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激情岁月(1)

作者:李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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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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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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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6510字

一九七五年八月,我下乡插队,随后两年半的艰苦生活,使我有了直面人生和社会的机会。我所在的那个知青组,前后有三十多人,吃住在村里专门设置的“知青组大院”里,但分散到各生产小队去劳动和分配。当时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峰,各地农村都在争创“大寨县”,村里则是在争取亩产“过长江”,“跨纲要”。我们那个村子很穷,三百多户家,一千多口人,八个生产队,只有为数不多的十几辆自行车,没听说谁有手表和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也没有几台。那时村里没有电,更没有拖拉机,仅有的机械就是几台破旧195柴油机,所有的农活都是靠锄镰铣、牛马和笨重的体力。生活也很艰苦,长年的主食就是地瓜面“煎饼”和玉米面“窝窝头”,白面很少,肉和油很缺,吃臭虾酱时常常会吃出苍蝇来,能在过节时吃上一顿肉包子,简直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刚下去那回儿,知青们热情极高,牛气冲天,我们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六十年,六十年不死接着干。”大家的确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夏天战洪水,冬天修梯田,谁都想“磨两手老茧”,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记得有一次地头“赛诗会”上,一位知青朗诵自己创作的描写“推小车”情景的诗歌:“怀一颗红——心——露一脸钢——筋——看,填平的车辙复压深……”大家顿时笑得前仰后合,满地乱滚。的确,我们当时就那么幼稚。


那会儿,我的美术特长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村里村外,“大寨田”山头,公社大街两旁,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的大字,最大的字有几米见方,用石头在山坡上摆成,远远就能看到。我还参加了公社文艺宣传队,翻山越岭到各自然村、生产队、地头和场院里演出。那会儿我很自豪,自以为我们正在为那个“崇高理想”扎扎实实地奋斗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逐渐地认识和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和人生,它与狂热的理想究竟有多大的差距。那时知青下乡是随父母的所在单位的,这样便于管理。我们那个组知青们的父母来头都比较大,当时那个专区第一、二把手及各局委主要领导的孩子基本都在我们这个组待过。由于这样一帮地区领导的千金或公子住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县、公社到大队都极为重视,生怕有所闪失,弄丢了头上的“乌纱”。


刚开始时,知青们的安排和待遇还是一样的,可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可这种状况很快就有了明显的差别。那些领导的子女先后被安排去当会计、保管、供销社的售货员、民办老师、赤脚医生、广播员等,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了所谓的“公职人员”,有的甚至干脆回家泡病假。因为他们的老子手里有权,可以给大队、公社乃至县里批几张条子,带来诸如化肥、农药、水泥、钢筋等当时的“紧俏物资”,生产队和公社的干部又可以借知青家访的名义,到那些领导人的家里串串门,送上一点儿农村的“土特产”,为将来的仕途畅顺通融一下感情。而我们这些来自普通干部家庭的知青,则被另眼相待,不仅好位置轮不到我们,入党的次序也排在那些知青的后面。后者是我尤其不能容忍的,因为当时我对“政治上的进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自认为在中学阶段时曾比他们强过,下乡后又是知青组副组长,大队团支部书记,还负责着大队的宣传以及公社的知青文艺演出队,连年被评为县里的“先进知青”,一直积极劳动在第一线,理所当然会“优先入党”,可事实却把我的幻想和自尊心砸得粉碎。


下乡不到一年时,我与同组的另两个正副组长一起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经本村党支部通过后报公社党委审批,据说是因“名额限制”没被批准。那次我很委屈,有苦无处诉。其实我应该明白,与那两位知青相比,我除了埋头苦干外,并不能为村里和公社多作点儿“贡献”,怎能这么轻易地“捞”到“党票”呢?


第一次入党失败后,带队干部怕我有情绪还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接受“组织的新考验”。我还认真地反省过,准备“端正态度,放下包袱”,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各项工作中。不出半年,组里又有两位知青因“特殊贡献”而被接受入党,我也再次“陪杀场”,结果还是不批,据说这次是“材料不全”。哈哈,第一次材料齐全,第二次反而不全了,谁信呢?这次,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知青组里也有人嘀咕,说我家里有“重大历史问题”,所以两次入党才被“刷”下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简直是等于被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真比杀了我还难受。两次挫折,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更有一种被戏弄、被羞辱的感觉。


一九七六年夏季,村里小麦丰收,社员们都指望着这下会多分一些麦子了。谁知都打了两遍场了,公粮还是没有缴足,后来了解到那是层层吹嘘,弄虚作假,争当“大寨县”、“大寨村”造成的恶果。亩产吹得高了,缴公粮的指标当然也高,最后的结果是从上到下得了锦旗,有的人被提拔了,而劳苦了一年的社员们,那年人均仅分得了二斤麦子。二斤啊,喂老鼠都不够,其他的全是地瓜和玉米。第二年春夏青黄不接时,一些人家就断粮了,只好偷偷地东借西凑,挖野菜度日。记得知青组在自己的菜地里种了一些大蒜,收回来把蒜头切下来腌咸菜,那扔掉的蒜秆蒜叶都被社员们拣回去吃了。我们知道后都流了泪:为什么种粮食的人却吃不饱,饿着肚子还不敢声张?


那年初春,本村民办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回家生孩子,学生没人教,村里让我去代几天课。那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教室里没有炉子,窗户和门上没有玻璃,用塑料薄膜封着,寒风不时从破洞里吹进来,课桌和凳子用土砖和水泥垒成。孩子们就是坐在冰冷的“土堆子”上,伏在冰凉的“土台子”上,忍受着寒冷听课。这就是“祖国的花朵”吗?他们能担负起农村的未来吗?看着孩子们冻红的小脸和小手,我的心都在流血。


目睹了农村的艰难困苦和各级干部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以及周围那些“优秀分子”的拙劣表演,我慢慢对自己所追求目标的正确性产生了迷惑和怀疑:为什么理想与现实有这样大的反差?是理想错了还是现实出了问题?或是我个人对理想的认识有偏差?当时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之后,决定放弃对那个虚无缥缈的目标的追求,从痛苦的旋涡中解脱出来,转向于充实自我。那时的想法中,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与他们比高低的情绪,但无论如何,我因祸得福了,从那以后不再那么轻狂,开始冷静地思考和学点东西了。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单调的,但我却过得很充实。白天的田间地头和夜晚的油灯下,是我看书的好地方。知识填充了大脑,使我摆脱了烦恼;朴实的农村社员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鼓励我且给予我许多的帮助;月光下知青组前面的小河,漂走我多少悠扬的琴声。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即使它可能一时被埋在土里。我想,无论组织是否接纳我,我都是社会的一员,我还可以为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这是谁也不能夺走的权利。由于我的及早醒悟和坚持不懈,多年荒废了的学业又重新拾了回来。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制度,那年十二月十日,我冒着严寒,步行十几里路,去公社所在地参加了考试,实现了继续深造的梦想。


说来也滑稽,就在我接到了入学通知,准备离开知青组的前十几天,大队党支书突然通知我,说我的入党申请被公社党委批准了,要我和最近新入党的一批知青一起参加入党宣誓仪式。当我站在那面“镰刀斧头”的旗帜下时,心情是复杂的。我很喜欢歌剧《江姐》中《绣红旗》那首歌,江姐当年为理想献身的英雄气概永远激励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向往的,是不是我们这样的社会,他们的鲜血有没有白流。我们是在继承他们的遗志吗?为什么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丑恶?由于心中充满了疑惑,所以在那个仪式上,也就没有了激动和神圣感,我只是机械地重复地念着别人的话而已。


之后,我离开了农村。在那里,我不仅流下了汗水和眼泪,也抛弃了不着边际的幻想,我学到了朴实和勤劳,学会了面对挫折和选择人生。艰苦的农村岁月,使我成熟,让我长大,令我永远怀念。


冬夜遇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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