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落英山峦(1)

作者:李云峰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3:35

|

本章字节:7070字

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小芳。这种追忆,不是切切的思念,只是不经意时,心底就会飘过一点点小芳若有若无的影像。


我于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那时我们必须自觉自愿地俯首于命运的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知青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闹得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力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底,“红太阳”的革命目的已达到,但四百万血气方刚“拿起笔作刀枪”的中学毕业生待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看得他老人家心烦意乱,于是挥挥大手,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一时间,全国各地高中、初中的毕业生,热泪盈眶地响应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拿起锄头作刀枪。


到一九七五年,知青下乡的热情已消退。一九七四—一九七六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下乡再煽高潮。不像“老三届”的知青,我们不需穿林海,过雪原,去“支边”,也不用到偏远的苏北农村去“插队”,我们去的只是近郊的农村或农场。不幸的是,此时已形成制度,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基本原则是每家“两丁抽一”。不过这时也体现了进步,这“丁”男女皆宜,决不重男轻女。此外,独生子女可以留城,有疾病的也可以留城,这样,全班一大半的人都可留城,下乡的只是少数。


这时的人也学乖许多,人人知道“蓝天、白云”下的艰辛。春节过后一开学,学校里本来就靠边站的数理化全部取消,下乡的政治挂帅,大张旗鼓开会动员,小组讨论,人人表态,忙得团团转。班主任家访,父母在单位被叫去开座谈会。


我校还出了个想顺杆往上爬的猴,是某军区司令的千金。她登台大唱高调,随着“山丹丹那个开花赛朝霞,延安那个窑洞住上了北京娃”的歌曲,宣布延安窑洞也要住上个南京娃(但愿她现在一切都好)。闹腾得十几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同学也跟她报名去了延安。但大部分人此时已变得透心凉,对台面上的慷慨激昂不感兴趣,表面随大流、半起哄地鼓掌几声。当然,饭得吃,屎照拉,写申请书坚决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扎根山村干革命的都是家里“两丁”中该下乡的。


我在家是老巴子,即最小的一个。一哥留城,一哥下乡,我成了动员的重点对象。但我对笔、对锄头、对刀枪都不感兴趣,就像对入红卫兵、对入团都不感兴趣一样,死活不吃那一套。磨磨蹭蹭搞了几个月的病退,实在不行后,我“幸运”地搞到一个去国营林场的名额。那年头,去农场等于吃皇粮,十二元三十八斤粮票一个月,旱涝保收。于是,一过完年我就走了。


我去的是江浦县的一个国营林场的水果大队,桃子小队。第一次看见小芳,就被她的美丽、鲜活震住了。那是到农场两三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我和小李、小刘被分配去给桃树施肥。当我到达时,远远看见身披朝霞、亭亭玉立的她,疑是天仙。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没见过她。记得第一天下午抵达分场,几个同来有几分水色的姑娘都被分配留在分场。晚饭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了十五里高高低低的山路才到达水果大队。“广阔天地”在城里听起来还有点诗情画意,空旷的山野,几十里不见人烟,走起来令人心寒无比。短小精悍脸色阴沉的程队长给我们介绍了队里所有的人,当时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女知青身上,还暗自懊恼,新老知青中一个漂亮的也没有,一个个都像蔫了的黄花。


每年开春前,队里集肥要“干塘”,挖出鱼塘积存的淤泥做肥料。挑塘泥,有负责挑的,有负责挖的。小芳大大方方地问:“新来的?”


我老老实实地答:“唉。”


“挑过担子吗?”


“没得。”


“先试试。我和老王挖,你们挑。”她三下两下就替我添上一小担泥。


小芳是个漂亮的农村女孩,天色无饰,漂亮得健康、自然、朴素。辫子又粗又长,摆动在腰下一点,走路时很有节奏的颤动幅度,恰到好处。一双不大却很传神的眼睛,小巧的鼻梁,洁白的牙齿,嘴合起来就像一个红红的樱桃。宽松的衣裤掩藏不住那令人羡慕的身材。


小芳的话音像山间的小溪,虽然带点土,却非常清脆,和南京人处长了,学得一口的南京腔。她肤色好,淡黄色的皮肤非常细腻,干活一热,黄里透红,让人好不心怜。年轻女子的水色好了,就能把整个人带活,带出一轮青春,一种光泽,一种韵味。小芳使我想起那年头的大美人,电影《春苗》里的形象:健康、敦实,能干活、能挣工分。


老王却对我们不大理睬,乍一看,很“夹生”。他动作慢,躬身用铁锹卖力地切割,挖起一方一方的泥,搁到我们的竹篓上。看我们很累,也不说一句安慰的话。给他敬烟叶也不收。


收工时,小芳在我耳边悄声说:“老王是国民党军官。”


“国民党军官?”我惊讶得张大了嘴。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当时,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非常重要。后来晓得,这队里还真有不少阶级敌人。老王是一九七五年最后释放的国民党战犯。还有个和尚,被迫离庙,虽还俗,但又一直不结婚,于是上头有令,他在场里受到“特别照顾”,不能乱说乱动。还有一个名中医,因为书记的大儿媳也是医生,一村不能藏二医,于是被勒令不许再走资本主义单干老路。


队里情况复杂,自己又非根红苗正,除了装聋作哑之外,阶级敌人这根弦更要绷得紧。头上有辫子,屁股上有尾巴,和阶级敌人一起说话办事,要格外小心。


据说小芳原来和刘老师的儿子好,后来,小蒋一出现,就把她的心夺走了。刘老师是我们分场唯一的果树技术员,专门负责全场的苗圃,大家尊称他为老师。我们的果树育苗、嫁接、修枝等技术都是他教的。刘老师为人极为客气,总是悔人不倦,但他说话从不正视别人,即使在讲课时,脸上也鲜有笑容,也从不和人主动打招呼。他的状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他儿子高中毕业后,在分场的小学教书,是个聪明、憨厚的小伙子。


小蒋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也是知青,比我们早来两年,属于“老杆子”。身高一米八,皮晒得铮亮,浑身是肌肉,做农活,打篮球,搞宣传,都是好手。工人出身,一心想向上爬。咋咋呼呼,一脸的春风得意。我来的第一个晚上就认识他了。


小蒋在苹果小队,干活时和小芳没有接触的机会,倒是我们桃子小队的知青,天天和小芳一起干活。小芳是“老职工”,我们的师父,领我们干活,一见我们做得不对,马上就甜甜地大声吆喝:“哎,看你累得噢,这样做。”(“累”是南京话,相当北方话里的“累赘”、“笨拙”的意思。)


知青谈恋爱是犯双重错误。我们是革命的新一代,是下乡来“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再教育的,要一心一意搞革命。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和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没什么两样,都是犯思想路线上的错误。


知青和农村人谈恋爱更是致命,这意味着一辈子都甭想“上调”(即回城工作)。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医务室的赵医生是一九六八年的知青,和当地人结婚而至今没能回城。其他“老三届”的知青大都已回城,没走的也都在总场、县城的工厂里,只有结婚的她还在偏远的队里。平时常常念叨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此时听着像醒世警言。


小蒋和小芳的爱情从来不是明目张胆、死去活来的,而是眉目传情、心照不宣的那种。由于事关重大,竟也没人开他俩的玩笑。当然这种“恋爱”决不是现在人想象的那种程度,偷偷摸摸地抱起来往床上跳。


对于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无产阶级,这叫“谈朋友”,或叫“搞对象”。这种关系也很简单,说好听的是比较含蓄,说不好听的叫压抑:只要俩人经常在一起,看电影、聊天,干活时相互帮助,生活中相互照顾,就是好上了。当然“好上了”也不是现在人所说的“搞上了”的意思。事过境迁,要想准确表达一个时代的氛围,而不让不同时代的人产生不必要的联想,看来很难。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男女关系都这么简单。自古以来,食色,性也。不过还得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饱暖思淫”。当时,知青想回城的压力都很大,小蒋也不例外。他不仅有回城的压力,还有向上爬的雄心。他是我们队的团支部书记,眼睛却盯着分场团委书记的位置,每次分场场长或书记来,他都忙得屁颠颠的。据说入党报告也呈上去多时,还忠实地每月一次地写思想汇报。因此,他很小心谨慎。


对***的自然向往,被熏红了的政治压抑着,化作无尽的、不着边际的闲聊。如果发现哪对男女可能有实质性的关系,更有好事者跟踪、窥探。如程队长和女知青“二吨半”的床头关系,就硬是被我同宿舍的小李和小刘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