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创作的旅程——自序及后记(10)

作者: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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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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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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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450字

这种归属感,包括《夜游龙山寺》、《隔水观音》、《厦门街的巷子》、《寄给画家》等诗中对海岛的眷念,固已久成我的基本心境,但我的作品也有意朝不同的方向探索,包括超文化、超地域的层次。集中某些作品,如《魔镜》、《第几类接触?》、《惊蛙》、《秋分》等都归此类。这类作品全靠本身的观察、反省、想象,不能像古今互证的诗那样利用联想、影射、对比等滚成一个大雪球,但是好处在于不受民族传统的限制,较能打动不同文化背景或是“没有学问”的读者。这一点分别,意义颇不寻常。一位中国的现代诗人,面对菊花,如果只能想到陶潜,他的知性和感性未免太狭窄,太因袭了。所谓“无字无来历”,未必是好事。当然,在能人的手里,写菊而及于陶潜,仍然可以顺势滚雪球,或者翻案做文章,得到一首好诗。但是不如干脆把陶潜忘掉,去追求一首“无字有来历”的新诗。


在语言上,我渐渐不像以前那么刻意去炼字锻句,而趋于任其自然。六十年代的诗追求所谓张力,有时到了紧张而断的程度;七十年代矫枉过正,又往往松不成弦,连坏散文都说不上。紧张的诗不容易写得恰到好处,所以六十年代真能传后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恬淡的诗也难恰到好处,今日许多标榜朴素的作品,其实只是随便与散漫而已。我敢断言:今日许多以诗自命的三流散文,其淘汰率不会下于六十年代那些以诗为名的魔咒呓语。今日的诗人徘徊于此两极之间,一阵紧来一阵松,紧得透不过气来,松得又有气无力,真是不知所从。只有少数豪杰之士,能在其间取得平衡,做到紧而不窒,松而不散。苏轼论陶潜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句话值得今日追求大众化的浅白论者仔细思索。真正的朴素,不是贫穷,而是不炫富,不摆阔。今日我在语言上向往的境界,正是富而不炫。


六十年代的现代诗刻意经营意象,颇有惊人之句,却少圆融之篇,于是有人说,现代诗的声调有待锻炼。可是十几年下来,真正在声调上努力的诗人仍然不多,因此现代诗的节奏,多半失之零碎、草率、含糊、生硬,缺少个性,更少变化。一气呵成的痛快,一唱三叹的低回,长句的奔放,短句的顿挫等等,仍有待现代诗人去追求。一般的现象却是漫不经心,不是凌乱的发展,便是机械的安排。其实诗的节奏正是诗人的呼吸,直接与生命有关。年轻时我写了不少分段诗,进入中年之后,不知为何,竟渐渐发展出一种从头到尾一气不断的诗体来,一直到现在这诗体仍是我的一大“基调”。其来源,恐怕一半是中国古典诗中的“古风”,一半是西方古典诗中的“无韵体”(bnkverse)。这种合壁诗体,如果得手,在节奏上滚雪球,回转不休,有一种磅礴的累积感,比起轻倩灵逸的分段体来,显得稳重厚实。当然,如果失手,就会夹缠不清,乱成一团。在《隔水观音》一集里,我有意无意间想在此体之外,另求发展,其一是回到分段体去,其二是改营短句,《割盲肠记》便是一例。目前我正在读徐霞客和龚自珍,等到“时机成熟”,或可各写一诗为之造像,正如本集中企图为李白、杜甫、苏轼造像一样。这当然还是一种婉转的怀乡。


目前我写的诗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侧影或背影,总是中国。忧国愁乡之作大半是儒家的担当,也许已成我的“基调”,但也不妨用道家的旷达稍加“变调”;其实中国的诗人多少都有这么两面的。另一类则是超文化超地域的,像《惊蛙》这样的诗我也喜欢写。除了和我的散文《牛蛙记》是一胎双婴之外,它一空依傍,没有来历,纯然是现代的严物。有时侯,诗人也不妨写几篇令学者手忙脚乱的作品。


一九八二年秋末于沙田


十载归来赋紫荆


——《紫荆赋·自序》


去年九月,我辞去中文大学十一年的教职,回台定居。这本《紫荆赋》是我在香港时代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诗集,本来一回台湾就该付印,却因迁居之余,生活未定,心情不安,加以新职繁忙,竟而一直耽搁到现在。已经是清明过了,谷雨欲来。在我寿山新居的坡下,沿着弯弯的山径有树一排,春来盛开浅绯的繁花,远看像一片粉红的迷雾,动人浪漫的柔情,本地人叫它做羊蹄甲。近看,才发现五瓣的花朵其实比羊蹄甲更红一层,正是洋紫荆。清明以后,那一排花树也都已落红满地,而以始为名的这本《紫荆赋》还未出书,对此花不免有点歉歉,对她所象征的香港,那一片面临变局的青山碧海,我十一年往昔之所托所依,更加惘然。


高雄市有一条花街:街,是民权路和九如四路;花,则是羊蹄甲。春来的时候,快车驶过,安全岛上轻笼着一片流霞,像是迎接春神的美丽仪队。这羊蹄甲在本地的俗称,正是“香港樱花”,但是花朵呈洋红色,瓣缘也不像羊蹄甲的那么卷曲,我认为实在也就是洋紫荆。按羊蹄甲全名为官粉羊蹄甲,西名为bauhiniavariegaa;洋紫荆西名为bauhiniabkeana,足见本是同科之花。羊蹄甲在英文里俗称“驼蹄树”(camel’sfooree),洋紫荆则俗称“香港兰树”(bongkongorchidree)。我在香港十一年,一直有感于港人把相思树叫作“台湾相思”;迁来高雄,又惊喜于当地把羊蹄甲叫作“香港樱花”。这么美的芳名,无意间似乎都为我而取,而无论是东望或西眄,这双重的思念都由我的寸心来负担。


十一年来,定居在香港,而不时回台北休假。开始只是每手暑假回来一次,后来频率上升,或为评审,或为颁奖,或为演讲,或为开会,竟而每年多达六七次,“台湾相思”也就不那么浓了。另一面呢,沙田山居日久,红尘与市声,和各种政治的噪音,到我门前,都化成一片无心的松涛。在松涛的净化之下,此心一片明澈,不再像四十多岁时那样自扰于“我是谁”的问题,而渐趋于“松下无人”的悠然自在。但是最后两年,距九七不远,松下又有人了,这个人已然是半个香港人,对于他,紫荆花的开谢不再仅仅是换季。等到接了中山大学之聘,离港有期,那心情,在惆怅之外更添上了凄惶。眼看自己的生命又面临转型期:台北已非十年前的台北、而高雄,对我还是个陌生的城市,至于香港,就我自己而言,至少已经是“大限”将至。


在这本《紫荆赋》里,仍然有六首诗以台湾为主题,其中又以“木屐怀古组曲”三篇最具代表性。这首诗惋惜台湾社会淳朴风气的消逝,并批评工业化后的趋势,也许遥遥开启了我近日所写《拜托,拜托》、《控诉一枝烟囱》、《石器时代》、《推土机》等诗的新方向。《踢踢踏》一篇是我久已不写的分段格律诗,曾经李泰祥谱曲,并因此得到前年金鼎奖的歌词奖。


以香港为主题的诗最多,共为十六首。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大半是早期的,表现了沙田山居的恬静心怀。但是《别门前群松》及《紫荆赋》以后的各首,就加速地喷吐出行期日近的惜别之情。从《东京上空的心情》到《别香港》四首,最能表现当时激动而悲壮的感觉,简直等于病人的放血作用。离港前夕,戴天和蒋芸等文友发起并主办了一个惜别诗会,由我自诵作品十三首、除了一般听众之外,十年因缘结识的许多朋友也都到场。虽然地非霸桥,人未折柳,这样子的送别,对一位诗人来说,却是最有意义的方式,令人难忘。诵诗接近尾声,读到《老来无情》,却不禁五内震动,语音忽然哽阻,难以终篇。


这本集子里颇多组诗,倒是以前较少的现象。例如木屐,就写了三次,雨伞,也写了六种。他如暑意七品、松风六奏,都在此列。看电影《甘地传》,得诗三首。游日本,追述三事。罗门访港,与我存驾车带他去船湾淡水湖的长堤,又去盐灶下对着鹭洲漂水花,次日挥笔立就,赠他小诗两首。他感动之余,也回赠了一首。一赠一答,不但先后引起了陈宁贵与周粲两位先生的评析,更激起非马先生就此主题另写新作的豪兴。我觉得,组诗的好处,在于同一主题可以作面面观,而相关的题材也可以逐一探讨,对于开发题材,不失为一途径。


一位诗人过了中年,很容易陷入江郎才尽的困境。所谓江郎才尽,或许有两种情形:一是技穷,一是材尽。技穷,就是技巧一再重复,变不出新法;材尽,就是题材一再重复,翻不出新意。技穷,就是对文字不再敏感;材尽,就是对生命不再敏感。改变生活的环境,往往可以开发新的题材。自从去年九月定居西子湾以来,自觉新的题材不断向我挑战,要测验我路遥的马力。我相信,在西子湾住上三五年后,南台湾的风土与景物当可一一入我的诗来,下一本诗集的面貌当与这本《紫荆赋》大有不同,但其中必然仍有我怀念香港的作品,以前在吐露港上,常东望而念台湾。现在从西子湾头,倒过来,常西顾而怀香港。从中山大学文学院的红砖楼上西顾,我办公室的一排长窗正对着香港,说不出那一片水蓝的汪洋究竟是阻隔了还是连接了我的今昔。生命里注定有海。而不论在彼岸或在此岸,紫荆花,总能印证我眷眷的心情。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西子湾


换位·就位·复位


——《梦与地理·后记》


《梦与地理》是我的第十五本诗集,也是我自香港回台定居后的第一本诗集。


四年又八个月以前,我的临海楼居从吐露港迁来西子湾,写诗的窗口对着的已是另一片海天。这种地理的也是心情的“换位”,对诗人往往是一大考验,甚至一大危机。若是不能调整、适应,可能演成“失位”:也就是说,旧经验失去了,新经验却不能消化为新题材、新艺术。若是调适得当,足见知性未泯,感性未钝,而又综合得体,便能在美丽的新世界“就位”。


《梦与地理》的第一首诗《问烛》(可以称为破题诗),写于来高雄后的一个半月,调适得算快的了,但主题仍为怀旧,还算不上是“就位”。其实从《水平线》到《重回沙田》,本集开始的五六首诗,深深怀念香港,与上一本诗集《紫荆赋》卷末的《老来无情》等四首诗,“隔集”甚至“隔水”呼应,仍是换位的现象。要到《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和《石器时代》,才算勉强就位于台湾。而真正就位于高雄,当始于《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和《控诉一枝烟囱》,那已是来高雄的第四个月了。


我是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来这天南港都的。迄今得诗近九十首,相当两本诗集的分量。其中有些诗其实还是组诗:母题所纳子题,少则两题,多达十九题。收入这本《梦与地理》的五十多首诗,到一九八八年五月约《听容天圻弹古琴》为止,只是来高雄后前两年半的产量。《听容天圻弹古琴》之前,还有写水果的六首诗:《埔里甘蔗》、《初嚼槟榔》、《安石榴》、《削苹果》、《莲雾》、《南瓜记》原应纳入本集,但因为后来我又写了四首水果诗,也许将来还会写得更多,乃决定留待下集,一并推出。编诗集出书,究竟该按写作时序还是主题来分类,常是两难之境。这一次既然水果的主题成了气候,为了强调我的南部风格,遂另作调整。


《梦与地理》曾获第十五届“国家”文艺奖。当时汪广平先生热心推荐,促劝再三,为了及时自印送审,此集作品的编选有点匆忙,在体例上未尽理想。现在正式交给洪范出版,乃略加调整。把那六首水果诗留给下集,即为一例。


那些水果诗当然颇有南部风味,但纳入此集的若干作品,尤其是《垦丁十九首》,也都不失地区写实的情趣。自从定居高雄以来,我就一心归命做定了南部人,颇令我的台北朋友感到不便,甚至不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台北?我的回答是,不是我离开了台北,而是台北,我认识的那个台北,半辈子消磨其中的台北,离开了我。我去台北的次数愈来愈少了,一来是怕见今日的台北,二来是情伤昔日的台北。因为台北变了,台北人也变了,而最可惊最可悲的,是我自己也变了。十六年前在松山机场挥别台北的那个人,我已经不再是他。即使我回去台北,也无法“复位”。一年前,我更告别了厦门街的那条家巷,把一切都搬来了高雄。


另一方面,在《蜀人赠扇记》、《还乡》、《秦俑》等较长的作品里我的中国情结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峡形势渐趋和缓之际,似乎愈结愈绸缪了,以至同题的《中国结》先后竟有两首。中国情结更甚于台北情结,并不是回大陆就解得了的。


媒体日益便利,资讯日益繁多,即使你坐在家里,世界也会来敲你房门,所谓地球村,早已不是纯理论了。哈雷彗星来时,全世界的眼睛都举向这天外过客。冬季奥运也不必真去加拿大观赏,东德选手薇特奔放的舞姿,自然会映上你家的荧光幕。就这么,我得到《欢呼哈雷》、《垦丁的一夜》、《冰上舞者》、《冰上卡门》四首诗。在二十一世纪倒数将至的九十年代,一位作家不妨系根于乡土,定位于民族,但同时也必须把触须伸向全世界。无论如何,文化的自闭症是患不起了。


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尤其是解严以来,台湾的出版界图书愈出愈多,性质念趋多元,而读者愈益分散。《梦与地理》的许多作品选入各种诗选,转载各种报刊,引起各家评论,其频难以列举,只能略述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