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在草原打针(1)

作者:李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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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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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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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110字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这辈子压根儿不具备那个才能和兴趣。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中,我当上了草原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这个词,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文革时代”的南方农村。那里的乡下人长年打赤脚,和当地人融为一体的知识青年们虽然也打赤脚,劳动之余却背起了药箱,走门串户看病,深受缺医少药的农民欢迎。这个词也就应运而生,含有一种亲昵的味道。


按今天的眼光看,没有医生资格就随便给人看病开处方,无异于犯法。但在穷困偏远地区,却起到了救死扶伤的作用。况且那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法。那股热风一直吹到了北边的大草原,我们这些有点知识的北京插队青年摇身一变,成了草原上的赤脚医生。其实应该叫马靴医生才对,这里是绝对不能打赤脚的,要是赶在冬天打赤脚,脚丫子肯定要冻掉的。


第一针就打错了


公社要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每个队选几名知青参加。这个消息很快在草原上传开,我也被赶鸭子上架,成为其中一员。倒不是喜欢,主要是好奇,同时也觉得是个本领,不妨一试。知青中的确有人爱上这一行,好几个同伴回城后上了医学院,现在成了北京几家大医院的医生呢。但我却远离此道,大概从我打第一针起就注定了我不是这块料吧。


草原虽然还保留着原始的游牧习惯,但组织却是现代式的。那时“旗”(相当于汉族地区的县)的下面是人民公社,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大队下面是小组,也就是各个游牧组。公社主要从事行政领导,党委书记都是旗里派来的国家干部。经济和生产管理等都在大队,属于大队经济核算制,由大队党支部负责全面工作。


公社有医院,那里都是些正规医生和护士。只是人数有限,没有力量去基层大队巡诊,大病号要直接到公社医院就诊才行,下面的蒙古包实际上等于无医无药。


这次学习,有医生专门给我们讲课和做简单实习。“文革”全国停课两年后,我们这些中学生又有机会学习,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甚至还有一点激动呢!


我第一次听人讲医学知识、各种病的区别和用药常识,小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最后实习注射时由学员互相打针。只记得医生说扎针时要狠点,针头离皮肤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猛地扎下去,有个冲劲,这样皮肤就不会感到很疼。如果针头触到皮肤后再生硬地往里捅,就会感觉非常疼痛。对方给我打针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我给对方打的时候下了好几次决心,悬空掂了好几次针管,都不敢一下子扎下去。犹豫了半天,结果还是针头接触了对方皮肤以后扎进去的。捅的时候,看得出对方皱起了眉头,疼得龇牙咧嘴的。


培训结束,公社医院给各队发药,然后再由各队分配给小组。因为药量有限,同一个药盒里也有装两种针剂的,当然都是本人自己装了。然后我们背着鼓鼓的药箱兴高采烈地回到各自的蒙古包。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了我们大队第六组的赤脚医生。


很快有了第一个病号。组里一个年轻的女牧民身上起了一片又红又痒的小疙瘩,看样子是湿疹类过敏症,我决定给她打针。这是给患者的第一针,我很紧张。我把针消了毒,小心翼翼装在针盒里,然后寻找我要用的药。我在一堆药盒里翻了一会儿,看到盒上写着“扑尔敏”三个字,迅速拿起来向牧民走去。


我用酒精棉给她的皮肤消毒以后,取出针管并插好针头,然后从药盒里取出一支水剂。用镊子敲开药瓶的时候还挺顺利,齐齐地削掉了头部的细管。因为如果敲不好,可能会把瓶子整个敲碎。我迅速把针头插进小瓶里吸药水,然后准备给病人打针。因为在公社练习扎针时不大成功,我的心思完全集中到如何扎上了。我掂了掂手里的针管,猛地一下扎进女牧民的皮肤。这次成功了。看到女牧民脸色依然柔和,我松了一口气,心想我还是可以学会的。


接着我开始收拾扔在地上的空药剂瓶。等我拿起空瓶子时,上面的字一下进入我的眼帘:“阿托品”,我顿时呆了。我反复看了几遍,的确是阿托品。但药盒上写的是“扑尔敏”呀!怎么会混了呢?我脑子里一下成了空白,心也咚咚跳起来。我想起来了:在各组分药的时候,我在扑尔敏盒里放了一半的阿托品。是我自己装的,怎么忘了呢?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没有在药盒上面写字注明呢?我惊惶失措,悔恨交加,但也不敢在牧民面前表现出来,只想下一步该怎么办。队里的另外一个赤脚医生赵昕,就在附近不远的组里,比我医学知识多,只能求她想办法了。我赶紧找了一匹马,骑上去找她。一路上我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路很近,我很快找到她。跟赵昕急急说了情况以后,她立刻狠狠批评我:“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你为什么打针以前不好好看瓶子上的字?”我说:“现在讲这个也没有用了,赶紧想办法吧!”我几乎是在哭着求她。她马上翻出医书,查我打的那支阿托品的剂量和副作用,并告诉我:“那一支是极量,很可能出事。目前最好打一支解毒药,要是有仙鹤草素就好了,可惜我手头没有。公社医院太远,远水也解不了近渴。”


“那怎么办呀?总得想点办法呀!”我急得拉着她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看我丢魂丧胆的样子,她只好说:“不管怎么着,先去看看再说吧。”她迅速骑上马跟我去看患者。一路上我想:“如果这个女人死了,我只能坐牢了,一辈子就这么完了。”我害怕极了,觉得天昏地暗。


到了牧民包附近我俩下了马,发现没有什么动静,如果出了事,肯定不是这个气氛。我跟赵昕进了牧民的蒙古包,看见那个年轻女子半坐在地上。所谓半坐,就是一只腿跪一只腿蹲,蒙古包里女人最常见的坐法。她穿着缝制合体的绿色蒙古袍,衬出高大丰满的体型,正往灶里添牛粪烧火,看见我们两人后腼腆地一笑。赵昕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得女人脸都红了。赵昕问她:“你觉得身上有什么地方难受吗?”她摇了摇头。


赵昕松了一口气对我说:“看样子不大要紧,咱们再等等吧。”我们大约等了半个小时,那女人没有什么变化,赵昕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告诉我:“瞳孔有点放大,这是阿托品的副作用。但总的来说问题不是很大。”看看没什么要紧了,我送赵昕回去。她一边走一边教训我,我无话可说,只能默默点头。后来我猜想,阿托品是治肚子疼的,草原上的女的大概经常这疼那疼的,那女人又很高大,所以极量的阿托品才没有带来可怕灾难。


草原上虽然闭塞,这种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全公社的知识青年都知道了我的这件糗事。后来去公社买粮食,特别是碰到别的队的男生,他们骑在马上,远远看见我就高声大喊:“听说你给牧民打错针了,真有两下子呀!哈哈哈!”我无地自容,知道自己成了知青中的笑柄。


以后再打针的时候,我都要把针瓶上的字颠过来倒过去看上四五遍,确信绝对没有错以后,才敢扎下那沉重的一针。


给初生婴儿打针


不管我多么害怕给人打针,我还要继续打下去,因为组里就我一个赤脚医生。


每天早上一起床,只要想起今天要给某人打一针的时候,我就开始浑身不自在:心跳、出冷汗、无所适从。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大概是得了打针恐惧症。直到打完那针之后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才能有心思干其他事。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我完成给一个初生婴儿注射的任务后,这种恐惧感才逐渐化解。


初到草原的人,无不为草原的辽阔和美丽而惊叹:雪白如云的羊群,黑压压的牛群,奔腾无羁的马群和点缀在绿海之中的雪白蒙古包,都给人梦幻般的奇想;如盖的苍穹和夜晚的繁星亦令人心驰神往。在羡慕马上牧民的矫健雄姿和蒙族姑娘壮美的身材外,也看到了另外一种难以相信的景象。


那个年代,城里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却没有这个限制。这里人口很少,我们大队恐怕也就百十来个人。全公社三个大队,方圆几百里,不会超过一千人。牧民家里的孩子也不多,好多孩子还是养子。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缺医少药是一个原因,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促成了这个事实。性病的长期流行,使很多人失去了生育能力。为此,政府曾几次把外地的孤婴成批送来,据说五十年代就有一批来自上海的婴儿被送到这里。


草原牧民热情好客,串门是一个习惯。尤其对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年轻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邀请。我们到处串门,家家都得去,家家的奶茶都得喝,有时肚子都撑得走不动了。如果能在牧民家里过夜,他们更高兴了。我们队里有个年龄很小、来自呼和浩特市的蒙族知青,只有十四岁,因为会说蒙语,串来串去跑得最快,经常给我们带路。一次他刚进一家后,就神色惊慌地跑出来告诉我们:“不好了,不好了,看到妖怪了!”接着比手画脚地说:“我看到一个可怕的老太太,没有鼻子。”我们不相信,等进了这家以后也都一愣,眼前的老太太在应该有鼻子的地方只有两个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