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2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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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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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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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21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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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中国实行的新路线,不啻为最坦白公开的承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构造需要大事修改。而且除了中国而外,当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时,凡是世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显然都出了极大的毛病。只见苏维埃式的经济动力渐缓,所有可以计算的重要增长数字,也随着1970年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逐期降低:国民生产总额、工业产品、农业生产、资本投资,实际平均所得,都是如此。就算没有在真正的退化之中,苏联经济毕竟露出疲态,宛如牛步进行。更有甚者,苏联不但没变成世界贸易里的工业巨人,反而在国际市场上倒退。回到1960年,它的输出品还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金属及其产品为大宗;到了1985年,却转以能源为主(53%,即石油及天然气)。反之,它如今的进口货物中,几乎有60%为机械及金属类等,以及工业消费产品(sssr,1987pp15-17,32-33)。换言之,苏联的地位已经宛如专事生产天然资源的殖民地一般,为其他较先进的工业经济提供能源——事实上,后者主要就是它本身在西方的附庸国家,尤以捷克斯洛伐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主。而后两国的工业,也可以依赖苏联无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市场供应,无须从事重大改进以补自身不足。


事实上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经济落后,连一般性的社会指标,如死亡率也停止缩减,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打击之重,莫此为甚——因为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它应无须过度倚重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可经由社会正义,改进一般人民的生活质量。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人民于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共产主义体系瓦解前的20年内几乎毫无变化——事实上还时有下降之势。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严重深思的问题,因为同时间在其他多数国家里面,平均预期寿命却在延长(值得一提的是,甚至连古巴,以及一些可以获得数据的亚洲共产党国家,此时都在增长之中)。1969年时,奥地利、芬兰、波兰三国人民,平均可享同样寿数(701岁);但是到了1989年,波兰的预期寿命却比奥芬两国少了4年。也许这表示活着的人比较健康——如人口学家即如此认为——但是那也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继续救活的病人,换到社会主义国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riley1991)。各地的改革人士,包括苏联在内,对此趋势都不免忧心如焚(worldbandas,1990,pp69andworldables,1991,passim)。


就在此时,另有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反映出苏联制度的日趋衰败,即“特权阶级”(nomenkura)一词的出现(此名似乎是通过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字传达西方)。直到那时为止,共产党的干部——即列宁国家的统治系统骨干——在国外一向为人敬重,并享有几分不情愿的艳羡之情。虽然其手下败将的本国反对派,如苏联的托洛茨基派,或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曾指出这支队伍也颇有官僚腐化的潜在危险。不过在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西方一般的看法——尤其是美国——却认为共产主义向全球挺进的秘密法宝正在其中,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系统,及它那完全不容派别歧见、无私无我的干部队伍,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党的“路线”(fainsod,1956;brzezinski,1962;duverger,1927)。


但在另一方面,“特权阶级”一词(这个名词在1980年以前几乎默默无闻,只在苏共行政体系的词汇***现而已),却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那自私自利官僚系统的弱点所在:也就是无能与腐败的混合体。事实上情况也愈来愈明显,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是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的充满了营私舞弊的系统之中进行。


除了匈牙利,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气馁之余,事实上都放弃了认真改革的努力。至于偶有几个企图重拾中央计划经济旧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如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或采用毛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热情取代经济理论(如卡斯特罗),有关它们的后果在此还是少提为妙。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后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滞时期”的称号,原因就在其政权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这个显然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靠无所不在的贪污贿赂,为这部生锈的经济引擎上油润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别提把整部机器换掉——简单多了。将来会怎么样,谁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着让消费者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最不济,不要让他们太不高兴——显然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里,苏联居民可能还觉得日子过得不错,最起码,比起他们记忆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欧洲“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头痛的问题,在于此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不像两战之间的苏联,可以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之外,因此也免疫于当年的“大萧条”。如今它与外界的牵连日重,自然无法逃遁于70年代的经济冲击。欧洲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苏联,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区,竟成为黄金时期之后大危机下的真正牺牲者;而“发达市场经济”虽然也受震荡却终能历经艰难脱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击(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这实在是历史的最大讽刺。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期以前,某些国家如西德、日本,更是一路冲刺毫无半点踉跄。相比之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得面对本身日益棘手的制度问题,同时还得应付外面那个问题丛生且不断在变化的世界;它们自己,则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个中情况,也许可以用国际石油危机的暧昧例子解释。一场危机,改变了1973年后的世界能源市场,论其影响,因正反两面俱在,因此极为暧昧。在全球产油国的卡特尔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力之下,当时极低廉的油价(其实就实际价格而言,自大战以来甚至一路下降),于1973年间几乎猛涨4倍,到了70年代末伊朗革命之后,又再度做三级跳。涨幅之大,实在超出想象:1970年时每桶油价为253美元,到80年代后期,每桶已经高达41美元左右。


一方的石油危机,对另外一方却显然福星高照,其中好处有二: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产油地而言,黑油摇身一变成为黑金,就好像一张保证每周中奖的彩券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数以百万的钞票滚滚而来。一时之间,腰包鼓胀的苏联不但可以省却经济改革的麻烦,也可以靠石油进账支付它向西方日益增多的进口。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苏联输往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由原本占其总出口的不足19%的比例,跃升为32%(sssr,1987p32)。有人认为,就因为忽然有了这股意想不到的财富,才使得勃列日涅夫政权在革命浪潮再度扫遍第三世界的70年代中期,跃跃欲试,意图与美国在国际上一争短长(见第十五章);而也正因如此,使它一头撞进了自杀性的军备竞赛(maksimenko,1991)。


石油危机带来的另外一项机遇,在于不断由亿万富豪产油国(这些国家的人口通常极少)向外奔流出去的油元,如今正在国际银行体系手中,以借款形式存在,等着任何想借钱的人开口。发展中国家当中,鲜有几国抗拒得了这股诱惑,于是纷纷伸手将一笔又一笔的巨款塞进口袋,终于引发了8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债务危机。至于向这股铜臭风屈服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显著者为波兰和匈牙利——这些钱仿佛天赐神助,不但可以用来投资刺激增长,同时也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种种现象却只使得80年代的危机愈发严重,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花钱如流水的波兰又是最佳例证——实在缺乏弹性,根本不具备利用这股资源的能力。为了对付上涨的油价,西欧国家的石油消耗量降低四成(1973-1985年),可是同一时期的东欧,却只减少了两成稍多一点。两者之别,非常分明(kollo,1990p39)。苏联的生产成本猛升,罗马尼亚的油田干涸,能源经济化的利用愈发艰难。到80年代初期,东欧陷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继而造成粮食及制造品的极度短缺(除了如匈牙利这类栽进高筑的债台,通货膨胀愈烈,实质薪金走低的国家之外)。这就是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步入最终证明为其最后10年的时刻,所面临的状况。唯一能够解救这种危机的方法,便是回返斯大林的老路,严格实行中央号令及约束——至少在“中央计划”尚能作用的地方是如此(但是如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中央计划早就不灵了)。这项老法子,在1981-1984年间,倒也起了一些作用,债务普遍降低35%~70%(只有波匈两国例外)。一时之间,仿佛点燃了一种幻觉,认为可以无须进行基本改革,便能重新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却更促成了一场“大跃‘退’,债务危机再现,经济前景愈发黯淡。”(kollo,p41)这就是当戈尔巴乔夫登上领导人宝座时苏联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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