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在草原打针(2)

作者:李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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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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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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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542字

后来才知道,这是梅毒后遗症。解放后,政府曾多次免费为牧民治疗,现在有这种病的人已经不多了。但还不能说彻底根除。只要人们的生活习惯不从根本上改变,就还有传播这种性病的土壤。这些老年人早年得病,所以留下了严重而明显的后遗症。我们在惊愕之余,也为他们悲哀。


梅毒病听起来可怕,但有特效药治疗,方法也十分简单。只需肌肉注射油质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根据年龄大小,一次打一小瓶或者两瓶,一个星期为一个疗程,不行再来一个疗程,一般就根治了。以前公社医院曾搞过几次大规模治疗,分期分批让牧民住院,免费给大家治好了。问题是有人不注意,再感染的人也有。父母有梅毒,生下的孩子就容易患有先天性梅毒,但只要及时治疗,可除去病根,不会影响以后的成长。


我们组刚好有一家生了个这样的女孩,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当我知道自己要给一个出生才两三天的小孩打针,而且每天打,连续打一个星期的时候,真是不胜恐慌,但也不敢拒绝。第二天早上我拿了针和药,战战兢兢去了婴儿的家。


油质盘尼西林就跟牛奶似的呈白色,但很黏稠,抽进注射器和给人注射的时候都很费劲,也费时间。“打在哪里好呢?”母亲揭开孩子身上的小被让我看。婴儿长着一张白净可爱的小脸,头发黑而柔长。只见她下肢中间血肉模糊,一片潮红,完全看不出形状来。“这就是先天梅毒啊!”我暗想,对母亲说:“只能往屁股上打,那里光滑,肉还多一些。”等反过身来看屁股时,屁股薄薄的也没什么肉,抓一下好像能提起一层皮。但只有这地方可扎了。


我往针管里抽药时就很紧张,贴着薄薄的肉把针头往小屁股上一扎,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身子拼命挣扎、摆动。那哭声尖利刺耳,我紧张得脸发热、浑身出汗、手也发抖了。但母亲坚定地跟我说:“你打吧!这是给她治病,再哭也没关系,我来按着她。”因为母亲紧紧按住了孩子的身子,我才得以坚持下去。药是油剂,不像水剂那样容易进入皮肤,直推得我手指头疼才注射完。打完以后我像卸下了重负,但一想明天还要继续打,又开始哆嗦起来。


每天都在惊天动地的哭声中给婴儿打针,但由于孩子母亲的大力配合,我渐渐不再那么紧张了,早上想起打针的事也不像以前那样恐惧了。更可喜的是,那个小屁股每天都有一点变化,等到一个疗程快结束的时候,原来血肉模糊的部分已经开始结痂、变干燥,恢复了女婴应有的样子。看到药物有如此奇效,我不禁感慨万分,也觉得自己第一次为牧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给垂死老人打针


游牧生活是流动的,牛马羊在一个地方把草吃得差不多了就换个地方,让草地休养生息,常绿不衰,自古以来如此。


我们大队方圆百十里,面积虽然不算小,因为没有河流,加上降雨不多,沼泽也很少,吃水主要靠井水。草场也不够理想,草一般都不太高,很少见到齐腰深的草。只有盛夏的草地给人留下绿草如茵,野花漫坡的记忆。赶上旱年,草地变得又秃又黄,所以全公社中我们队是比较穷的。


草场一般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需要根据季节、草场状况及草的种类经常搬家,各个放牧组的地点还不能互相干扰,有时离得很远,有时离得稍近。冬天大家都搬到大队部附近,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全队牧民才难得久别重逢,在大队部的会议室里热闹聚会,说笑打闹,听大队书记演说、队长安排工作等。


草原上搬家是个艰巨的劳动,要把蒙古包完全拆开放到牛车上拉来拉去。蒙古包的构造很有意思,包顶就像一把大伞骨架,可以开合。蒙古包的围墙也由可伸缩的几块连接而成,每一块用很多排细木棍交叉制成,缩在一起像一块长条板,拉开以后就成了有菱形空洞的栅栏了。


搭蒙古包的时候,先把栅栏围墙连接成圆筒状立在草地上,然后把包顶开成大伞状搭放在围墙上,顶和围墙的连接处都一一拴紧,就组成了牢固的蒙古包骨架。在外面裹上羊毛毡,用长绳围住,就成了白白圆圆的蒙古包。拆的时候先把毡子取下来叠好,然后拆收大伞顶,最后把围墙的栅栏也缩好摞在一起,分别放在牛车上,伞状包顶又大又长,一般放在牛车最上面,紧紧捆好后,蒙古包就可以搬走了。


当然搬家的东西不止蒙古包,包里面的家具、被褥、酸奶桶、肉类和粮食,放在外面的木制的饮用水缸、大储存木箱、烧火用的牛粪燃料等,还有平常使用的带篷旅行车,各家的孩子们,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要放到牛车上拉走。一个组的牧民同时搬家,各家的牛车连在一起,有时达二十多辆,像一节节连在一起的火车车厢。女人们赶着牛车,男人们骑马随行,还有成群的狗跟着跑。如果在第一辆牛车上插上一面小红旗,远远看去,就像一列草原小火车,浩浩荡荡,一派别样风光。


有一年,往秋季草场搬家的时候,三组有个老人病了,昏迷不醒。本来已经决定了搬家的日子,这一来只能等等了。组里的赤脚医生因回京探亲未归,我被十万火急叫到了老人的家里。组长让我赶紧治疗,说这种状态不能上路,但搬家时间已经很紧迫,不能再拖了。


老人看来病了很久,家里十分零乱。她平时跟孙子住在一起,因为我来,她孙子暂时住到邻居家了。以前我也来这里玩过,老人做的奶茶很香,蒸的小肉包子特别好吃。老太太年事已高,有七十多岁了,头发花白,眼睛眯着,看东西很困难。尤其走起路来一歪一斜,好像要摔倒似的。从医书上我知道,这也是晚期梅毒的一个特征——共济失调。老太太瘦骨如柴,说话也听不清楚,但特别爱跟我们年轻人唠叨。我也学会了如何应酬这种老人:不管她讲什么,中间稍一停顿我就点点头、笑一笑,“嗯”的一声表示听懂了,对方就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这次老太太看来不行了,卧床已有好几天,不仔细看都不知道被子里还躺着个人,脸色和灰色的被褥几乎没有区别,如果不是手伸到她鼻子底下感到还有气息,都不觉得还活着。我坐在旁边看着她枯槁的脸,心里想: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什么办法都没有呀!过了一会儿,老人醒来了,马上就痛苦地哎哟哎哟,脸也抽搐着。我问她哪儿难受,她一会儿指这儿,一会儿指那儿,也听不清她说什么。我扶起她喂一点奶茶,她很困难地吞咽着,然后又软绵绵地躺下,继续呻吟。那痛苦的呻吟声令我浑身发毛,先给她打了一针普通止痛针,也没起什么作用。


不断有人进来看老人的情况,问我治得怎么样了,我含混地说正给她治呢,还需要时间。他们走了以后,我继续听老人的呻吟,心想如何是好。我把我手头所有的药想了一个遍,没有合适的治疗药。寻思再三,我想起了“扑尔敏”——这个给我带来过晦气的药,虽然不对症,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副作用,顶多是睡觉。我就给她打了一针。果然没有一会儿,老人进入梦乡,还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才感到安心了一点。趁老人睡了,我也赶紧打个盹。后来有人来看的时候,见老人酣睡,也不敢说什么,嘱咐我两句就出去了。


几个小时之后老人醒了,一醒又开始呻吟,我就给她再打一针,我都记不住连续打了几次了。一次组长来了,看了看昏睡的老太太以后满脸不高兴地说:“大家搬家的准备都做好了,就等她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我听罢愣了一下,心想:他到底想什么呢?那口气与其说是希望老人快点好,不如说是希望老人快点咽气。我知道,他们都跟老人沾亲带故,大概都觉得老人已是临终状态,没有什么药能救了,但只要她还在喘气,就不能这样放到搬家的牛车上,因为那等于把老人颠死。


我就这样连续给老人打“扑尔敏”,装模作样地治疗着。她昏睡了足有三天吧。组里的其他人都有点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老人突然清醒过来,还自己坐了起来,细眯的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看我以后,竟然张口说话了,跟我要一盆水。我很惊异,马上用铜盆装了点清水递给她。老人把铜盆放到身下的被子上,两只枯瘦的手伸进了水里,轻轻捧起一把,扑到布满皱纹、灰如土色的脸上。啊!她原来要洗脸。生命之魂刚返人间,她就想到了美,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蓬头垢面,这真是一个女人最基本的愿望啊!我赶紧给她递毛巾。


等再有人来的时候,看到老人的样子都欣喜异常,马上告诉组长。很快有女人送来吃的,给老人喂饭,有人来帮助老人穿衣服、收拾东西。他们都夸奖我把老人治好了,我低头不语。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什么也没干,老人是靠她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过来的。


很快老人家的蒙古包也被拆了,同组的人把老人抬到带篷的旅游车里,里面铺上了松软的被褥。老人被平放到车上,我能看到她花白的头发微微飘起。车轮转动起来,“草原小火车”终于出发了,他们顺利搬家了,我也完成了任务。


当背着药箱骑马往家走时,我想这老人肯定活不了多久了。


多少年后,我在北京看到赵昕,她已经是个不错的医生了。她是最晚离开草原的,接生过很多孩子,治愈过很多疾病,成了当地有名的赤脚医生,后来上了医学院深造。我们聊了很多,我问到队里的熟人,她都一一告诉我:某某结了婚,某某生了儿子,某某当了队长,等等。我问她:“那个老太太早就死了吧?就是那年三组搬家时卧床不起的老太太。”她听罢稍一沉思,然后睁大了眼睛,“没有啊!你给她治了那一回,还真好了。她又活了三四年呢!”


真的?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再一次感到人自身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