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2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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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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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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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304字

小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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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无能为力,不是因问题本身的难度,及世界危机的复杂性;却在不分新旧,一切对策显然均已失灵,无法对人类进行任何管理改进。


短促的20世纪,是一个宗教性思想大战的年代。但是其中最凶残血腥的一宗,却来自19世纪遗下的世俗宗教思想,如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个中的神祇,则是抽象的教条,或被当作神人般的政治人物。这种献身世俗宗教的虔敬热衷之极至,也许在冷战步入尾声时即已渐走下坡(包括五花八门的个人崇拜),至少原本属于普世教会的现象,已经减为零星对立的宗派。然而世俗宗教的力量,不在其能够动员如同传统宗教般所能激发的热情——其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者几乎从未做此尝试——却在它们口口声声,声称能为危机中的世界提出永久性答案。糟糕的是,随着本世纪的告终,它们的失败之处,却正在其不能提供这个答案。


苏联的解体,自然使众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失败,苏式共产主义垮台,正表示全民所有制度的不行。举凡生产的手段,以及无所不包的计划,都在国家及中央的手里,完全不借助市场或价格机制的调节,这种制度,如今已全盘失败。而历史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也都主张将生产、分配及交换的手段由社会全体拥有,并全面铲除私有企业,不再以市场竞争进行资源分配。因此苏联的失败,即非共产社会主义希望的破灭——不论马克思抑或其他——虽然环顾世上,并无一国政权真正宣称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不管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及精神鼓舞之所在,未来能否继续存在,势将属于世人争辩的题目。但是显然易见,如果马克思老先生一直活着,而且继续作为一位大思想家(此事想来无人怀疑),那么自1890年以来,为号召政治行动并掀起社会主义运动而形成的马克思思想众版本中,恐怕没有一家能以其原有面目出现吧。


而在另一方面,与苏维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也显然破产。即对完全自由经济的迷信坚持,认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应该全部由毫无限制的市场与完全开放的竞争决定。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产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财富与工作,且能带来最大幸福,并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会形式。事实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会,从来就不曾存在。还好,不像苏维埃式的乌托邦,在80年代之前,世上还没有人试图建立过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自由主义的精神,整个短促二十世纪时期,都只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乃是针对现在经济制度的不见效与国家权力的膨胀提出批评。西方国家里,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权对此最为向往,一再尝试,到铁夫人下台,其经济之颓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但是甚至连英国的尝试,也只敢渐进为之。待到前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向外求医诊治,西方顾问提出的药方却是“休克疗法”(shockherapies),立刻以“自由放任”的特效药取代旧制度。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造成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多方大灾难。新自由主义神学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徒然好看,却与实际完全脱节。


苏维埃模式的不济,肯定了资本主义支持者的信念:“没有股票市场,就没有经济社会。”而极端自由主义的失败,却证实社会主义的看法比较合理,人类事务之重要,包括经济在内,的确非比寻常,绝不可全由市场处理。而一国经济之成功,显然更与其经济大家的名望无关。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言之,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各为不能共存的两个极端,诸如此类的争执辩论,看在未来时代眼里,恐怕只是20世纪意识宗教冷战的余波吧。在三千年纪元的岁月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也许正像16、17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者为谁是真基督教的争论一般,到了18、19世纪,却全属无谓的辩论。


较之两极制度的明显崩溃,最大的危机,却在于实行中间路线或混合经济者,同样亦陷茫然。这一类的政策,主导了本世纪中最予人深刻印象的多项经济奇迹。它们以实际手法,配合个别条件及思想意识,结合公有及私有、市场与计划、国家和企业。但是这里的问题,却不在某些高明的知识理论在应用上出了毛病,因为这些政策的长处,不在理论的完整,却在实际运作的成功——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连这些实际的成果,如今也已遭到侵蚀。危机二十年的出现,证明黄金时代的各项政策也有限制,可是却找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方法取代。同时暴露无遗的,则是1945年来因世界经济革命,而对社会、文化产生的种种冲击,以及为生态带来的潜在毁灭后果。简单地说,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人类的集体建制,已经不能再控制人类行动造成的共同后果。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之所以流行一时,在思想上的吸引力之一,即它是以“越过人类集体决定”为宗旨。让每一个个人追求他或她的快乐满足,完全没有限制阻碍,如此不论结果为何,必将进入所能达到的最佳后果。换作另外任何一条路——这些人竟然主张——效果都将不及这个最佳手段。


如果说诞生于革命年代及19世纪的思想,到了20世纪末期,发现自己已濒临穷途末路;那么人类最古老的指路明灯,即传统式的宗教,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不能为世人提出可行之路。西方宗教已一塌糊涂,虽然在少数几国——最奇怪的是由美国领军——隶属某教堂并经常行宗教仪式,依然为一般生活的固定习惯(kosminchma


,1993)。总之,新教派的力量急速下降,立于世纪之初的大小教堂,到世纪之末,却都已人去楼空,于是不是出售,便是改做他用。甚至如英国威尔士一带,这个当初靠新教建立起国家认同的地方,也同样一蹶不振。而从60年代始,如前所见罗马天主教之衰落更是急转直下,甚至在天主教享有反抗极权象征地位的前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失败之后,此地的羊群也与他处一般,渐有背离牧者远去的迹象。有些时候,一些宗教观察家们以为在后苏联的东正教地区,抓住了一点回归宗教的蛛丝马迹。可是在世纪末的此刻,这种发展趋势却不大可能,缺乏有力的证据——虽然绝非无稽之谈。各式基督教派的谆谆教诲,不管其佳言美意,愿意静心聆听的善男信女如今均已减少。


传统宗教力量的衰亡,并不因战斗性强的宗派兴起而有所弥补,至少在发达世界的都市社会中如此。各种新异宗派及聚教众而居的现象流行,世间男女逃脱他们不再能理解的世界之余,纷纷投入各种以无理性为最大追求的怪异信仰;凡此种种,亦不能挽回宗教势力流失于万一。社会上虽然充满了这一类奇宗异派,但是事实上其群众基础却很薄弱。英籍犹太人当中,只有3%~4%属于任何一支极端保守型宗派或团体。美国成人人口里面,隶属于好战式宣教派者也不到5%(kosminchma


,1993,pp1516)。


至于居于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情况自然大不相同。不过远东地区的广大人口照例要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孔老夫子的传统教诲之下,几千年来,就已与正式的宗教无缘——虽然其中不泛非正式的民间宗派。除此而外,在其他的第三世界里,宗教传统,一直是其世界观的骨干。此时此刻,随着一般平民也成主角常客,自然令人以为传统宗教在这个舞台上的势力也应愈发强大。这种揣测,事实上也正是本世纪最后数十年的动态,因为主张并倡导其国家现代化的少数俗家精英,毕竟只是广大人民群众里的少数(见第十二章)。政治化宗教的追求,于是愈发强大,正因为旧有宗教依其本质,便与西方文化和无神富国为敌。在旧宗教的眼里,后者不但是导致社会紊乱的媒介,而且压榨凌逼穷国日盛。这一类运动在本国境内攻击的目标,便是那些开着奔驰轿车、女子也皆解放的西化富人阶级,这种现象,不啻更添几分阶级斗争意味。这群宗派团体,在西方随之以“原教旨主义者”而闻名(此名其实有误导作用)。名字也许新潮,论其性质本源,却来自一个人为想象的“过去”;在那里,不再缥缈虚无,一切都比较稳定可靠。但是一来时光不能倒转,二来(比方说)古中东牧民社会的意识思想,与今日社会的实际问题根本不能挂钩,因此这类观念,自然无法发生丝毫启迪作用。所谓原教旨主义者的现象,正如维也纳机智大家克劳斯对“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所下的注解:“它的本身,正是它所要治疗的对象。”


而那一时之间,仿佛热闹成一片的口号思想杂烩——简直令人难以将它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也陷在同样萎顿不振的局面里。它们生长在旧制度旧意识的灰烬之上,正像二战之后,蔓蔓杂草丛生于炮火之后的欧洲各大城市残垣一般。这便是仇外思想与认同政治的兴起。但是拒绝接受那难以接受的眼前现实,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见第十四章)。事实上随着新千年的开始,最能接近这类思想的政治手段,也就是威尔逊——列宁式的主张,认为所谓有相同种族语言文化的民族,应拥有“民族自决权利”,如今却已沦为野蛮悲惨的一幕荒诞剧。90年代初期,许多理性的观察人士,开始将政治因素排除(除了某些主张民族主义的行动分子)——也许是头一回开始公开提出——或许放弃“民族自决权利”正是时候。


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却愈发激烈,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于是走投无路之下,在这个危机年代,以及各地国家、制度纷纷崩解之际,便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爆发力量。正如两战之间年代的憎恨情绪,曾经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第三世界发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议,以及迫切寻求认同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的饥渴呼声,就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建立“社区家园”的要求,习惯上恰与建立“法律与秩序”的呼吁相呼应)。这些力量于是进而推翻了旧有政权,建立了新的政权。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为大灾难的时代提供解决办法一样,它们也不能为新千年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促二十世纪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们能否组织出全国性的群众力量,一如当年在法西斯攫得决定性的国家权力之前,即已将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强权的那股群众势力。细数其最大资产,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与自由主义形影不离的学院派经济学的干扰,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论罢了。因此,如果政治的气候决定工业应该收归国有化,就绝不会有乱议国是的相反意见前来阻扰,尤其是在它们根本不懂这些“胡说八道”有何意义之际。其实,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不论由谁去做,也都不见得比别人更知道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