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拥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

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瘾。”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

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拥有美国国籍，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

“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

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

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

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

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

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

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

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腼腆文学评论家摩罗是个腼腆的人，记得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只是浅浅地微笑，半天没有话说。

以后，我们一起到大学作文学讲座，他也经常把话筒推到我的面前，一个人红着脸躲到后面。

在出版自己的著作时，他也最不好意思跟出版商谈判，结果被奸商坑了很多次。

然而，我跟摩罗成为好朋友，正是基于他腼腆的个性。

腼腆的人是能够以心换心的。

在我看来，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

今天，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

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利用它们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

人们笑里藏刀，说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

这便是面具的妙用。

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

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

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

“我”是谁？

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的是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

该书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

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

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

有时，这也确实是实情。

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

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他们说最重要的是灵魂。

“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特问梅什金公爵。

“为什么？

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

“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

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

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像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

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

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

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

他们外表木讷，内心淳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

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

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

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

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

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

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

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

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

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和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

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

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白的良心。

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

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

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反抗力。

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孕育着巨大的能量。

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象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诃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

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心惊，而腼腆的姿态却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

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的粗鄙、丑陋、猥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

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认真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

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自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衢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

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

尽管如此……”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

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

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

“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戛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

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予生活、改造生活。

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天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

“认真”二字知易行难：人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

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

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

认真是行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行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

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

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淬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

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

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

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

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

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

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

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

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

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徽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

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

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度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

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