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告终1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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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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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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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8458字


19世纪之际,曾有几个国家——多数是沿北大西洋岸边——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世界上其他非欧系的国家。在这几国的势力范围以内,它们倒不忙着占领并统治臣下之地。却靠政治经济的系统,加上其组织及科技,在各地建立了比直接统治更为优越的无上地位。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不但改变了世界,统治了世界,更成为一种模范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类唯一的模范,凡不愿被时代巨轮扫过或辗死之人,莫不以其为师。1917年后,苏维埃共产主义虽然提供了另一条路,但是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同种性质的典范,不同之处仅在于共产党扬弃了私有企业与自由主义的制度。因此,少数几个国家,在19世纪臣服了世界上众多国家,成为人类共主。而对非西方国家来说,甚至更精确一点,对西方世界北部以外的国家而言,它们在20世纪的一页历史,根本上就决定于其与作为时代共主的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如此依存主调之下,史学家若想从国际角度观察短促二十世纪演变之势,笔下的地理重心,难免出现不对称的情况。然而除此处理方式之外,另无他途。这种做法,绝非认同任何民族甚或种族优越的心态,也不表示史学家赞同那些国家至今不去的自满意识。事实上,本人在此声明,坚决反对汤普森(ephompson)所称,一些先进国家对落后贫穷地区持有的“无比恩惠”的优越态度。可是事实俱在,在短促二十世纪的年代里,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是属于被动的他处衍生(derived),而非主动性的原生自发(original)。各处非资产阶级性质社会中的优秀分子,纷纷模仿西方先进国家开拓的榜样。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视为代表着开创进步的社会。其形式,体现于财富与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于经济及科技的“开发”;而其组织,则立于资本或社会主义的各式变体。除了“西化”、“现代化”,或随便你爱怎么称呼它的名称之外,世界上其实并没有第二个可供实际参考的模式。反之,也只有政治上为了好听,才出现把“落后现象”细分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委婉说法(列宁就曾经迫不及待地将他自己的祖国,与其他“殖民落后国家”划清界限)。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国际外交上便充盈着这一类虚饰的名词(如“未开发”、“发展中”等等)。


达到“发展”目的的实际作业模式,可以与多种不同的信仰意识并行不悖,只要后者不妨碍前者的实行即可。比方发展中国家,如信仰伊斯兰教,不因为《古兰经》未曾认可;或尊奉基督,不由于《圣经》从未允许;更不因为与中古骑士风格相违,或不合于斯拉夫精神,便因此禁止机场的兴建。反之,一国的信仰基调,若不单单在理论上,并且在实际上与“开发”过程大唱反调,其开发结果便注定失败。不怕刀枪入,可令弹头反转去;不管众人对奇门遁甲的神术信得多么人迷多么虔诚,不幸的是,法术神技却从来也没有灵验过。电报电话,可比通灵大师的感应术来得有效多了。


然而如此说法,并非看轻各个社会本身特有的传统、信仰,与意识观念。旧社会在接触“开发”之际,原有的观念或许修正,也可能始终一成不变,但是必将以此为依据对新世界做出价值判断。比方说,不论是传统主义或社会主义,两方都同时看出,在资本式自由主义经济高呼胜利之余——包括政治层面在内——人生道德却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全失,唯一的关系,只剩下亚当·斯密(adamsmih)所谓的人类“交易性格”(propensiyobarer),人人只顾追求个人的满足与利益。就维系道德体系、重整人生秩序而言,就确认“开发”、“进步”造成的毁坏而言,随着船坚炮利、教士商人,以及殖民官吏而带来的新观念,往往不如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或非资本主义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系统来得有价值。因此,后者便动员传统社会的群众,起来对抗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代表的现代化——或者更确切一点,一同对抗将资本或社会主义文化输入的外来侵略者。不过,传统思想的力量有时虽然颇为成功,但是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凡在落后世界发动的自由解放运动,很少有受传统或新派传统意识激起或由其完成者。唯一的例外,只有基拉(khifa)运动在英属印度发起的保王运动(编注:1920-1922年间的伊斯兰教区域性叛乱,旨在反对塞尔夫条约中排除土耳其苏丹一事)。他们要求保留土耳其苏丹的名号,作为世界各地信徒的哈里发(caliph),伊斯兰教国王之意,并主张维持原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的疆界,以及由伊斯兰教徒取得伊斯兰圣地的控制权(holypcesofism),包括巴勒斯坦地区。运动为时虽短,却可能是迫使印度国大党(indiannaionalcongress)采取大规模不合作平民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mliul,1982)。然而在宗教名义下发起的群众动员——“教会”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力,毕竟仍大于世俗“国王”——多属防守姿态。不过偶尔也有宗教大军冲锋陷阵,领头顽强抗敌的情况出现。比如墨西哥的农民,即曾在“基督国王”的大旗之下,奋起抗拒墨西哥革命政教分离的运动(1926-1932年)。在其史官的笔下,农民的壮举化作史诗般的浩荡“基督精兵”(meyer,1973—1979)。除此之外,以原教旨主义者为主力的大规模动员力量,一直到20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方才出现成功的事例——在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间,甚至产生一股回归传统的奇异现象。矛盾的是,新一代所要回归的,若在当年他们有学问的祖父、父亲眼里,却恐怕都是务必扫除的迷信野蛮呢。


与本土传统两相映照,这一切的改革计划,甚至包括其中的政治组织与形态——使依赖他人生存者追求解放,令落后贫穷者奋力进取——所有的灵感理念,全部来自西方:自由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世俗的政教分离主义(securis)、教权主义(clericalism),还有资产阶级社会用以进行公共生活事务的种种形式——报界、公共会议、党派、群众活动。种种新思想、新制度,虽然有时不得不假借社会大众信服的宗教口吻推行,根本上却都出于西方。这种现象,意味着本世纪在第三世界发动改造之人,事实上只限于当地居于少数的优秀人物,有时甚至少到屈指可数的地步——因为在这些地方,莫说处处不见民主政治的制度以及必要的教育知识,甚至连初级的识字程度也只限于极其少数的阶层。印度次大陆地区在独立以前,90%的人口为文盲,认识西方语文(即英文)者更如凤毛麟角——1914年前,3亿人口里,大约只有50万名懂得外文,也就是每600人中仅有1名。即使在教育程度最高的西孟加拉(wesbengal),独立之初(1949-1950年),每10万人口中也只有272名大学生。可是这个数字居然还是北印度心脏地区的5倍之高。然而,这群天之骄子人数虽少,发挥的影响力却极为惊人。英属印度之下最主要的行政区之一孟买(bombaypresidency),到19世纪末,该区38000名祆教男子里面,四分之一以上娴熟英语,难怪个个成为活跃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商、工业家、金融家。而1890-1900年间,经孟买高等法院核准办案资格的百名律师之中,即包括日后独立印度里两名最重要的领袖——圣雄甘地(mohandaskaramchandgandhi,18691948),以及印度独立后的首任副总理帕特尔(valbhaipael)——并有巴基斯坦未来的国父真纳(muhammadaliji


ah)(seal1968,p884misra,1961,p328)。在西方教育之下,这批精英在本国历史上发挥了全方位的作用。作者本人就认识一家人,可以作为充分证明这种现象之一斑。这家人的父亲,是位地主暨业务发达的律师,也是英国统治下有地位的社会人物。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曾在外交界任职,后来并荣膺省长之职。母亲则是印度国大党于1937年间成立的地方政府中的首位女性部会首长。4个孩子均在英国接受教育,3名曾经加入共产党;其中一位日后成为印度陆军总司令,第二位则成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第三位历经一番动荡政治生涯之后,成为甘地夫人政府中一名首长,至于第四名兄弟,则在商界一展身手。


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深受西方洗礼的优秀精英,对于外来价值文化便毫无异议地一切照单全收。外国事物虽同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个人之间的观点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从百分之百的吸收同化,到对西方深刻的不信任,什么情况都有。然而在疑纳之间,却都深信唯有采用西方的新制度及新发明,方能维系本国特有的文明于不坠。各国现代化运动中,推动最有力且最成功的例子,首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然而日本之维新,事实上并不以日本的全盘西化为宗旨,却在保守传统日本的再生。同理,第三世界的维新之士所寄于西方计划意识者,不在其表面的理论文字,却在其本身寄寓的言外文章。因此,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年代里,社会主义(也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很受刚从殖民政权解放的新政府的欢迎。不单单因为反对帝国主义一向是城市左派的主张,更由于苏联的计划性工业化模式深得其心。在它们的眼里,苏联式的计划可以使落后的本国进步。这项目的,远比解放本国大众更为重要——且不管这一国的穷苦阶级,到底该如何定义(见第十二章)。同样地,巴西共产党虽始终矢志于马克思的学说,并主张超越国界的劳工联合;但自1930年以还,强调建设发展的“民族主义”,却成为该党党纲的一项“主要成分”,重视之程度,甚至与劳工利益相冲突也在所不惜(marinsrodrigues,p437)。总而言之,这些一手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领袖人物,不论是有意无意,更不论其目的为何,现代化——即对西方模式的仿效——往往是这些人达到目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


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观念上,与一般同胞百姓有极大的差异,更可见西化扮演地位之重要。大君与贱民之间唯一的共通点,往往只剩下对白人种族主义(即北大西洋白人)的同仇敌忾。但是就这种被歧视的心理而言,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尤以“匹妇”为甚),被洋人歧视的感受反不如上层人士为深——因为下层阶级的小老百姓,在本国社会的身份地位一向就不如人,与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伊斯兰世界,则有共同的信仰维系上下众人——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一律蔑视——不过在其他非宗教性的文化里,就少有信仰共系一国之感情了。