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创作的旅程——自序及后记(8)

作者: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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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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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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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066字

旧稿中有许多地方不妥,有时是三两行,有时是一整段,在新稿中悉加删去,因此新稿比旧稿缩短了三十五行,只余五百九十行。在结构上,也略有调整,不但删去原有的《天狼星的户籍》,而且把《大武山》和《孤独国》的位置对调。《鼎湖的神话》则易名为《古龙吟》。修正后的《天狼星》当然仍非成功之作,其中的若干观念也只能代表三十三岁的余光中,以后我如果再写这么大型的诗,绝对不会这么写的。张健在《中外文学》诗专号里,曾说:“方思曾有《竖琴与长笛》的长诗,那只是一首扩大的抒情诗;余光中的《天狼星》半叙半抒;洛夫的《石室之死亡》呢,照我的观点,还是应该看作许多首短诗。”陈芳明在《冷战年代的歌手》一文中也指出:“就个人的观点,《天狼星》只能算是一首组曲,而《敲打乐》则是连绵不绝的交响乐。”他们说得很对。长诗,尤其是长篇的叙事诗,是仍待现代诗人去尝试的一片新领域,一种新形式。


中国文学在长诗方面可谓先天不足,尤以叙事诗为然。诗经十五国风中最长的《七月》是八十八句,大雅中最长的《抑》是一百一十四句。把大雅三十一篇加起来,只得一千六百一十六句,相当于《伊里亚特》或《唐·璜》的十分之一。《离骚》不过三百五十四句。《孔雀东南飞》是三百四十七句。李白最长的诗,五言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只一百六十六句,八百三十字。杜甫最长的诗,也是五言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隔行用韵,正好二百句,一千字。就算把唐以前的长赋也列进去吧,不但极为闻名的《高唐赋》、《神女赋》、《鵩鸟赋》、《洛神赋》等都很短,即《两京赋》、《三都赋》等长篇也不算怎么长,而极长的《西征赋》也只有四千三百多字。


篇幅如此,性质又如何呢?希腊人所说的诗,往往不是纯指抒情诗,而是指叙事诗与戏剧,尤其是史诗与悲剧。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所说:诗与历史的分别,在于历史所述之事已然发生而诗所述者可能发生,乃指戏剧而言,因为接下去他说:“是以诗之为物,比历史更富哲理,更为高超:诗惯于表现常态,历史则表现殊态。我所谓的常态,是指个性确定之人物按照或然率或者必然率,偶尔会有怎样的言行……”中国传统对诗的认识,往往根据诗大序。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种诗现,先说在心为志,又说情动于中,似乎认为情即心志,而诗的自然流露,更在语言之外引致嗟叹、歌咏甚至手舞足蹈。相形之下,《诗学》所说的,是剧中(或史诗中)人物的“言”与“行”,较为客观,而《大序》所说的,是内在情感的表现,较为主观。即使一千多年后朱熹解释诗的起源,也还是性、欲、思、言,以至于咨嗟咏叹这一条自内而外的过程。总之,一部西方诗史,叙事诗与抒情诗简直是分庭抗礼,而一部中国诗史,则以抒情诗为主流,所以《大序》的诗论可以用于中国绝大部分的古典诗。诗有三义,曰赋比兴。赋似乎是三义之中最接近叙事的诗的一种,但是仍有颇大的距离。《诗品》说:“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然而证以诗经之赋体,像《风雨》和《子衿》一类的诗歌,仍然只是抒情,而非叙事。《风雨》所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子衿》所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于宁不嗣音?”朱熹皆释为赋。可见所谓“直书其事”也好,“敷陈其事”也好,“直言之”也好,只是不用比兴的转弯抹角,把情感赤露坦陈而已,和第三人称的真正叙事,说故事,仍有距离。至于诗经以后迄于六朝之所谓“赋”,定义已经混乱。离骚托意于比兴,而谓之屈赋。后来的作品,无论是司马相如的“繁类以成艳”,或是贾谊的“致辨于情理”,都比较像西方的“摹状诗”或“谈玄诗”,里面的叙事成分仍是十分淡薄的。


中国叙事诗先天既不足如此,后天不幸又失调。五四以来的新诗虽亦不乏长篇巨制,但能不失张力且耐人寻味的佳作,仍极罕见。像《蚕马》、《吹号者》、《自己的写照》,甚至七百多行的《宝马》等作品,迄未能为新诗的长篇,尤其是叙事诗,奠下基础。《诗品》所说的:“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无漫之累矣。”现代诗中的长篇作品,失败的很多:以前的失败,往往在于意深词踬;晚近的失败,又往往在于意浮文散。比兴与赋之间,应该如何“酌而用之”,以臻于不踬不浮之境,乃是现代诗人在写长诗时必须接受的考验之一。希望能以《天狼星》的失败,供其他作者的前车之鉴。


至于本集其他三篇,《大度山》和《忧郁狂想曲》;修改得不多,《少年行》则已大动手术,删去的部分比保留的还多,第二段到第四段等于新写。此举足证一首诗的成长,不必在发表之后便告停止。也许再过十五年,我会把这些诗重修一次,尤其是这篇早产而迟育的《天狼星》。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于香港


蓦然回首竟孑然一身


——《与永恒拔河·后记》


《与永恒拔河》是我的第十二本诗集,里面的作品,算是来港后四年半生活的“有诗为证”。四年半里面,除了《与永恒拔河》之外,已经出了三本书:散文有抒情与评论兼收的《青青边愁》,诗有旧作翻新的《天狼星》,翻译则有旧译新改的《凡高传》。在中文大学教书,耗费在行政上的时间,倍于在台湾的大学。这里的许多作品,都是等到更深,在家人的鼾息里完成的,而伴我不寐,只有肘边这一盏灯,和谷底的樟树滩传来的几声犬吠。


香港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政治上,有的是楚河与汉界,但也有超然与漠然的空间。语言上,方言和英文同样流行,但母音的国语反屈居少数。地理上,和大陆的母体似相连又似隔绝,和台湾似远阻又似邻近,同时和世界各国的交流又十分频繁。香港,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在许多朋友的印象里,是一座红尘窒人摩肩接踵的城市,但很少人知道,广阔的新界却是颇富田园风味的。香港之于大陆是一例外,我山居所托的沙田,于香港又是一例外。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在朋友们误会我之前,我必须指出,虽然身处例外之例外,居心却不是如此。在这多风的半岛上,“地偏心不偏”,我时时北望而东顾。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与永恒拔河》里,几乎有一半的作品都是这新环境挑战下的产品。如果四年前我不曾越海西来,这本诗集的面貌一定大不相同,正如三十年前如果我不曾由此东渡的话,我生命的面貌亦必全盘改观。在某些情况下,香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位置似乎恰到好处——以前在美国写台湾,似乎太远了,但在香港写就正好,否则第三辑中的作品就会少些;以前在台湾写大陆,也像远些,从香港写来,就切肤得多,否则第一辑不会这么多产。至于第二辑中的作品,当然更从沙田山居中来。


以往出诗集,总是顺着写作的时序排列作品。这次改变作风,采取主题分类的方式,编成八辑,也许读者较易把握我近年关心的主题。以后我编自己的诗选,也可能试用这方式。我觉得台湾的诗选虽多,别出心裁的编排却少,如果有人编一部现代诗选,不以作者而以主题、风格,或诗体来分类,一定别有面貌,能够新人耳目。近年论者评我的诗,颇有几位指出,忧国怀乡的主题不宜一再重复,以免沦于陈腔。这劝告是对的,任何主题原经不起再三抒写,而能否刷新题材,另拓视野,也往往成为诗人的一大考验。不过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相同的主题可用不同的手法来表现,正如相同的手法可用以表现不同的主题。例如杜甫之写战乱,同一主题,咏之再三,却因场合、季节、心境、诗体等等的差别而各异其趣,并非机械的重复。同时,《与永恒拔河》所以按主题分解,也有意显示,我在忧国怀乡之外,也尝试了一些新的主题:例如第二、第四、第五、第六诸辑所处理的事物,便不限于忧国之思的时空格局,尤其是第六辑里的那些诗,几乎每一首的主题都不同。


集中的作品有少数不写于香港:其中《哥本哈根》写于丹麦旅次,而《少年游》、《淡水河上》、《贴耳书》、《发树》、《雪崩》、《小褐斑》六首则写于台北厦门街家中。由于台湾和香港的刊物往往互不相通,四年来的新作常同时刊于两地,香港的杂志屡刊我诗者是《诗风》和《明报月刊》。《中秋月》一首仅载于《明报月刊》,从未在岛内发表。《拉锯战》一首初载于《幼狮少年》,后来如以大幅修改,又在香港的《青年文学》上刊出。


至于专咏香港或与香港地理有涉的诗中,常提到沙田一名,则需要略如解释。沙田是新界的一个小镇,也是九广铁路中途的一站,南距九广路起点的红磡,约为北距广东边界之半。中文大学即在其北五英里的马料水山上,面对湛湛一碧的吐露港海湾,而八仙岭蔽其北,马鞍山屏其东,山围水绕,日起月落,自成一个天地,我的一千六百多个日子便俯仰在其中。风景之美,凡来相访的台湾文友,想都留下颇深的印象。


若干诗篇在发表之后曾引起反应:宋洪先生把《九广铁路》译成英文,刊在《译丛》第五期上;黄维樑先生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号的《明报月刊》评介《慰一位落选人》;陈克环女士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号的《明道文艺》推荐《独白》;何福仁先生在《罗盘》第二期简论《沙田之秋》和《旺角一老媪》;马来亚的《蕉风》月刊则先后列出张瑞星先生的《蟋蟀与机关枪声中的月》(一九七六年二月)和杨升桥先生的《余光中的〈北望〉和〈九广铁路〉》(一九七七年六月)。另有《发树》一首,曾经林怀民先生为云门舞集编舞演出。


为自己编辑这本新集,抚今追昔,有太深的感慨。记得最初出版第一本集子,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那时台湾的文坛正是天真的稚龄,还没有听说现代文学这回事,和我一起写诗的,是李莎、邓禹平、方思和夏菁,二十六年后和我一起发表诗的,却换了罗青和温瑞安、黄国彬、曹捷、陈德锦。这其间,多少才思焕发的朋友搁下了笔,原期并辔而驰的朋友怎么竟纷纷离队而失群。乃悟诗的道路原是寂寞的长途,远行人应有独行的决心。至于潮流起落,理论消长,派别分合,时而现代姿态,时而古典花招,时而普罗口号,都只是西征途中东归道上的虚影幻象,徒令弱者迷路,却阻不了勇者的马蹄。所求于缪斯者,再给我十年的机会,那时竟无鬼神俱惊的点作,也就怨不得她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记于沙田


剖出年轮三十三


——《余光中诗选·代自序》


三十三年前一个秋晴的黄昏,一少年坐在敞向紫金山的庙口,写下他的第一首诗,题为《沙浮投海》。那时候他没有料到,这一生他注定要写很多作品,很多和《沙浮投海》不同的诗,更不会料到,他未来的读者不在大陆,却在海外。紫金山上的枫叶红了三十几次,却没有一片能飘到他肩头。他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他的诗,要在亚热带的风雨里成长。


迄今我出版过十二本诗集,加上尚未结集的近作,总产量在五百三十首以上。其中在美国的五年,得诗五十八首,在香港的六年,得诗七十三首,余下来的近四百首,除了有三首是大陆时代的少作之外,全是在厦门街这条深长的小巷里写成。我的缪思是亚热带牵藤缠蔓的植物,这里,已成了我的根。


这部选集,选出了一百十一首诗,约占我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六年前,《余光中散文选》在香港出版,当时就有朋友劝我出诗选,我却一直沉吟至今。我觉得,选集是不可以随便出的,要选得起,必先多产,不但多产,还要多变。五四时代有不少新诗人,一生作品只得薄薄一册,其页数,还比不上苏轼诗集的目录。我的诗作也欠丰富,要出什么选集,也言之过早。只是我早期的诗集,绝版多年,乃今有搜集癖的一些读者,不断埋怨。自己手头的海内孤本,往往一时慷慨,都送了人,害得自己要用时,碧落黄泉,苦于追寻。在这样的压力下,为了让一般读者略窥我诗作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早岁的青春桂叶,乃有自编选集之计。有了这么一部诗选,不但方便了读者、评者、编者,也便于自己使用。这次自编选集,承蒙叶步荣先生多方搜集资料,黄秀莲小姐并在香港影印《舟子的悲歌》和《蓝色的羽毛》各一册,隔海邮来,十分感激。席幕蓉女士允许我使用她的瑰丽宏美的雷射画,使这本诗选的封面壮阔一如梦幻的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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