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黄泉(3)

作者:吴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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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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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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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448字

一直到暮色四合的黄昏,门铃响了,父亲一边嘴里应“来了来了”,一边笨拙地转动身体到处找钥匙,从里面开门。门还没开,父亲就喊:


“吴医生,吴医生你别走,上来啊!”


吴医生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摁了半天门铃,没人应,我还以为走错了。”


“没走错没走错,是我反锁了,找钥匙呢。”


吴医生的声音更近了:“天还没黑,你反锁干吗?”


父亲压低嗓门:“我怕他跑了,就反锁,藏起钥匙,结果藏到哪儿连自己都忘了。”


我见过吴医生多次,他年纪不大,却拖着两道弯弯的长寿眉,眼睛也是那种长长的、窄窄的菩萨眼,让人见了心里很安慰。


这个从精神病院来的吴医生既不穿白大褂,也不带药箱,完全不像个医生,倒像个小学教师。吴医生说话的语调与父亲的气急败坏是完全不同的,我已经很久不曾听过这么柔软温和的话语了,它像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抚过伤口,有一种穿透的能力,紧紧抓住了我迷幻的心。我凝视着吴医生,吴医生也不躲闪,对视着我。慢慢的,我的心里浮出恬静。但是吴医生并没有跟我说话,而是转头问父亲:


“怎么样杨教授,又有什么异常表现了?”


吴医生这样问的时候,父亲还在费力地反锁铁门,肥胖的身躯来不及往回拖。父亲有点紧张,瓮声瓮气地说:“不异常不异常,他要去四川桃盘,哎呀,那么远的地方,他从没出过远门,叫我怎么放心呢?你劝劝他,在家待着多好。”


“你几岁了?快八十了,还能管他一辈子?”吴医生摇摇头说,“劝是没有用的,恐惧不比害怕,害怕是对实际的危险或者威胁的正常反应;也不比胆怯,胆怯是一种无法抑制害怕心理的持久倾向。当然喽,恐惧也不等于恐怖,恐怖仅仅是由特别情况或者特别对象引起的恐惧。”


吴医生的一通理论说得父亲满脸通红,好像他是医生,为自己的医术乏力而羞愧。“想想办法嘛吴医生。”父亲两只肉墩墩的手谦逊地叠在腹部。


“办法总是有的,办法总比困难多。有一个女教师,患有极度的恐高症,恐高到什么程度?连电梯都不敢进。我就动员她丈夫陪她坐飞机,全国各地飞来飞去,没什么事,闲飞。飞几圈全好了,现在别说进电梯,高空走钢丝都没问题。”


吴医生终于动手了,他伸出两根手指,撑开我的眼皮睃巡一遍,再竖起一根手指在我的双眼之间远近移动。“盯紧它。”吴医生眼里现出外婆才有的慈祥:


“来,告诉我,把你小时候记得的事一点一滴告诉我,能想起什么说什么,噢?”


吴医生平静如水的表情让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形象,她是谁呢,那么温暖那么慈祥,把我的心房都照亮了。我闭起眼睛苦苦搜索,我的脑袋开始胀痛,犹如一列火车轰隆隆地从眼前驰过。脑海里的形象开始由一片到若干片的叠加,快了,快要清晰了,我快要分辨出她是谁了。我抱住脑袋,弯腰将它埋进两膝间。这时,父亲的一句话像闪电划过露天银幕,影像成了一片空白。父亲说:


“吴医生,你就不要逼他了。”


吴医生倏地起立,眼里的傲慢取代了慈祥。“我要走了。”吴医生气愤地说,“每次都这样,不让我掌控他的病情,不让我了解他的病因,让我怎么治疗?亏你还是个教授。我还是走吧,免得你儿子的病没治好,我反而被你气疯了。”


吴医生从胸袋里摸出一把五颜六色的名片,扑克牌那样拧成扇面,抽出一张他自己的递给我。“有空来找我,电话、地址都在名片上。”吴医生灿烂一笑,“没事找我坐坐,不一定要看病。”


一个转身,吴医生就甩手走人了,父亲挪动肥胖的身躯焦虑地追出去。我听到吴医生急促的下楼脚步声,父亲焦虑的喊叫:“吴医生,你别走,你听我说,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帮我守住他!”


父亲的行为看起来是在隐瞒某种真实,有两个传说几十年来一直在我身边环绕,一个传说讲我的恐惧症是由父亲亲手造成的,另一个传说讲父亲故意不治好我的病。没有具体的哪个人告诉我这两件事,我就是常有耳闻,好比严冬的寒气,你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受它的真实存在。哎哟,我又头晕了。吴医生出人意料地回来了,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赶上他的,也不知道父亲是如何说服他的,总之吴医生是回来了。父亲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挂电话的声音就神神秘秘地漏出来:


“小朱吗?……对,是我。……不敢说指示,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噢是这样,我这几天有急事,把我的课调到下周行不行?……我晓得要期中考,随堂考嘛,不碍事的。……那就谢谢你啦,下回请你吃地瓜干。”


父亲有个外号叫“全才”,这个全才在中文系干了一辈子连个教授都没捞到,退休还是副教授。这个公社干部出身的行政科长坏就坏在全才上,最早研究“5?23”,然后研究高甲戏,后来更荒唐,连电脑键盘都没摸过的父亲竟然靠剪刀和糨糊研究起网络文学。“5?23”是他们那一行的暗语,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父亲的房间堆满了书,大部分是他自己的书——他一辈子就出过一本书,叫《文学的政治性》,印了两千本,所有的朋友都送遍了仍然堆满他的房间。除了钓鱼,父亲在一所由仓库改造的民办高校教《室内装潢》,一个快八十的老头还要去赚五十块一节的课酬,说起来真叫人心酸。即使研究网络文学,也改变不了父亲的农民习性,比如他从不说“我知道”,而是说“我晓得”;比如说他一旦需要感谢别人,就立即想到“我请你吃地瓜干”,似乎老家来的地瓜干比高丽参还珍贵。


对母亲,父亲从来不愿多说什么,对母亲的死亡更是讳莫如深,非提到不可,也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水漂萍。隐隐约约听季杆和丁阿姨说,我母亲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一个中国南方最著名的女人类学家,一个资本家的臭小姐。我去过林惠祥的人类学博物馆,知道人类学是怎么回事。母亲研究四川阿坝的桃盘寨和闽西的蛊惑寨,但从她留给我的手抄本《桃盘寨考察报告》来看,只字未提蛊惑寨。因此,母亲的死亡就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谜团。奇怪的是,父亲矮矮胖胖,我却长得高高瘦瘦。这样,我就生活在双重的恐惧中:对红色的恐惧无法痊愈,对身世的恐惧与日俱增。


这一天吴医生没走,吃过晚饭他还不走,显然,父亲是要他守住我。既然不能探讨我的病情,探讨一下蛊惑杀人的问题总是可以的。吴医生没有正面回答我蛊惑鬼的有无,而是给我讲大洋洲土著的杀人骨。吴医生说:


“大洋洲的土著用人骨和头发制成一种工具,也可以用人骨、袋鼠骨、木棒甚至石块制成。要使杀人骨生效,必须举行复杂的仪式,才能赋予它强大的超自然力量,妇女和非本族人绝不能知道仪式的奥秘。有了杀人骨,杀人者并不需要与受害人有身体接触,杀人者穿着用白羽毛和人头发制成的鞋子,跪在离被杀者较近的地方,将杀人骨像枪一样握在手里,对准并指向犯人,再尖声念出一串咒语,受害人便犹如长矛刺心,必定在劫难逃。这种杀人方法不但永不失手,而且不留任何痕迹。


1956年4月中旬,一个名叫鲁穆的土著人突然得了重病,无法吞咽,不能进食和喝水。家人急忙用飞机把他送到达尔文医院。大夫们给他做了各种检查,却查不出任何病因。奇怪的是,他本人却绝望地放弃治疗,因为他已被人指过,肯定活不成了,只要求医院牧师为他祈祷。果然,他在医院勉强维持了四天,第五天死去。警方调查后得知,他是美利族人,因犯了族规而需接受族人的审判,但他拒绝接受审判,并远走他乡,于是族中杀手便制成了一根杀人骨,对他执行了‘骨指术’。


杀人骨是大洋洲土著用来对付破坏族规者的秘密武器,土著人对此深信不疑。网络上说,至今只有一个被判这种死刑的土人逃脱了法网。这个土著人名叫韦布,阿龙塔族人,因为与别人争夺来福枪,手枪走火,打死一个同族人。1969年4月,法院以意外事故判他无罪。但族人告诉他,不管白人如何判决,他必须接受族人对他的审判。韦布知道族人必定是要他偿命,于是,他便开始亡命天涯。截至1976年,他已经逃亡了七年,他心里明白,族人永远不会放过他,有朝一日遭遇杀人骨,他必定难逃一死。


然而,为什么一根骨头就能置人于死地呢,至今科学和医学界都没有找到答案。”


吴医生认为,其实是暗示的力量在杀人。假如有十个人一致指证你得了不治之症,你一定会不久于人世。吴医生还举了一个暗示力量杀人的例子:


“在美国,有几个大学生与一名年轻人开玩笑,把他的双手和双脚捆着,再把眼睛蒙住,然后抬到一条早就废弃不用的铁轨上。当然,这名被绑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卧在那里的铁轨已废弃不用了。这时,旁边的铁轨正好有一列火车呼啸而来,又飞驰而去。开始年轻人还拼命挣扎,后来就不动弹了。当那几个大学生给他松绑时,他已死了。”


听到这里,父亲也讲了一个暗示杀人的例子。他告诉吴医生:


“有一个搬运工不小心被关进了冷藏车。第二天早上,司机打开冷藏车,发现他已经死在里面,身体弯曲,就是冻死的姿势。其实冷藏车并没有制冷,车里的温度同外面的温度差不多。司机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当搬运工被关进冷藏车后,就非常地担心自己要被冻死,这种意念对他的身心发生了影响,于是他就真的死了。”


“所以我认为,不论是大洋洲土著的骨指术,还是卧轨青年,还是杨教授讲的搬运工,都是一种靠暗示力量杀人的案例。为什么靠暗示的力量可以杀人?因为被害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绝对相信自己会死。从受害人对杀人骨的反应上分析,我觉得,受害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心理上的极端恐惧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的反应:比如肾上腺激素增加、血流量减少、血压降低等,从而造成喉咙失声、口吐白沫、全身发抖、肌肉抽搐、不能吃东西等症状,最后导致死亡。”吴医生做了一个分析总结。


蛊惑鬼的有无我不能证实,吴医生也不能证伪,暗示杀人只是他的一家之言。我知道这种事情讨论起来没完没了,还是有闲工夫的时候再说。当父亲和吴医生在客厅聊得起劲时,我赶紧溜进房间开始准备行装:四川冷多了,毛衣和夹克是一定要带的;两副墨镜必不可少,一副平时戴,出大太阳就得用游泳墨镜了,套在头上不容易滑落;还有枕头里的几千块钱——那是我的私房钱,做葬师赚来的钱大多被父亲存了银行;身份证和来自阿坝的羊头剪纸、桃盘剪纸是不能忘的。老虎雄交给我的那张照片和鼓槌,以及那本《桃盘寨考察报告》该不该带上呢?这就费踌躇了,带吗,丢了怎么得了?不带吧,被父亲发现怎么办?思来想去还是带上,反正也不重。我的行李极简单,连一个猪肚形的布包都没有塞满,这个布包是我在殡仪馆捡来的,就是老太太用来寺庙进香的那种长条的黄布包。那天一个妇女用它来装白纸花,一朵一朵地给前来吊唁的客人戴上,白纸花取完了,她将黄布包一团,就扔了。


我坐在床上,背着黄布包,戴着墨镜,抱着书,盯着墙上的那些纸羊头发呆。我听到他们在客厅不断地换频道,因为电视里传出来的话是凌乱而怪异的,彼此之间互不相干。啊,难道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杂乱无章的吗?我正在思考,思路却突然中断了,他们关了电视。我听到吴医生说:


“给我点蚊香片吧,住山脚下就这个毛病,一年四季有蚊子。”


渐渐地,客厅传来鼾声,忽大忽小、忽长忽短的是父亲,平衡有节奏的就是吴医生了。我轻轻拉开房门,借着路灯的微光我看到父亲穿着大衣斜靠在沙发上。吴医生的地铺打到门边,企图制止我出门。我蹑手蹑脚跨过吴医生的身体,小心得像个贼,反锁铁门以后,吴医生流畅的鼾声从门缝挤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