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扶乩(1)

作者:吴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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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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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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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0754字

魔公关上门,昏暗的油灯哆嗦了一下,房间完全黑暗下来,当我的眼睛适应黑暗,发现魔公已经在上桌正襟危坐了。


“你坐。”魔公幽幽地说。


我坐在下手,与魔公面对面。魔公突然说:“那个导游不是导游,是个密探。”不等我表达惊讶,魔公又说:


“是公安派来的密探,想知道那个干尸是不是我赶的。”


这下我就不仅是惊讶,而是震惊了。魔公一定是识破了我的震惊,他接下来的话就是针对我说的:


“公安不敢公开调查我,因为我什么也不会说。我收钱赶尸,他们领薪水破案,各干各的。我说太多,就坏了规矩了。”


“他们不抓你?”


“不会的。人对不可知的事物都有畏惧感,赶尸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可知的事物,所以他们对我有畏惧感。”


“真是你赶的尸?”


“真不是。我整夜在绿毛家念经作法给绿大超度,绿毛可以证明我没有出门。但是,我晓得是谁在装扮我。还有什么问题?”


“我很好奇,尸体怎么可以赶着走?”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魔公站起身,不满地说,“我对你说实话,你却对我撒谎。”


“我有一段记忆丢失了,听说魔公会扶乩,希望能把记忆捡回来。”


魔公重新坐好,埋头掐指思索良久,抬头说:“好吧,但是你要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说清楚。记住,不能撒谎。”


魔公啊,人人都有病,只是有的病你看得出来,有的病你看不出来;有的病自己说得出来,有的病自己说不出来。我得的就是这样的病,别人看不出来,自己又说不清道不明,它叫“红色恐惧症”。


我不知道红色恐惧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我的历史有一段被丢失了,我甚至回忆不起母亲的音容笑貌,与母亲有关的任何生活细节都彻底消失,哪怕是一鳞半爪。我没有受过重伤,没有出过车祸,更没有从高空坠落之类的,怎么会失忆呢?蹊跷啊!更加费解的是,父亲对我的失忆似乎有难言的苦衷,失忆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痊愈的,但是,如果我没有判断失误的话,父亲根本不愿意看到我康复。想到这一点,我的脚趾头就阵阵发冷。


沿着时间隧道摸索,终点就是父亲带我去学校注册。再往前就一片黑暗了,好比分段停电的街道,明知道前面不是空的,却是漆黑一片。


注册那天,几个老师笑容可掬地围过来,其中一个用手挡住嘴巴侧向另一个耳根嘀咕:“听说失忆了,治了好几年。”


我戴着墨镜,他们以为看不见我的眼睛就等于我没有长眼睛,其实我什么都看在眼里。一个年长的女老师牵起我的手,但是我不认识他们,连女老师姓什么都忘了。我是不应该忘记的,于是就拼命地想啊想。女老师的手是温柔而潮湿的,她牵着我穿过长长的走廊,墙上新挂的标语“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迅速掠过耳旁。父亲迈着碎步跟在身后,急促的喘息让我锋芒在背。进了办公室,老师拉一张藤椅请父亲坐下,自己也坐下,我就站在他们之间了。老师拢一拢她灰白的剪发,拉过我的手掌捏一捏,语重心长地问:


“告诉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她是谁?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虽然老师觉察不到被问题难住的我两眼茫然,但老师发现我皱起眉头面无表情,嘴里嗫嚅着,说不出话。


老师的笑容一点一点地变成忧虑,一松劲,我的手蛇似的从她掌心滑落。“还没断根吧?”老师问父亲,“几年没上学了?”


“五年多了。”父亲牙缝咝咝地吸气,“不对呀,他在家很正常的。”


女老师张开五指摸我的脑袋,一点一点地掐,好像要摸清我的智力。“先注册吧,能不能参加学大寨劳动就要观察了。”


父亲用白纸做书皮,将领回家的课本细细包好,甚至粘死语文书的封面,因为有一面鲜艳的红旗。


突如其来的危机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扭转了父亲对我前途的谨慎构想。那时候的父亲虽然还留在滨海大学革委会,却被红卫兵夺了权,早就扫了往日的威风。第二天,父亲骑单车载我到校门口,他气喘吁吁地向我挥手告别,准确地说是挥手了但没有告别。我被值日老师拦住了。值日老师执意要我摘下墨镜:


“资产阶级的墨镜是从哪里来的,必须交代清楚,否则就不要进校门。”


我屈身蹲下,死死护住墨镜。好奇的老师和学生围了过来,逐步恶化的局面逼得父亲团团转,他支好单车,拨开人群与值日老师交涉。


“他身体不好,医生要求戴墨镜的。”父亲说。


“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还能做革命事业接班人?”值日老师说。


“我是滨海大学革委会的,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父亲说。


“革委会的?革委会的更应该懂学校的规矩。”值日老师质问父亲,“学生进校门不准长头发、长胡子、长指甲,不准穿拖鞋、穿背心、戴墨镜,你没听说吗?”


“知道知道。”父亲抹一把脸上的虚汗,艰难地弯下腰扶我站直,以同样艰难的口吻向我求援:


“讨食客,摘下墨镜看看行不行,勇敢一点,啊?”


父亲颤抖着手慢慢移开墨镜,比医生为伤口拆线还要慎重。映入我眼帘的是什么?天哪,是鲜红的光荣榜。我别过脸去,抬臂挡住眼睛,但是来不及了,好比一个中弹的士兵,摁住创口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心脏开始猛烈跳动,浑身冒汗,虚弱得像风暴中的芦苇,战栗哆嗦,手指和脚趾由于恐惧而阵阵发痒。我的骨架灰烬般坍塌,躯体软软地盘在地上,看客“轰”的一声散开。父亲企图背起我,可是他连屈膝弯腰都困难重重,怎么能让松软的儿子上肩呢。父亲一把攥住值日老师的红袖章,绝望地说:


“快,送他上医院!”


刚才还伶牙俐齿的值日老师早被突发事故吓呆了,父亲的求救一瓢冷水那样浇醒了他,顺手一捞就背起我冲向医院。


除了心率过快,医生检查不出我有其他疾病。医院白色的世界安慰了我,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大褂,白色的器械,连镇定的药片都是白色的,真叫我喜欢。父亲还用白纸剪了一个大大的羊头贴在墙上,让我感到特别安心。


这次住院彻底粉碎了父亲希望我康复成正常人的梦想,然而,除了买几本教材辅导我自学之外,他又能帮我做什么呢?打那以后,我家就没有贴过对联,没有挂过年画,没有屠宰过动物,没有买过任何带红颜色的东西。父亲细致到一种程度,将他所有封面带红色的书籍都用报纸包死,假如供销社提供不了其他颜色的包装袋,宁可不买东西。我是一个活人,一个活人就不可能整天待在家,于是父亲就为我配了一副深色墨镜。当我戴上墨镜,走在校园里东张西望的时候,认识我的人就会对身边的人说:


“看哪,那就是杨教授的疯儿子。”


这种话让我感到深深的紧张和恐惧,我不禁要问自己:“我会不会慢慢变成疯子呢?”每当这个时候,我便急匆匆地赶回家问父亲:


“我是一个正常人吗?”


父亲合上《红旗》杂志,摘下老花镜,严肃地回答我:“你是正常的。”


父亲告诉我,恐惧是一种由于感觉面临危险而引起的令人不快的情绪。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感,比如有的人恐高,有的人恐血,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那么,我的红色恐惧症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这跟你的一段记忆有关。”


“哪一段记忆?”


“好了,你该背书了。来,先复习一遍《为人民服务》。”


我从季杆和丁阿姨的嘴里得知,母亲是个百里挑一的美人,那个端庄娴淑,那个风情万种是他们在别的地方从未见过的。我的母亲,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一个中国南方最著名的女人类学家,一个资本家的臭小姐。对父亲而言,母亲的最后一个身份至关重要,正是由于母亲罪恶的血统,才会下嫁给我父亲:一个南下干部出身的行政科长。


奇怪的是,母亲没有任何遗物,我翻过所有的角落一无所得。我常悲哀地仰望天空,纵然思念能够穿透宇宙,我的脑海里也找不到她的遗痕。我问过季红姐姐母亲的事,她除了皱起眉头发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文革”结束后,父亲让我把那些红宝书当废纸卖了,我戴起墨镜淘书,每一本都翻一翻再淘汰。当翻到一本特殊的《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它粗糙又参差不齐的纸质让我心中一沉,我迅速抽掉红色塑料封面,“水漂萍著”四个字赫然醒目。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了,但我敏锐地意识到,绝不能让父亲知道这本书,绝对不能。父亲在另一个房间搬那些尘封已久的《红旗》杂志,听到哭声紧张地挪着肥胖的身体过来,摊开沾满尘土的手问:


“怎么了?讨食客你怎么了?”


我已经把书塞进柜底,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对父亲说:“没事,是尘埃刺痛了我的眼睛。”


父亲的眼里除了疑惑还有警惕,直觉告诉他,事情恐怕没有尘埃刺痛眼睛这么简单。“你出去玩,我来整理吧。”父亲的口吻可不是商量,而是命令,不容违抗的命令。我洗洗手就出门了,玩到很迟才回家。那一天,父亲忙了个通宵,他不但把我淘汰过的书重新检查一遍,还将圆滚的身躯横在地上,四处搜查可疑的物品。


这本套装在《毛泽东选集》红色塑料皮里的书是母亲的一部论文,叫《桃盘寨考察报告》,这是一部手抄本,靠手工剪裁装订成32开的书。借助字典,我一遍又一遍母亲的论文。


母亲留给我的东西除了一部论文,就是一面羊皮鼓。论文是我自己找到的,羊皮鼓也是,而且羊皮鼓来得比论文蹊跷。就在找到论文的第二天,我百无聊赖地在校园漫步,这时候的滨海大学很不平静,传说要恢复高考,各种整顿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原来的图书馆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占为武器库,如今拨乱反正,图书馆还要重建为图书馆。正是这一天,羊皮鼓同那些潮湿锈死的枪支弹药一起被清理出来。路过的我见到它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在《桃盘寨考察报告》中多次看到它的画图。往外搬箱子的正是季红的爸爸季杆,我的老邻居。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死党”,“文革”中季杆原先靠边站,后来被斗得半死,现在学校百废待兴,老头子又派上了用场。见我围绕羊皮鼓端详半天迟迟不愿离去,头上肩上挂满蜘蛛网的季杆停止了搬运,用一种神秘的口气问我:


“你知道这面鼓的来历吗?”


我肯定地回答:“这是我母亲的羊皮鼓,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季杆嘿嘿一笑:“你父亲杨仁杰为了巴结造反派,主动把它送给‘卫红司令部’,让它成为造反派战斗的工具。”停顿了一下,季杆又说:


“造反派嫌羊皮鼓太小了,敲打起来不够雄壮有力,随手丢在弹药库里。我记得是有一根刺木鼓槌装在鼓里的,哪里去了呢?”


“羊皮鼓你能送我吗?”


“什么叫送?”季杆说,“本来就是你们家的东西,你拿回家就是了。”


“我不能拿回家。”我不懂该怎么跟季杆表明我的意思,“我父亲不喜欢鼓,不喜欢羊皮鼓。”


一只蜘蛛爬上他瘦弱的左肩,季杆不动声色,伸出右手,绷紧细长的中指,使劲一弹,蜘蛛抛出老远。由于蜘蛛落得太远,我看不清它是跑了还是死了,可是季杆的话我是听得一清二楚的:


“你母亲的东西,你父亲都不喜欢。”


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点头晕,一屁股坐在草地上,眼前的羊皮鼓猛然变大了,大到一种程度:它的边界甚至超过了我的视野。季杆的声音鼓点那样传进我的耳膜:


“羊皮鼓我替你保管,用得上的时候,随时来拿。”


我因此成为一个职业鼓手,一个无所适从的专业鼓手。当我戴着墨镜在楼下击鼓跳跃的时候,邻居们都会应声而起。——他们不是来围观我的,而是义愤填膺地找到父亲,他们众口一词认定我没有病,是装的。我在楼上听到他们这样跟父亲说:


“一个男孩子那么大了还会怕什么红色?肯定是装的,不是装也是夸张。老杨啊,你要让你的儿子振作起来,干脆强迫他控制自己,要不然将来怎么办?说难听一点,吃屎都抢不到热的。”


我震惊了,因为说这个话的也是老教授,我不是震惊他对恐惧症的不理解,而是震惊他的后一句话。“吃屎都抢不到热的。”这是一个教授说的话吗?父亲拖着肥胖的身体下楼来了,他从来不认为我是没病装病,更不会强迫我要控制自己。上气不接下气的父亲用肥嘟嘟的食指点一点后山说:


“讨食客,到那边去敲吧。”


父亲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我敲响的这面鼓是母亲遗留下来的羊皮鼓,是他巴结造反派的羊皮鼓,是他一辈子都不想看到的羊皮鼓。


从此,我每天去图书馆取出羊皮鼓,然后上山敲鼓,沿着崎岖的山路边走边敲,直到认识黄泉路,有一天,就一直敲到殡仪馆了。


中国是一个红色的国度,红色代表喜庆、热闹、辉煌、吉祥,红色的光荣榜,红色的新娘妆,红色的对联,红色的灯笼,红旗,红包,红蛋,红领巾,连请柬、贺卡、挂历、毕业证书都用红色。真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啊。那么,我一个红色恐惧症患者能干什么呢?有什么工作,在什么场合完全没有红色?


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