不安。

“不安”是齐克果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概括。

“不安”是从容的对立面，它揭示了在不可控制的环境中的人所作的一切无望的挣扎。

克林顿那样的领袖是不安的，托马斯那样的歹徒也是不安的。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他的豪华宅邸中是不安的，他得搅尽脑汁地思考在未来的网络之战中克敌致胜的妙法；古老的英国王室是不安的，他们不得不应付不停地揭丑闻的新闻界；非洲穷国富有的独裁者们是不安的，他们的梦中也会出现鲜血淋漓的军事政变；学校里的学生是不安的，他们紧张地等待着分数的公布，也许一分之差就划出重点与非重点的楚河汉界，从而决定阶级的分野——记得中学时候，一位担任班主任的老师曾恶狠狠地对无辜的我们说：“不认真学习看你们怎么办，只有前五名将来能成为穿皮鞋的，后面的全都只能穿草鞋！”可怜的孩子们能够从容起来吗？

北宋时小皇帝折了根柳条，道貌岸然的理学名臣、皇帝的老师程颐便跟过去说，这是伤害自然、有违天道的举动。

小皇帝从此不再“从容”了。

苏东坡说，这是扭曲人性的教育。

然而到了今天，这样的教育从城市渗透到了农村，就连农村的孩子也远离了花草虫鱼，逐渐淡漠了对花草虫鱼的自然的情感。

没有人意识到丧失从容可能导致的恶果，因为要有这种意识，本身就需要某种从容的心态。

我在床头贴上一条横幅，是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我知道，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很难很难。

朴素时下学者出版专著，扉页的自我简介中往往列上一大串头衔：教授、博导、奖获得者、学会理事、协会顾问、收入某某名人录之中，甚至还加入了与某某领导的合影。

读者还没有开始著作，便被这些显赫的招牌吓坏了。

我偶然读到“导师的导师”、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奠基者王瑶先生的著作时，却发现扉页上只有这样几句简简单单的自我介绍：“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

唯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这是真正的幽默。

在幽默的背后，我看到了一种本色的朴素。

学界泰斗的王瑶先生，终身保持着这种朴素。

可惜我来到未名湖畔的时候，先生已经去世了，我无缘与乘单车横冲直撞的先生相遇。

而先生的这段自我介绍，足以令今天一打两打的学者们为之汗颜。

我常常怀念那些这个时代所稀罕的品质，正如人们热心保护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朴素显然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