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太阳纵队”传说(2)

作者:李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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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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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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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272字

在北京,从小到大我一直住在作家协会大院。那是一座由三栋奶黄色的楼围成的院子,共九个单元。两个单元是拆迁户,一个单元属于我父亲所在的研究院,其他则住着作协和文联的人。像诗人李季、郭小川等那时都住那儿。还有鲁迅同时代的女作家白薇,她住我家隔壁单元的三层。


当时院里的小孩都知道她是“老姑娘”,而且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觉得这三个字非常好笑。


她的穿着也十分与众不同。头上总是戴着一顶男式帽子,夏天是浅色的,冬天是深色的。脚上穿着一双厚底男式皮鞋,一身一本正经的干部服,尤其是那裤子肥得像现在的裙裤,还有棱有角的,特别滑稽。


夏天的傍晚,下班回来,她不像其他人一样行色匆匆地往家赶,而是穿着一身肥肥大大的黑绸衣裙,裙子长得拖至脚面,戴一顶浅灰色的帽子,提着皮包,站在杨树下饶有兴致地、久久地看着我们跳皮筋。路人都看她,我们不看,只是专注地跳,可是心里却觉得好笑得要命。现在想,也许那时她非常地寂寞。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院的孩子大部分成了黑帮子弟。我和年龄差不多的一帮初中女孩们,不愿意到学校去挨骂,便都不去上学了,待在家里,开始是找书看。那时各家的书都没有被抄走,只是把报纸贴在玻璃的书柜门上,将“毒草”和“封资修”的东西禁锢在报纸后面,当然也就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可乘之机。我对所有名著如屠格涅夫、莱蒙托夫、乔治?桑、巴尔扎克和雨果等等的阅览,包括对艾思奇哲学思想的探讨,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一次性完成的。看完后大家还讨论,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对《悲惨世界》里沙威这个人物的争论。“文革”前,没有太多机会看,看一本非教科书的读物,自己都有负罪感,偷偷摸摸的。


对名著的崇拜,很快变成对作家的崇拜。那时大多数有名、有头衔的码字的都在牛棚里蹲着呢。一天,我们几个女孩敲开了白薇的门。她穿着一身灰不灰、蓝不蓝的干部服,其破烂的程度,想必应该不是追求时尚所致。头上戴着顶帽子,灰白的头发直直地垂在满是皱纹和老人斑的脸庞上,微驼着背,两只脚趿着一双很破的鞋,在地上蹭着走路。以前独特的、让我们小孩觉得可笑的风格,没有了。


“奶奶好!”我们乖巧地叫着。


“嘘——”她把食指放在嘴上,像对托儿所小孩一样说,“叫姑姑。”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不由得想起她以前的种种。


她住的是一间一套的房子,房间里家具很简单,不知是不是抄家以后剩下的。一张带写字架的单人床,一张硕大的书桌,一个单人沙发和一个书架。我们挤在沙发和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扭捏地叫了她“姑姑”。她便很高兴地到厨房拿出一罐白糖,舀出满满一勺递到我们面前,“吃糖!吃糖!”我们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她的桌子上摊着一首写好的诗,大意是“革命战鼓震天响”之类,总之,“文革”运动具有煽动性,连她这岁数的文人都写了这类的诗。


她拿出了她年轻时的照片让我们看,真美,而且非常有魅力。再看看眼前的她,在我还很稚嫩的心里,第一次觉得岁月的残酷。她告诉我们,她结过婚,也有过孩子。后来,孩子夭折了,丈夫也离婚了。这样我们才知道,让我们笑了许多年的“老姑娘”原来名不符实。


我们走时,我想起和她借书。她很艰难地从壁橱里拿出几本过期的《人民文学》(“文革”开始,《人民文学》就停刊了)。我不太理解她的艰难,以为是文人大都不愿意借书给别人的原因。几天后,我去还书,她拉着我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你还我书,从来没有人还过我书。”我先是不懂,后是惊愕,同时也明白了她“艰难”的原因,然后便是想哭。我希望这不是事实,我不相信人性能坏到这样,可是这种想哭的感觉一直藏在了我心里的什么地方。


很快地,出于自愿、半自愿或强迫,院里的孩子们纷纷到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村,黑龙江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内蒙的牧区、陕西的黄土高原和云南的雨林地带等等。我们走了,也不懂应该向这个寂寞的老人道个别。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任何“礼”的约束,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经过招工、上学,等我们再回到作协大院时,已经成年了。听说了白薇和保姆的种种纠葛,也听说了她的亲属和她的一些事情。想想她不会再认识我了,便没有去打扰她。其实应该去的,在那样一个年代,能给我们这群她并不熟悉的女孩,那样亲近和真实感觉的人太少了。


每到周末,总能在家里听到邮递员高声喊:“白薇,信!”便想她还活着,也许不再寂寞。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带女儿到加拿大陪读。不久便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悼念她的文章,便知道,她去了。


文章中讲到她的种种辉煌,是她活着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曾听说过的。这辉煌随着她,随着风,飘去了。无声无息,无痕无迹。


走好,白薇姑姑。希望在那个世界,人性不会如此败落。不论何时,不论对谁,不论借什么东西,都会有借有还。电影?怀旧?虚幻


电影?怀旧?虚幻


“文革”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从扬州来了位“百科全书”式的表哥,一石激起千层浪。既是扬州表兄,当属“旧文化”的遗少,特爱怀旧,号称看过几百部电影。睡觉前,哥儿俩四只脚参差不齐地伸入洗脚盆,片名由此推出:从拉美影片《中锋在黎明前死亡》到国产片《李双双》,每晚一部。兴致高时,“连映两场”(当然没“新闻简报”。)


表兄记忆过人,才气横溢,就像我们洗脚盆里的热水,一个劲向外泼。听他娓娓道来:赵丹演《林则徐》,初出场,抬轿停,赵丹出。只走出三步,便听得电影院内观众席间爆发出雷鸣般掌声:那三步走得好!(后来看徐进导的《红楼梦》,方知那名演员步态之讲究:徐玉兰饰贾宝玉,“挣脱了那不离不弃的黄金锁”,斜眼瞥了一下通灵宝玉,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淡淡微笑,随手一撇,然后转身开步而走,那几步,雍容洒脱,不紧不慢,再配上“群情激昂”的众女声伴唱:“抛弃了……”相形之下,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简直是残废人重获新生的乱摆动!)表哥又讲王丹凤演女理发师,琢磨着丈夫搭乘的火车进站是个啥样,不觉之中将剃头推子模拟缓缓进站的火车,在手下胖顾客的头顶深深开出一条“铁道”(如今看来像哈佛广场的“朋克头”),我便咧着缺牙的嘴大笑。


电影故事讲多了,脑子里构出了一个世界:想象中,“文革”前,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而我听故事的年代又如噩梦一般,一长队颤巍巍的老人或执铁锅或拎铁炉,一路走,一路敲:“我有罪”,胸前挂着牌。城内的三个疯子,一日忽聚一起,挽臂横行于街头,曰:“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害得我常做噩梦,梦见那个疯老太婆,穿一身紫红追我,我怎么也跑不快……相比,表哥的故事,便成了冬日被窝中的温暖。即便是那阿根廷中锋须在黎明前死亡,也死得动人。况且,还有那个美丽的芭蕾舞女子恋人,着白天鹅服,掬一把天鹅之死的温馨泪。由此,我更羡慕表哥:偏偏让他赶上那个“温暖”的年代,而我只有画饼充饥想象的份儿。


更恼人的是,“文革”初尚有一些“内部批判”影片却没眼福。一日得票两张,表哥与我同去,结果在影院门口我被挡驾,说是儿童不宜。只好悻悻离开,将票转手“倒卖”了。换得的钱恰好够买一盒“飞行棋”,回家海陆空大战一场方才消解心头之恨。


“文革”后开禁,饱赏了五六十年代的“旧片”,像封窖百年的贵州茅台,一开封,醇香浓郁,三日不知肉味。究竟是片子真好,还是因为其中凝聚了童年幻想的缘故,说不清楚。现在,一想起那些片子,就神思飞越:许云峰冷看重庆夜;李向阳大智金蝉脱壳;刘三姐荡舟歌满两岸;苦妹子倒影姑苏池塘;小嘎子悄然轮胎放气;阿黑哥飞马搭救恋人……


美则美矣,可哪知一幅银幕遮住了“肃反”的滥杀,“反右”的无情,和连年的饥馑!同是五六十年代截然相反的两幅图景:前者温情脉脉,歌舞升平;后者杀气腾腾,全无诗意可言。不幸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因有后者,而将前者的虚幻就此抹去。正因为伴着无法做到的那些虚幻长大,那虚幻便成了真实的过去——该怎样称它呢?真实的虚幻?虚幻的真实?由此,构成了一个矛盾:我们所怀旧的对象是不值得去留恋的,但那毕竟又是我们仅有的无法选择的过去。回想起来,酸甜苦辣,却一样滋滋有味。我仍然执著地相信那个银幕世界是个确实的存在:心灵的世界,感觉的世界。对那个世界的追缅,其实是对自己心路历程的追溯。说来也真是个悖论:对精神贫乏的年代的回忆,现在竟成了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内容……


将来准有一天,我们白发苍苍地坐在镭射录像机前,独自看《枯木逢春》之类老片子,遥想那时候心潮起伏,老泪纵横。旁边玩电子游戏的孙子辈们一定会瞥一眼屏幕,再大惑不解地盯着咱们看半晌,然后嘟囔道:“多奇怪的老家伙!”言毕,又埋头去玩他们的“二十一世纪星球大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