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创作的旅程——自序及后记(13)

作者: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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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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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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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322字

集中最早的一篇少作,是《猛虎与蔷薇》。那年我刚台大毕业,散文虽也写过多篇,“美文”却是初试。当时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现在却已感到惘然。等到再用散文来抒情,写出《石城之行》和《记佛洛斯特》一类的作品来时,已经是《猛虎与蔷薇》之后的六七年了。


《猛虎与蔷薇》在“中央副刊”发表时,作者已经二十四了,无论如何,都难说是“早熟”。今日的青年散文作家,在这年龄所写的作品,往往胜我许多。但在另一方面,今日的青年散文作家,一开笔便走纯感性的路子,变成一种新的风花雪月,忽略了结构和知性,发表了十数篇之后,翻来覆去,便难以为继了。缺乏知性做脊椎的感性,只是一堆现象,很容易落入滥感。不少早熟的青年散文作家,开笔惊人,但到了某一层次,没有知性的推力,更难上攀一分,实在可惜。


本集收文十八篇,就比例而言,仍以诗、画的论评分量为重。从十多年的这一头回顾,这些长评短论,有些还站得住脚,有些就显得浅薄或夸大了。相对而言,几篇抒情之作似乎较耐时间的考验:当时之理,未必尽为今日所认可,但当时之情,却近于人之常情,真个是“理短情长”了。而镜破片片,每一片中都是一我,也难以指认谁真谁幻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中文大学


仙人掌上雨初晴


——《掌上雨·新版序》


《掌上雨》里面的二十二篇评论,写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距今倏忽已经有十七年了。那是我的“论战时期”,年不算怎么少,气却十分旺盛。正当三十出头,我的蜡烛两头燃烧,在四家大学教书之余,还要写诗,写散文,写这些长评短论。当时我写的论战文章,大致是围绕着三个主题:文白之争,现代画,现代诗。现代诗的论战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现代诗辩护,论战的对象是社会人士;第二个阶段是为西化与传统的问题争执,论战的对象却是其他的现代诗人。在古典诗与五四的新诗之后,现代诗是“必然”;再走回去是不可能的。具有这样的信心,我才挺身出来为现代诗辩护。但是现代诗毕竟是新生的艺术,传统尚未建立,毛病在所难免。现代诗该怎样写,它对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潮流该持怎样的态度?在这些问题上,我的看法和某些现代诗人很不一致,乃激起了“内战”。


本书第二辑中,前四篇皆属第一阶段,后七篇则属于第二阶段,前后的观点变化颇大。如今事隔十多年,我仍为当日自己敢于毅然决然告别虚无与晦涩感到高兴。那样子的挥刀一断,省去了多少摸黑的冤枉路。超现实主义在技巧上不失为一件犀利的武器,但是它不知自己为何而战,实在是太被动了。


在另一方面,当年攻击现代诗的社会人士,也并未胜利。现代诗的运动虽然不算成功,但比起十多年前,毕竟是进步了,不但作者和论者的水准提高了许多,读者也大大增加了。大致而言,现代诗人对西化不再盲从,对古典传统也有了重估。现代诗的毛病当然仍多,可是诗人们自我修正的适应力和年轻诗人们的潜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曾风行一时。进入七十年代后,文化界的思想大变,矫枉过正,作家们热衷的又变成社会与乡土,其中某些评论家对于普罗文学的向往,更形于颜色。跟风弄潮,原是人之常情,但文学不是风潮,作家更不是时装家,可以预言的是,普罗的风潮息后,不会留下多少杰作,正如为艺术而艺术的风潮既逝,也没有多少作品真能传后。理论嚷得愈响的人,创作也往往愈为无能。


国内有些论者一口咬定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全盘西化,崇洋成灾;海外也有不少论者这么轻率下笔。这当然绝不公平。从本书各文篇末所注日期,可知早在一九六一年我就已警觉西化之失,并挺身而出,向许多西化作家直言苦谏,更不惜向虚无与晦涩断然告别。在当时的文坛上,和我所见略同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因此“全盘西化”之说,只是一偏之见,最能投合头脑简单而且习用二分法的一般批评家。


论战的文章往往意气用事,破坏多于建设。一部文学史,大半是建设者,亦即创作者所写成的。文学批评可以或正或反地影响创作。正则鼓励,反则针砭,但不能代替创作。我常说,对一位作家最大的威胁,不是苛严的批评家,而是一位更新更好的作家。同时,一位作家对批评家最有效的答复,不是自我辩护的“缠斗”,而是努力写,使自己成为那位“更新更好的作家”。文学史,只属于不断创作尤其是不断创新的作家。


《掌上雨》以来的十多年间,我很少卷入缠斗式的论战:一来因为太忙,与其浪抛精力去搞“国防”,不如省点精力去提高“生产”;二来认为最有意义的批评该是原则性的,全面的,不是枝节的,局部的,尤其不是出气或保全面子。在文坛上进行“私人的战争”,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十多年来,对我诗文的批评,对我的论评文章的反批评,至少在百万言以上,其中以贬为主的当也不下数十万言,我几乎一概不予接战,但绝非一概不读,贬我而无理之文,刺而不痛,搔而犹痒,只当夏夜的蚊群过耳,嗡嗡罢了。但贬我之文,也有态度诚恳言之成理的,对此我自当冷静反省,寻求改进之途。将来我自庆六十岁生日时,很可能把这类批评编一部选集,枕流漱石,和朋友们共赏。攻击,往往是一种“反面的恭维”。如果有一天,河清海晏,报刊上不再出现贬我之文,我倒要怅然若失,细想自己究竟做错什么事了。


回到本文的正题上来。收在《掌上雨》里的这些评论,长短不一,高下不齐,其中某些文章“学术水准”令人难以为情,某些观点失之偏激或浅陋,也不为今日之我所认可。这只能说明,我自己也变了,变了许多,希望是变得成熟一点,至于书名“掌上雨”,典出崔颢句“仙人掌上雨初晴”:在论战时期,我曾大言现代诗是所谓“文化沙漠”上一株多刺的仙人掌,然则自负之余,幻想这些论战文章乃是仙人掌上的几滴雨吧。偶有读者举以相询,一并解释如上。


一九八○年一月于中文大学


把交响乐的音符钉在异域的天空


——《逍遥游·后记》


《逍遥游》是一本颇为庞杂的散文集,有正规的和游击的文艺批评,也有抒情散文。写作的时间,从一九六三的春天到一九六五的春天。写作的地点,从台北到葛底斯堡(geysburg,pe


sylvania)。把它们搜集成书的,则为文星书店的白帆兄。


所谓正规的文学批评,是指《象牙塔到白玉楼》一文。记得当时,在厦门街寓所北向的书斋里,一连五六个春夜,每次写到全台北都睡着,而李贺自唐朝醒来。这篇文章,在资料的搜集和若干细节的处理上,得到孙克宽、周弃子、张健三位先生的协助,应该申谢。


据说,有的父母是偏心的。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四个女儿,我觉得每个都像是从童话里刚掉下来的那么清丽而且可口。对于自己的作品,倒真是有点偏心的。以《逍遥游》一集为例,我的心,偏在后面的几篇自传性的抒情散文:《鬼雨》、《莎诞夜》、《逍遥游》、《九张床》、《四月,在古战场》、《黑灵魂》和《塔》。在《儒家鸵鸟的钱穆》之类的文章里,我扮演的只是昼伏夜出一瞥即逝的江湖游侠。等到威加四海的大豪杰出现时,这类游侠就应该隐名埋姓了。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的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摺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只要看看,像林语堂和其他作家的散文,如何仍在单调而僵硬的句法中,跳怪凄凉的八佾舞,中国的现代散文家,就应猛悟散文早该革命了。


集以《逍遥游》名,因为这原是现成的篇名。因为它融和了叠韵和双声的音乐性,因为这是我这次来美国前夕,站在回忆和预期之间如何征服彷徨之感的战史。更因为纪念,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域的逍遥之游。中国人在美国,能够克服繁忙和寂寞,能够克服繁忙中的寂寞寂寞中的繁忙,且维持自己的灵魂维持自己的灵魂于摇摇欲坠,是难而又难的。重来美国,已将九月,仍能继续创作,我的灵魂应该是有救的,啊缪斯!


是啊,来美国又已快九个月了。二百多个无欢的黎明,醒来,醒在异国的床上。寂寞是一座玲珑而透明的鸟笼,囚我的心如一只思归的燕子。葛底斯堡学院已经放暑假了,偌大的校园只剩下几声知更鸟,连那些曾经装饰过校园的金发和棕发,也统统谢了。大离别不够,还饶上一些小离别。每天日落时分,我攀上四层的瞭望塔,想越过内战,越过林肯的虬髯,看一张莲,看一张脸。但风景对眼睛说,你只能在马里兰的地平牧马。


一九六五年六月四日于葛底斯堡


孩子,看看你成长的样子!


——《逍遥游·九歌新版序》


《逍遥游》是我的第三本文集,一九六五年夏天文星书店初版,可以算是“少作”了。那时书在台北问世,作者却远在美国,以富尔布莱特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宾州古战场畔的葛底斯堡讲学,刚告一段落。此书初版时的《后记》,便写于那小镇的林肯广场旁边,一座七瓴三层古屋的阁楼。那时我独客在美,已近一年,家在地球的反面,三个可爱的女儿尚在稚龄,第四个,季珊,还是三个多月的幼婴;至于海峡对岸,是铁幕沉重,文革尚未爆发。我一个人高栖在那古屋楼顶,十足一位东方隐士,自觉是世上最寂寞的人。


这本书里的二十篇文章,都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之间所写:论篇幅则长短悬殊,论文体则兼具知性与感性,论写作地点则远隔重洋,实在相当庞杂。前面的十二篇知性文章里,有《象牙塔到白玉楼》、《剪掉散文的辫子》、《从灵视主义出发》一类的长篇正论,也有《迎七年之痒》一类的杂文和《伟大的前夕》一类的画评。后面的八篇作品则全为抒情散文,有的略带自传而写实,更多的是恣于自剖而写意,可以说是我壮年的诗笔意犹未尽,更伸入散文来贾勇逞能,比起正宗的散文来多一点诗情,比起诗来又多一点现实与气势。


这些文章在我散文与评论的发展,前承更早的《左手的缪斯》与《掌上雨》之初旅,后开《望乡的牧神》之远征,成为重要的转型。那两年在诗上正是我从《莲的联想》转入《五陵少年》与《敲打乐》过渡,足见我的诗艺进展得迂回而缓慢,写了十七八年才能与创作不过七年的抒情散文并驾齐驱。


我的所谓“自传性的抒情散文”,该从一九五八年在艾奥瓦所写的《石城之行》算起。不料无心插柳,却后来居上,比诗园的花圃长得更茂。收在《逍遥游》中的八篇抒情散文,其最早的一篇《鬼雨》,严格说来,只是我的第二篇此类作品,但其为成熟之作,却远非我的第二十首诗所能相比。


这八篇抒情散文中,《鬼雨》、《莎诞夜》、《逍遥游》都写于台湾;后面的五篇则写于美国。除《落枫城》之外,其他四篇全是在葛底斯堡的那半年所写,最能见证我当时的心情;《鬼雨》、《逍遥游》、《塔》等篇的转载率与入选率最高,也常被引证,剖析。《莎诞夜》写于莎翁生辰四百周年纪念的前夕,通宵挥笔而成,是当时“联副”的主编平鑫涛逼稿的结果。至于《逍遥游》一篇所以用来做书名,则正如当年我在古屋的阁楼上写的《后记》所说,“因为这是我这次来美国前夕,站在回忆与预期之间如何征服彷徨之感的战史。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城的逍遥之游。”


难解的是,那次我在美国讲学前后两年(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只有第一年写了五篇抒情散文,第二年转去密歇根的卡拉马祖,就只写诗,不再有散文了。从《逍遥游》最后这篇《塔》,到回台后在一九六六年九月才写的《咦呵西部》,一连十五个月,在抒情散文上竟是一片空白。所以在《咦呵西部》与其后的《南太基》、《登楼赋》、《望乡的牧神》写的虽然也都是那次的美国经验,却是回台以后追忆旧游所得,毕竟是异时异地之作了,宜乎纳入另一本书里。


至于《逍遥游》前面的十二篇批评文字,或长或短,或正论或杂说,都不仅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配合我当时的创作方向,在史观与学理上不断探讨,以厘清在语言、文类、诗体各方面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剪掉散文的辫子》是要分析当时散文的几种病态,并提倡活泼的现代散文。《象牙塔到白玉楼》是要重认传统,进而把古典接通现代,印证古典并不乏生机,而现代也不缺活水,与我当时在《莲的联想》和《五陵少年》中所追求的,实在殊途同归。至于《凤·鸦·鹑》一文主张新文学不可尽废文言,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上追求文白交融、中西互济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