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朝拜缪斯的长征——师友交游(12)

作者: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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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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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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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842字

由于发岸线(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牙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晳无斑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余,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当时我才二十三岁,十足一个躁进的文艺青年,并不很懂观象,却颇热衷猎狮(lionhuning)。这位文苑之狮,学府之师,被我纠缠不过,答应为我的第一本诗集写序。序言写好,原来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诗,属于新月风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进青年,竟然把诗拿回去,对梁先生抱怨说:“你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


假设当日的写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狮子一声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去了。但是梁先生眉头一抬,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说道:“那就别用得了……书出之后,再跟你写评吧。”


量大而重诺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后不久,果然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长一千多字,刊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的《自由中国》。那本诗集分为两辑,上辑的主题不一,下辑则尽为情诗。书评认为上辑优于下辑,跟评者反浪漫的主张也许有关。梁先生尤其欣赏《老牛》与《暴风雨》等几首,他甚至这么说:“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风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风雨的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都描写出来了,真可说是笔挟风雷。”在书评的结论里有这样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轻人,他的艺术并不年轻,短短的《后记》透露出一点点写作的经过。他有旧诗的根底,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我们写新诗,用的是中国文字,旧诗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学遗产,同时新诗是一个突然出生的东西,无依无靠,没有轨迹可循,外国诗正是一个最好的借镜。


在那么古早的岁月,我的青涩诗艺,根底之浅,启发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词固然是出于鼓励,但他所提示的上承传统旁汲西洋,却是我日后遵循的综合路线。


朝拜缪斯的长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辈如此的奖掖,使我的信心大为坚定。同时,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结识了不少像陈之藩、何欣这样同辈的朋友,声应气求,更鼓动了创作的豪情壮志。诗人夏菁也就这么邂逅于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们就惯于一同去访梁公,有时也约王敬羲同行。不知为何,记忆里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最频。梁先生怕热,想是体胖的关系;有时他索性只穿短袖汗衫接见我们,一面笑谈,一面还要不时挥扇。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可以想见,好不容易把我们这些恭谨的晚辈打发走了之后,东窗也好,东床也罢,他是如何地坦腹自放。我说坦腹,因为他那时有点发福,腰围可观,纵然不到福尔斯塔夫的规模,也总有约翰逊或纪晓岚的分量,足证果然腹笥深广。据说,因此梁先生买腰带总嫌尺码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进中华路一家皮箱店,买下一只大皮箱,抽出皮带,留下箱子,扬长而去。这倒有点世说新语的味道了,是否谣言,却未向梁先生当面求证。


梁先生好客兼好吃,去梁府串门子,总有点心招待,想必是师母的手艺吧。他不但好吃,而且懂吃,两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只知他下笔论起珍馐名菜来,头头是道。就连既不好吃也不懂吃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动,馋肠若蠕。在糖尿病发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实也饫足了。有时乘兴,他也会请我们浅酌一杯。我若推说不解饮酒,他就会作态佯怒,说什么“不烟不酒,所为何来”?引得我和夏菁发笑。有一次,他斟了白兰地飨客,夏菁勉强相陪。我那时真是不行,梁先生说“有了”,便向橱顶取来一瓶法国红葡萄酒,强调那是一八四二年产,朋友所赠。我总算喝了半盅,飘飘然回到家里,写下《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读而乐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国》上,一时引人瞩目。其实这首诗学济慈而不类,空余浪漫的遐想;换了我中年来写,自然会联想到鸦片战争。


梁先生在台北搬过好几次家。我印象最深的两处梁宅,一在云和街,一在安东街。我初入师大(那时还是省立师范学院)教大一英文,一年将满,又偕夏菁去云和街看梁先生。谈笑及半,他忽然问我:“送你去美国读一趟书,你去吗?”那年我已三十,一半书呆,一半诗迷,几乎尚未阅世,更不论乘飞机出国。对此一问,我真是惊多喜少。回家和我存讨论,她是惊少而喜多,马上说:“当然去!”这一来,里应外合势成。加上社会压力日增,父亲在晚餐桌上总是有意无意地报导:“某伯伯家的老三也出国了!”我知道偏安之日已经不久。果然三个月后,我便文化充军,去了秋色满地的爱荷华城。


从美国回来,我便专任师大讲师。不久,梁先生从英语系主任变成了我们的文学院长,但是我和夏菁去看他,仍然称他梁先生。这时他又迁到安东街,住进自己盖的新屋。稍后夏菁的新居在安东街落成,他便做了令我羡慕的梁府近邻,也从此,我去安东街,便成了福有双至,一举两得。安东街的梁宅,屋舍俨整,客厅尤其宽敞舒适,屋前有一片颇大的院子,花木修护得可称多姿,常见两老在花畦树径之间流连。比起德惠街与云和街的旧屋,这新居的主人住在“家外之家”,怀乡之余,该是何等的快慰。


六十五岁那年,梁先生在师大提前退休,欢送的场面十分盛大。翌年,他的“终身大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之中译完成,朝野大设酒会庆祝盛举,并有一女中的学生列队颂歌:想莎翁生前也没有这般殊荣。师大英语系的晚辈同事也设席祝贺,并赠他一座银盾,上面刻着我拟的两句赞词:“文豪述诗豪,梁翁传莎翁。”莎翁退休之年是四十七岁,逝世之年也才五十二岁,其实还不能算翁。同时莎翁生前只出版了十八个剧本,梁翁却能把三十七本莎剧全部中译成书。对比之下,梁翁是有福多了。听了我这意见,梁翁不禁莞尔。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后来夏菁担任“联合国”农业专家,远去了牙买加。梁先生一度旅居西雅图。我自己先则旅美二年,继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后才回台湾。高雄与台北之间虽然只是四小时的车程,毕竟不比厦门街到安东街那么方便了。青年时代夜访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为温馨的回忆,只能在深心重温,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实不仅梁先生,就连晚他一辈的许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见日稀。四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回到台北,却无法回到我的台北时代。台北,已变成我的回声谷。那许多巷弄,每转一个弯,都会看见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与回声谷里。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乡情怯,怕卷入回声谷里那千重魔幻的漩涡。


在香港结交的旧友之中,有一人焉,竟能逆流而入那回声的漩涡,就是梁锡华。他是徐志摩专家,研究兼及闻一多,又是抒情与杂感兼擅的散文家,就凭这几点,已经可以跻列梁门,何况他对梁先生更已敬仰有素。一九八〇年七月,法国人在巴黎举办抗战文学研讨会,大陆的代表旧案重提,认定梁实秋反对抗战文学。梁锡华即席澄清史实,一士谔谔,力辩其讹。夏志清一语双关,对锡华翘起大拇指,赞他“小梁挑大梁”!我如在场,这件事义不容辞,应该由我来做。锡华见义勇为,更难得事先覆按过资料,不但赢得梁先生的感激,也使我这受业弟子深深感动。


一九七八年以后,大陆的文艺一度曾有改革开放之象。到我前年由港返台为止,甚至新月派的主角如胡适、徐志摩等的作品都有新编选集问世,唯独梁实秋迄今尚未“平反”。如今大陆上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事恐怕更渺茫了。梁先生和鲁迅论战于先,又遭毛泽东亲批于后,案情重大,实在难以为他“平反”。梁实秋就是梁实秋,这三个字在文学思想上代表一种坚定的立场和价值,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


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强调古典的纪律,反对浪漫的放纵。他认为革命文学也好,普罗文学也好,都是把文学当作工具,眼中并无文学;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因为那样势必把艺术抽离人生。简而言之,他认为文学既非宣传,亦非游戏。他始终标举安诺德所说的,作家应该“沉静地观察人生,并观察其全貌”。因此他认为文学描写的充分对象是人生,而不仅是阶级性。


黎明版《梁实秋自选集》的小传,说作者“生平无所好,惟好交友、好读书、好议论”。这三好之中的末项,在大陆时代表现得最为出色,所以才会招惹鲁迅而陷入重围。季季在访问梁先生的记录《古典头脑,浪漫心肠》之中,把他的文学活动分成翻译、散文、编字典、编教科书四种。这当然是梁先生的台湾时代给人的印象。其实梁先生在大陆时代的笔耕,以量而言,最多产的是批评和翻译,至于《雅舍小品》,已经是四十岁以后所作,而在台湾出版的了。《梁实秋自选集》分为文学理论与散文二辑,前辑占一百九十八页,后辑占一百六十二页,分量约为五比四,也可见梁先生对自己批评文章的强调。他在答季季问时说:“我好议论,但是自从抗战军兴,无意再作任何讥评。”足证批评是梁先生早岁的经营,难怪台湾的读者印象已淡。


一提起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这方面的声名几乎掩盖了他别的译书。其实翻译家梁实秋的成就,除了莎翁全集,尚有《织工马南传》、《呼哮山庄》、《百兽图》、《西塞罗文录》等十三种。就算他一本莎剧也未译过,翻译家之名他仍当之无愧。


读者最多的当然是他的散文。《雅舍小品》初版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五年为止,二十六年间已经销了三十二版;到现在想必近五十版了。我认为梁氏散文所以动人,大致是因为具备下列这几种特色:


首先是机智闪烁,谐趣迭生,时或滑稽,却能适可而止,不堕俗趣。他的笔锋有如猫爪戏人而不伤人,即使讥讽,针对的也是众生的共相,而非私人,所以自有一种温柔的美感距离。其次篇幅浓缩,不事铺张,而转折灵动,情思之起伏往往点到为止。此种笔法有点像画上的留白,让读者自己去补足空间。梁先生深信“简短乃机智之灵魂”,并且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再次是文中常有引证,而中外逢源,古今无阻。这引经据典并不容易,不但要避免出处太过俗滥,显得腹笥寒酸,而且引文要来得自然,安得妥帖,与本文相得益彰,正是学者散文的所长。


最后的特色在文字。梁先生最恨西化的生硬和冗赘,他出身外文,却写得一手道地的中文。一般作家下笔,往往在白话、文言、西化之间徘徊歧路而莫知取舍,或因简而就陋,一白到底,一西不回;或弄巧而成拙,至于不文不白,不中不西。梁氏笔法一开始就逐走了西化,留下了文言。他认为文言并未死去,反之,要写好白话文,一定得读通文言文。他的散文里使用文言的成分颇高,但不是任其并列,而是加以调和。他自称文白夹杂,其实应该是文白融会。梁先生的散文在中岁的《雅舍小品》里已经形成了简洁而圆融的风格,这风格在台湾时代仍大致不变。证之近作,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像他的前额一样高超。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